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筱才：浮夸与打折——统计政治中的两种策略 我是一个做经验研究的学者，这一二十年来一直在看材料，在各地做调研，收集整理各种资料，在这基础上我们会写一些比较实证性的论文。我最近在研究公私合营，就是中共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也涉及“三反”、“五反”、“四清”及“文革”等，我们学生的论文也会涉及一些其他的主题。在分析资料、思考问题的时候，我曾经就觉得“统计”是一个极重要的议题，这主要指数字的问题。在20世纪中国，有两个东西非常重要：一个是概念，一个是数字，它们决定了20世纪中国，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演化的基本线索。我们的研究也是想找到一些潜在的线索，以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化。从数字入手，也许是一种可能的途径。1949年以后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或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那么，这些数字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些数字，或统计究竟是怎么操作的，都值得深究。中国人经常会提到“指标”一词，那么，指标又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这个指标政治和整个中共政治经济学又有着怎样的互动？上下的实践如何？高层是怎么想的？基层是怎么做的？双方又是怎么样呼应？基层又会渐渐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要了解这个过程，我们肯定要看很具体的东西，才能真正来讨论。 在讨论到数字或指标、统计等问题时，我们经常会想到浮夸。浮夸可能是整个指标政治的内在缺陷所带来的，有指标可能就要出现浮夸。为什么呢？这就涉及指标制定的程序与成本。因为指标制定如果是建立在从下到上、全面规范的统计基础之上，那么制度跟技术成本要跟上才行，然而，这一点在实践中很难做到。指标生产常常是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进行的，这种生产与当局的政治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所谓浮夸实际上是压力与需求所带来的。同时，如果指标是从上到下以行政命令推行，上下之间便存在博弈，若下级老完不成指标任务，高层有时就会让指标加码，加码就会出现浮夸。这种浮夸，不是从“大跃进”时期开始的，其实很早就出现了，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中共政治实践。当时地方党的报告中，这个看得非常清楚，很多数字指标都有浮夸现象。 也许玩数字的政治出现浮夸很正常，但问题是怎么去善后。对上级来说，数字指标总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去执行、去完成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按照浮夸指标去做的话，可能很少有人能完成，所以说，指标往往就面临打折。这个打折就包括各种各样的形式，有时候在质量方面增加水分，有时候实际执行的数量指标会减少。我们似乎都觉得“大跃进”时期所谓“浮夸风”，是地方干部故意隐瞒实情，追求浮夸成绩，好像是他们自己的偏好一样。我想这一定不是下面的干部故意要这么做，背后是有制度性诱因的。也许可以叫做“潜制度习惯”吧，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规则，而非一个公开的制度。大家都是这么玩的，玩着玩着大家就形成了一种习惯。 这么讲，是与我们实证研究经验有关。我们的做法有几个特点。首先，我们强调讨论一定要回到历史情境中，就是说，你要回到日常的政治实践中去考虑，不要空讲，这是我们的做法。只有回到历史情境与政治实践，我们才能了解那个时代。当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全面的与这个历史议题相关的材料，包括原始档案以及各种出版物，还有私稿，就是历史当事人所写的工作笔记、日记、交代材料，我们要尽量作口述。所以研究起来是不容易的，要花大量功夫，否则浮光掠影地讲，不是专业人士应该有的态度。如果我们把自己定位为历史研究者，那么我们每一个看法、每一个判断都需要从材料中得来。当然，材料也有可能是假的，档案都有可能是虚假的陈述。材料都有可能是作伪的，数据也可以作伪，因此历史材料需要进行专业解读。你要研究那个时代或那个问题，必须先要读懂那些材料，弄清楚上面写的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是需要专业技能的。如果没有专业知识，研究者就容易跟着材料话语走。我们甚至选择一些档案对某一个既有的结论作选择性的解释。