| “我和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孩子安静地平躺在门板上，小身子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安徽省望江县华阳镇派出所所长常星神色悲伤地说。这是1月20日发生在安徽省望江县的一起悲剧。9岁留守儿童小林（化名）在放寒假当天上吊自杀。就在这一天，他听到了母亲今年又不回家过年的消息。这一天，离2014年春节仅仅还有11天。（北京晨报，1月25日） 9岁留守儿童自缢身亡的悲剧，给这个春节添了些许沉重。应该看到，“母亲不回家过年”只是造成留守儿童小林自缢身亡的表层诱因。这起悲剧的背后，是农村留守儿童所面临的不堪的生存环境，包括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比如9岁的留守儿童小林，父母离异多年，且又各自组建了家庭，自己只能跟着外公外婆生活。这种“隔辈”的生活模式，不只因为代沟造成的隔膜而影响了健康成长，父母之爱的严重匮缺除了造成留守儿童在物质生活层面的短板，更对其心理健康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 对于留守儿童幼小的心灵来讲，他们渴望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好玩的玩具，他们贫瘠的心灵更渴望得到父母温馨体贴的关爱，他们更渴望在父母怀里撒娇。退一步讲，即便在外打工的父母无法随时给予他们温馨的贴身关怀，经常打打电话对孩子进行抚慰，也是对这些幼小而敏感的心灵应有的慰藉。然而，这些对于留守儿童来讲，显得那么稀缺，那么可望而不可及。爸妈在哪儿？留守儿童的明天在哪儿？ 留守儿童自缢的悲剧，揭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累累创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的重要序列，城乡二元化的制度梗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人为制造了一条短期内难以逾越的发展鸿沟。城乡二元化不仅造成了社会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分布的不均衡，更在精神文化层面造成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割裂和精神隔膜。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为核心的对农村资源的廉价吸附，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在城与乡这两个待遇迥异的发展平台造成的“马太效应”，城市对农村应有的制度补偿和反哺，则流于一种高高在上的、已然变了味的恩典和赏赐。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农村留守人员显然是这种环境中适应能力和生存质量最差的弱势群体。 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对农村的侵蚀，不仅是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的蚕食，更造成了传统村社秩序的离析。文化秩序和精神格局方面的裂变，对农村的冲击更甚。工业化和现代化吸附青壮劳动力外出谋生活的同时，给农村留下的不仅是日渐抛荒的耕地，更是日渐沧桑的老人，和日渐沉默的孩子。农村社会文化格局被轻易改变，“隔辈抚养”的情形所在多有，留守生活也在不断陵夷的环境中日渐零落不堪。那些关于留守老人独自凋残的冰冷，留守儿童希望破灭的悲凄，在这个快速变化、转换、流光溢彩的时代，显得那么扎眼。 留守儿童自缢身亡的惨剧，只是城乡二元化语境下农村凋零的一个作证而已。进城的呆不住而成为“边缘人”、“夹缝生存者”，留乡的呆不住，无奈成为制度歧视的承受者、社会发展不均衡的承担者。“无人种田”在某些空心村成为现实，“当教师不如当小工”让某些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更加不堪，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生活悲剧更将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呈现给社会，拷问着社会正道人心和公平正义的底线。社会发展转型期，矛盾和问题的凸显，预示了深化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也使人们对此报以更深重的期待和希望。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庙堂承诺，应该同向往美好生活和期待改革红利的民心愿景有机契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