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元旦，《求是》杂志发表了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的部分讲话，其中指出：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向来嗅觉灵敏的美国《纽约时报》，随即在1月4日发表文章曰《中国领导人抨击西方文化》，认为“这篇署名文章给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划出明确界限，字里行间无不表明双方在进行一场不断升级的战争。”此文特别引用了上面这段论述，由此可见这段论述鲜明的针对性，切中了要害。 返顾胡总书记“接班”近十年来，这类“警钟”没有少敲，也总是苦口婆心要人们居安思危，怀有忧患意识，又确实采取了不少防范和应对措施，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有关决定就是。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见得“有力”，收效也甚微，如胡总书记所说：“文化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末根本扭转。” 这是什么道理呢？ “警钟”为什么失灵？ （二）
“警钟”之所以失灵，正是因为其缺乏应有的质地，并且没有敲在点子上。
这里指的是党的指导思想。 在上述讲话中，胡总书记如多年来一贯地强调：“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们记得，1993年，他在纪念毛主席百年诞辰时，曾经庄重宣告：“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上述讲话中，他也提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这一点的至关重要性，用毛主席建国前夕的一段话，就足以说明：“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但是，和多年来一样，胡总书记在上述讲话中，却又特别强调：“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有马克思主义常识者皆知，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老百姓戏称的“邓三科”，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绝不是“一脉相承”的，更不是相互对等的，而是非此即彼、根本对立的“两股道上跑的车”。想用它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造成人们思想混乱涣散，“没有灵魂”，“不思考”，从而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夺取意识形态领域阵地打开通道。多年来，众多老同志带头对此揭露批判，不屈不挠地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而“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的“新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十分正确的，并且正在不断促进这种斗争广泛深入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胡总书记把两者混为一谈，又突出强调“邓三科”的指导意义，其所谓“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岂非“北辕南辙，非惟不得，益相远也”？ 早在55年前，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主席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中，高瞻远瞩地、周详具体地论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说道：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即便邓小平，当年不也有过众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现在不在纪念他“南巡”20周年吗？当时，他在讲话中就说过：“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斗。这就不能让了。” 但是，多少年来，有关中央领导，有关领导部门，为什么独独对这些讳莫如深，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借口确曾有过的“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乃至严重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连最起码的思想斗争都弃绝得一干二净了？相反，凡是进行了这种斗争的同志，如巍巍他们，凡是进行了这种斗争的报刊，如《中流》《真理的追求》，都被视为“极左”，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非欲置之死地而后为快。在这种颠倒乾坤的情况下，那种大而化之、有气无力的“警钟”声，谁个会把它当作一回事呢？ 这样，如上海交通大学陈锡喜教授所说：“当前在诸多的思想、文化和学术理论活动当中，马克思主义没有掌握它应有的话语主导权。在意识形态里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现象也依然存在。”（2011年12月1日社会科学报）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国际敌对势力当也更能洞悉虚实，“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了。 （三） 自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以“邓三科”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后，中国人就被解除了战无不胜的思想武装，在精神上重新沦落于被动，失魂落魄，不战而败，始终处于无力防范，无能应对，受制于人，听任欺凌的屈辱境地。这不正是我们面对着的无情现实吗？
要害并不在国际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并不在于其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这是从来就有，从不止息的，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经验证明，凭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完全可以战而胜之的。 要害正是在于号称“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战略图谋和渗透，投其所好，主动迎合，自动放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弃绝反帝反修、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远大无产阶级革命理想，还妄图与帝国主义者“同舟共济”“携手并进”，“建设性合作”建立什么“和谐世界”。 这不也是明摆着的事实吗？ 去年10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王朝柱《我写<辛亥革命>》一文，明白宣告：他写电视剧《辛亥革命》，就是针对这些年来“大行其道”的“告别革命论”的。 但是，恰正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一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的社评，竟公然以《纪念辛亥百年，告别革命情结》为题，招摇过市。说什么：“这一百年，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革命，无论左的还是右的，都对革命精神充满了崇拜。我们很少去想，有些变革只有革命才能完成，但也有很多进步只有在远离革命的时代才能实现。”“我们能否用今天的和平把祖国带向真正的民主和繁荣，而不是在今后的某一天轻率制造一场新革命，把中国历史赶进革命的循环中不可自拔，这就要看我们当代人智慧和悟性了。” 这等论说，实在是骇人听闻。要知道，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胡总书记宣告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环球时报也一直在鼓吹这个“革命”，但在这里岂非被弃若敝屣了？如此“言不根道义，信口开阖”，真不知他们自己信不信哩。 尽管如此，我们对之却不能等闲视之。需知，环球时报社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主流社会的声音”。由这篇社评可见，否定革命，害怕“新革命”，“告别革命”，这些年来，在“主流社会”早已约定成俗，无所忌惮，现时要公开向非主流社会高调宣扬这等主张了。这里，当然是不包括“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新的伟大革命”，远未到位，方兴未艾，愿景美妙着哩。 去年第10期《炎黄春秋》关于某个座谈会的综述，就补充了这个信息。这个有众多“主流社会”精英参与的座谈会，众口一词地宣称：“我们应该坚持《决议》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对‘文革’一定要批判、根本否定的态度。”“《决议》最大的价值，是它否定了实施多年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可不是吗？去年6月问世的，标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90年”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大事记》一书，此前就作了示范。此书“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七五年间的指示、报告、讲话、谈话、文章、批示、信件、题词、改稿等历史文献中，选取主要思想理论观点编写而成。……首条为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二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末条为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及概括。”在全书洋洋60万言中，除1973年6月7日陈云谈话中有“文化大革命”这五个字外，1966年至1975年这十年的大事记中，竟然使其消失得无影无踪。其所记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约周恩来谈话中，记了“谈到经济问题时指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把这次谈话中涉及的最主要内容，即理论问题，又删除得一干二净。丧尽良知、糊弄视听到这等荒谬地步的这本《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大事记》，竞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啊！ 无独有偶。