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工三权”与中国工人斗争

关于“劳工三权”与中国工人斗争

远航一号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工人阶级有着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与社会主义历史有着联系的、主要是在国有经济部门工作或者从国有经济部门下岗的城市工人阶级，俗称“老工人”。二是与社会主义历史没有联系，从一开始就是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以雇佣劳动的形式被剥削，在农村出生并成长或者原籍农村的新生的工人阶级队伍，俗称“农民工”，近年来又多被称为“新工人”。

            老工人与新工人，在阶级斗争的历史、特点以及阶级觉悟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别。昨天在我们这里听了政治学系一位老师的报告。她根据公安部的数据，查到2003年至2010年间全国共有500多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其中三分之一发生在国有部门。国有部门群体性事件中，约一半是工人为了反对私有化而展开的斗争，另外四分之一是工人为了反对下岗、买断等由私有化造成的恶果而展开的斗争。以通钢工人斗争为例，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有着鲜明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向往社会主义的特点，其领袖人物往往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

            新工人的斗争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主要特点，仍然是经济斗争，即直接争取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并减少、限制资本家剥削的斗争。目前新工人的斗争，除了工人自发的组织以外，马列毛积极分子、马列托积极分子以及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参加。大批青年左派同志，对新工人抱以厚望，试图在新工人工作中发掘未来工人革命的种子。

            在参与新工人工作的毛派、托派和改良派积极分子中，一个似为普遍的共识，是认为争取所谓“劳工三权”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当务之急。

            我查了一下维基百科，所谓“劳工三权”，指的是自由结社权（即组织工会的权利）、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据说，1935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的《全国劳动关系法案》是最早包含了这三个权利的法律之一。

            从这个历史背景来看，所谓“劳工三权”是二十世纪中叶，西方资产阶级面对工人阶级斗争风起云涌以及新兴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威胁，在资本主义制度风雨飘摇之际，不得不对工人阶级让步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劳工三权，无疑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也确实为西方工人阶级后来物质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现在的问题是，当前的世界历史情况已经炯然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历史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虽然风雨飘摇，但是气数未尽，仍然有巨大的社会改良的空间。而目前的形势是，新自由主义的反动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各国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回心转意，重走改良主义老路的迹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各国资产阶级反而加紧了向工人阶级的进攻，试图靠牺牲工人阶级的办法来改善个别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以劳工三权作为中国工人运动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目标，是否还有过去那样的进步意义，还是适得其反？

            所谓“权”，是一个法律术语，指的是政府以及他人不得干预权利人从事某事的自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权”是由资产阶级法律确认并保障的。法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对现实存在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的确认。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稳定下来以后，就由法律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并通过资产阶级的司法机构来执行，从而保障阶级冲突按照一定的“规则”来进行，避免冲突各方因为对力量对比的“误判”而导致不必要的损失。这就是资产阶级“法治”在阶级斗争中的实际意义。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中，一般来说，资产阶级法律的文字表述与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是比较符合的。但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中，二者往往会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个时候，决定阶级斗争实际结果的往往是当时当地冲突各方实际的力量对比，资产阶级法律的作用就比较次要。

            就中国工人目前斗争的实际来说，一方面，凡是在工人实际力量允许的地方，工人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劳工三权”，包括大量的罢工以及在个别的情况下争取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工会。另一方面，在力争资产阶级法律确认并保护“劳工三权”方面，即力争资产阶级国家在表面上在劳、资双方之间保持“公正”（其实际意义就是不出动警察镇压罢工以及不迫害罢工或工会领导人），则是中国现实政治条件所不允许的，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人现阶段的直接的、实际的斗争目标。