我们不但要具备专业技能，还要有专业操守，总之这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 在这一前提下面，我们要做的工作，不是去做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好或者不好，去表扬、捍卫或批判、攻击。我们希望能够探讨一些潜在的结构与机制，然后去做比较理性的分析。比如统计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就是简单地从数字上去争论，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构机制是什么，这是我自己的研究立场。讲到指标与浮夸的问题，这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整个统计制度有关，与具体实践有关。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个人建议可以读读1959年国家统计局编的《统计文件资料汇编》。这种资料非常有用，你可以通过它，大致了解统计制度是怎么运作的，问题在哪里。 当然更重要的是，你要回到档案里面去，去看统计局、统计员以及其他相关机构、人员，他们是怎么做的。另外，还要进行大面积的田野搜集乃至口述访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明白那些统计数字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一定要回到实际中去看这些东西，不回到实际就没有办法讨论这些问题。如指标的形成，是从下到上建立在一个全面、科学、理性的统计调查基础上，还是从上到下拍脑袋想出来的，或者说根据他们所面临的实际压力制造出来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一个计划经济理想的模型来说，制订指标，首先要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全面的掌握，包括土地面积、产量、生产率等，但实际操作起来完全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出现浮夸，我想有几点可以考虑。首先就是制度和技术的问题。从下面的顺口溜可看出一些端倪，这是从1958年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改革农村统计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中找到的：“干部把数要，村里赶快造，抬头看房梁，张口把数报，要问准不准，只有天知道。”这种现象在基层是非常普遍的，中央当时把这个叫做教条主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在统计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地方基层干部要花绝大部分时间来应付数字生产，由于他们根本没办法按程序去搞清楚，从技术上也难以做到，所以只能瞎报。所以说，浮夸是与整个指标生产机制有关的。 其次，浮夸也与从上到下的压力传递有关。从高层来讲，中共领袖面临很大的压力，一方面是所谓社会主义阵营跟资本主义阵营竞争的问题，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竞争。在不同的时候，高层实际上还面临很多其他具体的竞争，如国内经济形势、战争的影响等等。比如中国一介入朝鲜战争，整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形势逼人，有时非理性的政策生产也是一步步被逼到那个地步。我是比较反对把阴谋论作普遍的解释。例如讲他就是要怎么样，实情可能不是那个样子。就决策层来说，当事人的做法经常是与环境、制度有密切关系的。也许从理想模型上来讲，可以学习苏联，或按沙盘学习来进行。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那是很难做到的。于是，在压力传递过程里面，浮夸就变成一种基本的反应。另外就是所谓的指标竞赛。指标竞赛是一种非理性的政绩竞争，看谁能指导数字弄得更高，到“大跃进”的时候就非常严重、公开了，但实际上这个指标竞赛一直存在。 第三，浮夸之所以普遍化甚至愈演愈烈，是因为当事人不用承担多少责任。比如你报的数字一出现浮夸，上面就会叫停。实际上在整个机制里面浮夸是不用负太大的责任。反过来，即使上级发现下级报的数字不实，也就是批评工作作风不佳。但如果你不去努力追求指标的完成，上级就会说你工作不尽职。 最后，浮夸也与运动治国有关。动不动就搞政治运动，浮夸现象就不可避免。基本上不浮夸就没有运动可搞，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指标的完成。无论是什么运动，不管是“镇反”运动、反右运动中那些政治性的指标，还是统购统销、公私合营乃至集体化等运动中的经济指标，都是在运动推行过程中展开非理性竞争，形成了一种攀比现象。我在研究公私合营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的文章讲这个事情。 浮夸不仅仅是数量上的，也包括速度方面的，比如说新民主主义搞多少年，从15年、8年、5年到两年，甚至几个月，这就是非常典型的速度浮夸。