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的胜败与得失取决于什么？(下)

2014-1-29 23:35| 发布者: 玉表| 查看: 954| 评论: 3|原作者: 秋火|来自: 秋火博客

摘要: 任何一场罢工，无论胜败，都会多少有所得。即使失败的罢工，也可能使工人增长集体自信、阶级自我意识、团结乃至组织经验。通这些又会加强工人的阶级意识乃至政治意识，促进工人的组织活动，为条件更有利时把握机遇、争取胜利打下基础。

罢工的胜败与得失取决于什么？（下）

秋火

上一篇同主题文章，我提到“往往只有资本盈利时，工人才可能争取到加薪。……工人的要求如果违反了整个经济(资本主义)变化的需要，即使罢工战斗性组织性再强，也很难成功。”[1]有网友提出批评，其中一个批评是：

“但事实上，经济下滑期，工人反对减薪和裁员的斗争，不是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经济衰弱期也可能在客观形势有利于工人斗争的，而经济上行期，资本家多少都是要增加工资的，即使没有组织化的工人抗争，以便争夺劳动力。”[2]

我并没有把“经济格局和盈利空间”看做绝对的决定性条件，我是说“往往如此”，否则“很难成功”，并不排除个别的特殊情况；但特殊情况究竟如何，需要分析。我希望批评者举例说明：有哪些斗争在经济下滑期也成功了，原因是什么？是否没有工人抗争的压力，资本家在经济上行期也会自动增加工资以便争夺劳动力？能否举例说明？

即使在经济上行期，如果没有工人抗争，资本家也不会增加工资，2010年初广州花都区汽配产业爆发的大范围加薪斗争[3]，正是源于利润大幅增长却不给工人加薪。离开集体抗争，以为“企业好我也好”，是错误的幻想。

某些特殊情形可以反证我的论点：虽然在经济下滑期，也可能有局部的产业复苏，从而给工人斗争的胜利提供基础。美国历史上有名的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大罢工，就是如此。领导这次罢工的美国托派这样分析罢工的背景：“在大萧条的深渊中，失业是如此普遍，工人们失去自信，蜷缩在失业的阴影里不敢轻举妄动。但伴随着产业复苏，工人们重拾信心，并开始夺回在大萧条期间他们被夺走的一切。”[4]

当然，正如我上篇说过的，罢工的胜利是主客观条件共同决定的；而且如果没有之前一次次即使失败的斗争把群众逐渐组织起来、积累经验和力量，工人也很难把握迎面而来的机遇和条件。这就是我上篇最后提到的：“一场罢工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工人就一无所获”，“正是美亚罢工的失败，才激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和组织经验更进一步，没有失败了的美亚大罢工的锻炼洗礼，又如何有后来工人更大的抗争和胜利？”[5]

任何一场罢工，无论胜败，都会多少有所得。即使失败的罢工，也可能使工人增长集体自信、阶级自我意识、团结乃至组织经验。通过集体行动，工人能够抛弃对资本家的轻信和幻想，在罢工中看清各方面的真面目，鉴别和利用管理层的分化，利用媒体或自主发声，甚至有机会看到政府如何站在资本家一边打压工人，从而产生政治觉悟。这些又会加强工人的阶级意识乃至政治意识，促进工人的组织活动，为条件更有利时把握机遇、争取胜利打下基础。

我上篇着重谈论的1934年上海美亚绸厂罢工，虽然遭到惨败，但工人却有重要收获。我说过，美亚绸厂罢工的失败，与“资产阶级的团结”——政府与资本家一致打压工人有很大关系，这样就使得许多工人走向激进化。工人开始认识到，政府是站在资本家一边的，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工人认识到不仅要进行反抗资本家的维权斗争，更要进行反抗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一位积极参加了1934年美亚罢工的丝织女工认为，这次罢工是她的人生转折点，最终导致她加入共产党。她回忆道：“我参加美亚罢工时还很年轻，也很天真，但是经过这场罢工，我懂得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认识到工人必须斗争，必须罢工。这就是那场罢工带给我的深刻教训。”[6]数年之后，共产主义工人主导了上海丝织业罢工运动。共产主义织工王文华创作了揭露资本主义通货膨胀的工人戏剧，激励着战后上海工人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大规模群众斗争；“至1947年末，在上海织工中，已经活跃着数百名像王文华这样的共产党员”[7]。最后，“在那些导致国民党政权被推翻的岁月里，丝织工人发出了激扬的呼声——常常是站在革命事业的角度上”[8]。

