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在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文联主席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作协主席沈雁冰作了题为《良好的开端》的发言；中宣部副部长、作协副主席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这3个发言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3位发言人从不同角度阐明、发挥了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提出了开展讨论批判的建议。 联席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议第一条就是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 后来参加讨论会的作家、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文艺工作者以及文艺、学术刊物的编辑将近100人。讨论会一直延续到1955年3月，先后一共举行了21次会议。 从批评俞平伯转向批判胡适，正如历史学家嵇文甫所解释的那样： “随着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已经在全国展开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而它的锋芒就逐渐从俞平伯转向胡适。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完全继承着胡适的传统。‘擒贼先擒王’，几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如果要找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胡适这个人在研究‘学问’上涉及面很广。他提供了一种方法——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好像在哪一个学术部门都用得上。因此，现在在各种学术部门都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的确，从五四运动以后几十年来欧美资产阶级文化先后输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适从美国杜威那里贩来的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最早向胡适的实用主义开火的是李大钊。以后30年来，马克思主义者与胡适的实用主义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着。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些人尽管在政治上唾弃了胡适的反动行为，却依然迷恋他的实用主义治学方法。因此，认清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危害性，清除他的流毒和影响，将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马克思主义牢固地占领思想、文化等各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 于是在12月间，各高等学校举行各种讨论会、座谈会和批评会；全国省、市级以上的报纸和学术刊物发表了几百篇批判文章。 艾思奇、胡绳、任继愈、孙定国、金岳霖、张世英等哲学界人士集中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的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论、实用主义的唯心史观、实用主义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批判者认为，胡适用实用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用改良主义对抗社会革命论，用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胡适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可知性。 李达、侯外庐、王若水、曾文经、汪子嵩、孙思白等人系统地剖析胡适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认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五四”以后，一贯致力于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抗拒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胡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产物，是美国帝国主义所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他是彻头彻尾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 范文澜、黎澍、嵇文甫、周一良等史学界人士，以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着重批判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认为胡适的所谓“科学的方法”是反历史的、反科学的。 何其芳、游国恩、刘绶松、蔡仪、王瑶、余冠英、陆侃如、冯沅君等文学界人士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和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考证，指责他歪曲中国文学史，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制造混乱；认为他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祖国文学遗产——根本取消“文言的文学”的价值，否定了一些最杰出的作家，降低了一些优秀的古典文学的评价；一味崇拜西方文化，主张“全盘西化”。 罗尔纲、罗根泽、周汝昌、冯友兰、贺麟、李长之、吴景超、向达、陈友松等在解放前同胡适有过交往、受胡适思想的观点和治学方法影响深入的文化学术界的这些老前辈，也纷纷撰文，一面批判胡适思想，一面检讨自己。贺麟在他的文章中，非常严厉地批判了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还顺便牵涉到梁漱溟早年的唯心主义思想，同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向敌对思想作斗争，同时，就是对自己思想的一种改造；批判别人，同时，也是自己照一下镜子。批判别人的反动唯心论思想，也就是自己要和自己过去的反动唯心论思想划清界限的一个表现形式。” 再说12月11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举行第2次会谈。他在会谈中说： “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现在世界上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讲讲算了，另一种是要具体实现。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他们是讲讲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处，它们就不干了。我们不是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吴努见毛泽东如此说，便当着毛泽东的面，对中缅边境的一些纠纷发了一大通牢骚。周恩来在一旁沉思不语。毛泽东则平静地说： “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部事务，既不会利用邻国的共产党去干涉那个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利用华侨去干涉居留国的内政。对缅甸是如此，对泰国也是如此。 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人，但是它同另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说到这里，他将手中的烟掐灭，挥了一下手，加重语气说：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不应该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都应当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应该是平等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我们同缅甸已经有了5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再看5年，再进行5年的共处和合作，来看看我们究竟是讲讲算了，还是要真正实行的。以后，我们两国之间还会发生一些问题，互相之间还会有些怀疑和不满的地方，希望我们互相都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关系更好，使我们的合作更发展。” 吴努说： “坦率地说，过去我们是不敢有什么话都讲出来的，怕的是我们会被误认为英国、美国的走狗。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互相见面了以后，互相进行了讨论和有了了解以后，我们就不怕有话直说了。这是我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 会谈结束后，吴努的同僚说吴努在会谈中关于中缅边境纠纷的一大通牢骚，是对毛泽东的直接冲撞，会对他不利。吴努闻言，心中很是不安。 第二天，吴努离京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周恩来陪同他一起去北京机场，吴努非常诚恳地问道： “周总理，我昨晚那样对待毛主席，是不是不妥？” “吴努总理，”周恩来说：“你和我是经常见面的，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不必对毛主席说。” “我很抱歉。” “没关系。”周恩来热情地说：“不必过虑。” 12月17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章士钊在12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安排七七事变时任宛平县县长并担任中日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王冷斋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惠书敬悉。某君事因有些人不同意，故未能提名。此复。” 后来王冷斋成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2月18日，毛泽东复信给毛泽荣，他写道： 胜五弟： 你的信收到了。你要求明年4月再来北京一次，我认为可以。还有毛仙梅想来，你可和他一道来。在京住一个月回家。寄上人民币200万元（旧币——笔者注），以助日用。 顺问 近安 毛泽东 12月19日，毛泽东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几十个人座谈政协工作，他在谈话中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的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作了说明，他说： “主要的问题是政协的性质问题，是国家机关还是人民团体？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的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 毛泽东针对有人曾经提出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这一说法，明确说道： “不能这样看。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要区别各有各的职权。”“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 毛泽东提出政协有5项任务：第一是协商国际问题。第二是商量候选人问题。第三是提意见。第四是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第五是自愿的学习马列主义。 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说： “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 他最后还对身边党内的负责人说： “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要运用统一战线的武器。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但还要懂得去运用在此基础上的广泛的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样，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清一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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