有时也会出现质量上的浮夸。质量型浮夸是什么意思呢？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刚发表一篇文章，讲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上海的粮食紧张问题。①粮食紧张的时候，上海当局就推行所谓“先进烧饭法”。也就是说，比如原来1斤米能做3斤饭，通过“技术革新”就能烧出12斤饭。其实，那个饭就几乎不能吃了，因为质量完全不行了。 浮夸实际上也是有限度的。计划经济必须要有计划，但最后政策执行还是要接地气，还是要落到实际上来，不可能一直这样浮夸下去，所以这个指标究竟应该怎么落实极为关键。不管前面怎么激进，怎么吹得天花乱坠，到最后要落实那些数字的时候，理性就回来了。“大跃进”时期各地拼命在粮食产量方面“放卫星”，但最后怎么落实呢？各地报来的亩产量这么高，即使按最低的数字再打个七折，按照这个交粮食，也是很恐怖的，这大概也是大饥荒发生的一个很大原因。许多产粮省也根本没有办法，因为前面报的数字太高了。 不过，有时政策指标打折幅度非常大，比如说“三反”、“五反”运动，那时候“打老虎”报的违法收入数字浮夸得不得了，上海“五反”打老虎打出来的数字已经远远超出上海前一年的生产总值，这就没办法交差了。如果当时中国的“资本家”，也就是工商业者，按照他们自己报的违法收入来退补的话，那基本上私营工商业部门全部要歇业。所以政府便主动打折，将工商业者分等级：“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中老虎、小老虎就不搞了，全部放过，大老虎就打折，在他们报的数字上面打折，甚至低到一二折。“四清”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些“四不清”的干部报出来的贪污数字加起来非常大，但是最后真正落实的并不多。大部分的干部都不用退了，中央最后都要讲“宽了”，要宽大，尽快了结。上级也很清楚，如果按他们所报数字退赔，基层干部大多数人就要倾家荡产。这些时候打折幅度非常大。当然有时打折幅度不大，可能有策略的问题。像政治数字，打折幅度就不大，比如反右时全国有多少右派分子，“镇反”时有多少反革命，这个数字不能乱打折。 如果打折打多了，甚至形成上下级之间数字博弈的习惯性策略，那是相当危险的。当打折形成习惯，就会造成干部间的一种预期心理，尤其是在经济事务里面。我做过一些访谈，问一些基层的干部，如一些生产队长，我说你们这个数字报上去之后，没办法兑现怎么办。他们说，反正大家都瞎报嘛，往上说就是了，报到最后大家做不到，上级肯定还是要解决。当大家形成了一种习惯，都去瞎吹，你吹两万我就吹三万，你吹三万我就继续往上吹，这是很恐怖的，因为这会影响到整个后面的结局，甚至造成灾难。1952年“五反”时，上海有很多商人被迫自杀，因为他们多数人不了解这个游戏规则——雷声大雨点小，数字最后是可以打折的。 “大跃进”时，经济数字完全脱离了计划经济的轨道，根本就是非计划的，也可以说是从理性浮夸发展到了非理性浮夸。所谓理性浮夸，就是说那种浮夸还是有一定的限度，到“大跃进”时完全是非理性了，就是瞎吹。“大跃进”也许是从“统计大跃进”开始的，这是我的看法。“统计大跃进”比“生产大跃进”还要早发生，1958年初就开始出现“统计大跃进”了，为了鼓励大家数据造假浮夸，最高当局曾经特别强调搞数字评比，将这些评比工作跟地方党政工作结合起来，统计不仅仅是为统计局服务的，还要为地方生产服务。这样就转变了统计的功能，在基层，统计由了解地情、民情的工具变成地方政绩生产的助手。原来的统计制度受到破坏，专业统计员被砍掉一大半，强调大家都可以做统计。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材料，也是顺口溜：“跃进中的统计科，鼓动形式花样多，工人们看见真高兴，暗地里使劲嘴不说，日落西山下班了，统计表格蜂一窝，飞机火箭都刻满，就是没人坐牛车。”这是当时非常形象的一个描述，就是每个生产单位都贴满各种评比表，放火箭、放卫星啊，然后大家就竞相往前冲。在“大跃进”高潮时，国家统计局党组曾在保定召开一次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会后向中央递交的报告里对这种现象是非常肯定的。 最后，我想讲的是，研究浮夸与打折，是想弄清楚指标政治的机制以及具体基层实践。也许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情况与苏联、东欧或其他一些国家作比较，在50年代中国，浮夸的制度性诱因以及它的后果究竟是怎样的，这点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实际上，“浮夸—打折”这种策略，今天可能依然是统计政治的玩法，甚至有可能很深地影响到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乃至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我们希望中国政治经济机构有良性改变，也许这种统计政治或指标政治就需要大家认真研究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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