上篇我提到过，美亚罢工引起了一个重大变化：各派政治势力纷纷跑到工人中发展组织；这又奇妙地成为促发两年后工运复兴的因素之一[9]。这些势力中既有共产党、托派，也有国民党各派势力甚至有准法西斯组织蓝衣社，各色政治势力包括乌七八糟的牛鬼蛇神介入和利用工运，各派势力都力图用工人的语言笼络工人，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正是在这种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工人也能学会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立足工人自我组织、追求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反对资本主义和劳资合作的革命先锋队伍，从而把工人斗争的积极分子、组织和经验，掌握在工人自己人手中，为工人的解放奋斗。

这样一来，衡量罢工的得失，不能只看成败和物质利益，还要看多大程度促进了工人的觉悟、增进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但是，如果完全脱离罢工的胜败得失，或者说完全脱离工人的切身利益，去考虑用罢工促进阶级斗争，往往对工人不利。对此，深圳的毛派工运活动家石秋近年来有所反思，开始有更为成熟的考虑，他向工人指出：“组织罢工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一般我们不推荐积极工友盲目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提出发动罢工需要几个条件：工友普遍不满并想改变现状、部分工友有积极想法、工友比较普遍地想要保护自己和相互保护[10]。这样说是对的，也是许多不了解工人现实、热心支持工运的人欠缺考虑的。如果不合时宜地鼓动工人罢工，甚至只为证明鼓动者的“政治立场正确”，往轻了说，是典型的政治幼稚病；往重了说，与利用工运搏出位的政客有什么区别？

三年多前我撰文主张罢工自由，批评“中国工人罢工已经很自由了”的天真的左翼论调时，专门分析过“罢工的多重风险压力”，劝告读者虚心学习改良主义工运高参常凯的话：

“需要具体分析工人为何选择罢工。对于工人而言，发起罢工或者参加罢工，绝不是一种轻率的举动，而是反复斟酌痛下决心才决定的。罢工对于工人而言，是一个风险成本非常高的举动。在目前我国法制建设很不健全的情况下，罢工的最后结局谁也无法预料。参与罢工将会面临多重风险，这些风险包括经济风险，可能会停发工资、解除合同；政治风险，可能会被冠以‘不安定因素’、‘破坏稳定’；刑事风险，可能会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如果工人发起和参加罢工，一定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最后的抉择。就是说，他们是在其实现合理要求的所有救济途径都已经被堵死的情况下的选择，如果能有其他途径可以解决问题他们绝不会出此下策。”[11]

不过话说回来，石秋在那样说时并不能让工人满意，因为他是在回答一个想发动罢工反对资本家在车间安装摄像头的积极工友，但石秋那篇文章却没有正面回答工友：资本家装摄像头监控工人，工人该怎么办？至于是否罢工，那只是对一种斗争形式的探讨[12]。如果石秋对那位积极工友只说不推荐罢工及理由，却不谈“那应该怎么办”，容易让人觉得在给工人泼冷水，甚至有帮老板维稳之嫌。无论如何，工人应该抗争，当然不一定马上罢工，可以先发动联名抗议、同时酝酿某种集体行动。哪怕斗争不一定立即获胜，工人也应当往团结反抗的方向努力。

从本文的初步论述，可以继续思考：罢工如何才能取胜、赢得更多，使工人的斗争更有成效。关键是在今天支持和帮助工人行动，更要回顾过去一切重大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罢工能够成为伟大的阶级斗争的起点。正如俄国工人革命家列宁在一百多前所说：

“总之，罢工教会了工人要联合起来，罢工告诉他们，工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罢工教会工人考虑整个工人阶级反对整个厂主阶级和反对专制警察政府的斗争。正因为这样，革命者才把罢工叫作‘战争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工人学习对敌人进行战争，争取把全体人民和全体劳动者从官吏和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13]

写完于1月28日，2014

[1]秋火：《罢工的胜败与得失取决于什么？（上）》，2013年11月30日

[2]赤旗网友在2013-12-2 14:48的评论，见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4325的跟贴

[3]这次鲜为人知的自发罢工潮大多取得成功，由此激励了后来著名的广州南海本田汽车厂罢工提出“加薪800”的大胆口号，并带动起了本田系列工潮，乃至全国工潮。

[4]见美国托派工人革命家詹姆斯·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一个参加者的报告》第八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annon/1944/index.htm

（网上暂未完成翻译上传。引用段落的中译者为姜晴信）

[5]秋火：《罢工的胜败与得失取决于什么？（上）》，2013年11月30日

[6][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八章第九节“1934年美亚绸厂罢工”

[7][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八章第十一节“共产党的复活”

[8]同上引

[9]秋火：《罢工的胜败与得失取决于什么？（上）》，2013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