            这种情况，在未来一个时期，在整个的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恐怕不会发生改变。现在的问题是，当这种“正常发展”时期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在未来中国工人运动高潮以及革命高潮来临的时候，革命社会主义的各个政治派别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首先，在老工人方面，完全有可能将清算私有化提上政治日程。这种要求，可能会与更广泛的、群众性的反腐败斗争汇合在一起。当关键行业的国有工人阶级起来斗争的时候，资产阶级统治就有可能瘫痪。当出现全国总罢工、总示威的形势的时候，在各个地方就可能产生大批的类似苏维埃以及革命委员会那样的人民革命政权。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劳工三权”才会有现实的政治的可行性。然而，一旦出现了工人运动高潮和革命高潮，“劳工三权”的普遍实行就不可避免地要全面侵犯到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那种认为，未来的革命可以只侵犯官僚而不侵犯资产阶级利益的想法，是十分天真和有害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十分狭隘的。薄熙来就是因为侵犯到了一小部分资产阶级的一小部分利益，就被资产阶级视为仇敌。

            “劳工三权”作为一种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权利”，它所赖以实现的条件是，一方面，工人阶级有一定的力量，可以迫使资产阶级做出一定的让步；另一方面，这种让步不至于妨碍资本积累，不至于危害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但是在当前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劳工三权”的普遍实施（并由国家在法律上加以确认并保护）恰恰是有可能威胁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是以剥削廉价劳动力为特点的出口制造加工业。而在革命形势来临的时候，“劳工三权”的普遍实施就更加可能动摇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

            未来的地方革命政权会面临着很实际也很严峻的问题。一方面，当地的工人阶级将要求实现“劳工三权”以及其它各项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当地的资本家势必疯狂反对，并且以撤资、迁厂乃至公然抗税相威胁。革命一旦起来，就不能停止下来。不进则退。或者，革命向资本家投降，拒绝工人阶级并向工人阶级进攻。或者，革命就必须向前发展，而要向前发展，就必须侵犯资本家越来越多的利益，并镇压资本家的反抗。

            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关于“劳工三权”的宣传和教育，必须要保持主动，要为未来的发展留有充分的余地，不要给工人阶级套上精神的枷锁。

            所谓“劳工三权”的问题，在老工人斗争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老工人领袖人物的较高的阶级觉悟，另一方面是因为老工人从现实斗争中不断地了解到、学习到决定斗争胜负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法律条文，而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各自的力量以及组织程度。而在争取扩大自己的力量与组织方面，老工人也认识到，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依靠、不幻想资产阶级法律的“保护”。

            目前，在新工人中，阶级觉悟也在增长。在现实斗争中，工人阶级已经在实践着罢工，实践着局部的、暂时的、间歇性的组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争取“劳工三权”的斗争是中国工人阶级成长的一部分，起着阶级觉悟催化剂的作用。但是，也有这样一种危险，那就是，目前参与工人斗争的一些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托派积极分子和毛派积极分子，在新工人尤其是他们的领袖中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中国工人可以“像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劳工三权”的保护下进行和平、合法的斗争。

            且不说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绝不是什么和平、合法的斗争，仅就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实际来说，不可能出现那样一个稳定的、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可以允许工人运动稳步发展，而又不危害中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最大的危险是，中国的新工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使命缺乏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在革命高潮来临的时候，不能够给与老工人以及工人阶级中较有觉悟部分以必要的支持。这样，不仅会使革命失败，新工人也会失去“劳工三权”以及其它一切东西。

            为了克服这种危险，最主要的就是要在目前阶段努力减少乃至彻底消除老工人与新工人之间的分裂。消除这种分裂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要让新工人了解老工人的历史，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了解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历史。要向新工人灌输这样的观念，中国工人阶级有着伟大、光荣的历史，曾经掌握过自己的命运并成为社会的主人。目前的失败是暂时的。老工人的过去，就是新工人的未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暂时忽略一些历史细节也是可以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各种经验教训）。

            一个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阶级没有自信的阶级是永远也站不起来的。 如果一个阶级，只知道外国的一切都好，美国比我们强，欧洲比我们强，韩国台湾也比我们强，那么这个阶级除了企盼来自外部的强大势力同情自己、挽救自己以外，是不会真正有所作为的。真正有所作为的阶级必须是有历史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是有历史的，而且是光荣的历史。

            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反动派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来诋毁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抹煞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并玷污他们的领袖。凡是站在革命社会主义立场上的同志，都有义务来反对反动派的阴谋、挫败反动派的阴谋。这个斗争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斗争是可以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