同年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马克思主义名家文库”中，有大名鼎鼎的石仲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书。此书也是60多万字，辟有专章论述“文化大革命的迷误”。其主要论点有： “‘继续革命理论’，在总体上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在理论上，它严重混淆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已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社会，混淆了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的原则界限。列宁说过：‘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确切地知道，他们是把还有阶级的时期和已经没有阶级的时期非常严格地区别开来的。ˊ这里讲的阶级是指剥削阶级。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继续革命理论’将马列著作中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原封不动地搬到社会主义社会中来，作为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的依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应该得到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得到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由此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等等。这些观点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错误的教条化理解和方法论的严重背离。说它不符合中国实际，因为它是建立在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严重错误估计基础上的。不能说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不存在消极腐败现象，但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需要作出恰当的实事求是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而绝不应该采取不惜摧毁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那样做的结果，根本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只能造成社会主义制度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历史的倒退，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惨痛的灾难。因此，这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彻底否定。” 有经验者一目了然：这种论述完全是罔顾历史事实，无视中国实际，挑战马列主义，践踏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了此等地步，着实令人叹为观止。至于用此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严重后果，路人皆知。 （四）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两千多年前屈原所言，竟至今尤烈。 自从“邓三科”被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以来，诸如上述的，以及等而下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层出不穷，林林总总，大大小小，难以胜数。它们铺天盖地般地充塞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成了“主旋律”，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而且，多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在互相竞逐，比着谁的调门最新最高，谁的大作最能畅销，使事情变得越发不可收拾。 这方面，条件所限，笔者所知浅薄。就近时所见，至少有以下几例值得认真注意。 其一，去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一篇文章，竟称《“以人为本”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 其二，也是该报，去年11月28日发表该校一位博士生导师写的《苏联剧变的根源》一文，劈头就断言：“人们总是追问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源在哪里。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苏共在执政的74年时间里没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所声称的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新制度实质上是在倒退，苏共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违背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如此判断，在中国共产党内看来确属“创新”。“不破不立”。紧接着《学习时报》于今年1月9日，发表了上文作者另一篇大作：《结束冷战是戈尔巴乔夫的主动选择》。作者声称：“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在迅速发展，世界经济被分割成两部分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各国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都在加深，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的文明成果得到了更好的交流。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建立国际新秩序、新安全观、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等正在变成实践。结束冷战，消除战争的威胁，可以说是戈尔巴乔夫的一大功劳，应该予以肯定。” 其三，以前我提到过的那位“革命者”，“老党员”，“善于从世界背景看中国问题的学者”，去年在《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和平与发展问题十讲》。在该刊11期上此文（之三）中， 他重申：“我在1986年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把问题挑明了，说现在已经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他强调：“我在这次会议上说，我国的落后是吃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亏。这本书早已过时，而且其中的一些论断当时就不正确。我说，现在早已不是战争与革命时代，必须改变对时代的判断。”据他看来，“现实世界的发展，总趋势是军事上缓和，社会发展趋同。”“各国在逐步共同对全球事务负责。……奥巴马和胡锦涛会谈，就拉中国共同承担国际责任。”“按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是可能的。” 其四，因其“新觉醒”而久负盛名的郑必坚，生怕别人忘记了什么吧？在去年12月17日的一个主旨演讲中，又一次提醒听众：“作为一个观察者、研究者，我在本世纪初提出中国崛起即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那时我说，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和平崛起，而中国崛起给世界持续带来的是机遇和市场，是互利和共赢。从2004年起，我又提出，中国要在努力搞好自身建设包括国防建设的基础上，全方位地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逐步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中国有一句老话：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本人很喜欢这句话。”去年12月27日的环球时报也正是以此句为题，发表了这个演讲的要点。 （五） 综上所述可见，自从中国共产党“改弦易辙”，以“邓三科”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已经没有了主心骨，失去了准绳，混乱不堪。虽然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件，也时不时还提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谁都清楚，这只不过是应付门面的虚饰，完全不能当真。
这样，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实际上却是空前未见的内里蛀空，不堪一击。由于背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到了零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不要说根本无力防范和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进攻，而且全然是自己在哪里拱手出卖“话语权”，出让阵地，有意无意地成了他们的内应。 看看上面那些“主流社会”精英们的高论，就足以证明了：胡总书记说“警钟长鸣”，但中共中央直属领导部门都不听，不信，不照之行事，而且自说自话，自行其事，与其唱起了对台戏，更不用说其他了。 要想在这等情况下，按照这种路子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岂不是缘木求鱼，水中捞月？ 行文止此，不由得想起老舍所著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主人公之一的瑞宣的想法：“他知道，他不应当以勇敢或怯弱批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做爱和平的文化。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在天安门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不，他似乎连那个文化也不应该责备。难道喜爱和平是错误码？他说不清，心中憋闷的慌。” 70多年过去，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番思索，不仍是值得我们好生倾听和认真思考的“警钟”声吗？ （201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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