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绍光：对前朝的数据与后来公布的所谓“真相”，我们都应抱着怀疑态度来使用 刚才听了两位的发言，因为我不懂俄文，所以非常希望多了解一些苏联的东西。以前看的主要是英文书和中文翻译的一些材料。苏联的经济显然和中国的经济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关注苏联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苏联的命运和研究苏联的命运有时候有非常奇怪的关联。我是90年代初开始在美国教书，和我同时进入一个系的有一位研究苏联的学者，我们同事就开玩笑说“You lose your country”，你的国家不见了。所以不管他个人做多大努力，大家对苏联的兴趣下降了。我刚教书时，苏联处于即将崩溃的前夜，不久就彻底瓦解了。虽然中国在1989年也经历过剧烈的风波，但修中国政治的学生仍然要比修俄罗斯 / 苏联政治的学生多得多，因为“You lose your country”。苏联垮台后，美国和西方国家研究苏联的经费便大幅下降了，因为不再有太大战略意义了。以前是有战略意义的，必须要研究这个对手，现在没有了，结果苏联研究一蹶不振。所以苏联本身不仅影响苏联人的福祉，也影响在国外研究苏联的人。 刚才左凤荣老师讲了两大话题，一个是五年计划，一个是大清洗。因为我自己正在写关于中国五年计划的书，所以我也看一看苏联的五年计划。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对苏联五年计划最好的研究恐怕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做的。现在西方关注前苏联经济的研究者依然认为当年中央情报局的研究是蛮不错的。因为美国要研究战略对手，它不能夸大苏联的问题，也不能缩小其问题，这样就会把对手量得比较准确，容易对付。所以中央情报局做出来一些分析框架，到后来还有很多人应用，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的学者都比较认同。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前苏联五年计划的研究还是有一些，不能说很多了。我看到的研究有些可能和左老师说的并不完全一样。我原以为，中国的五年计划往往是没有计划，因为经常是计划已经开始执行了，但五年计划文本还没拿出来；还有些年份根本没有计划，或计划执行期间不断进行调整，计划的约束性似乎不像教科书强调的那么僵硬。后来我发现，苏联其实也一样。 苏联经常是计划开始执行之后，计划还在制定，与中国很相像。 苏联的五年计划确实存在目标高不可及的问题，但谈到计划的后果，至少在80年代以前西方的研究大都认为，在五年计划体制下，苏联经济发展很快。不管是批评的人，还是赞扬的人，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别。经济发展不仅表现在重工业上，生活质量也是有提高的。所以说斯大林时期生活水平下降，恐怕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也许它没有达到其计划预期的水平，但是跟战前比，或者跟新政权刚成立、面临重重围剿的时候比，到一五计划完成之后二战开始之前，到底是下降还是上升，我看到的研究与左老师的结论并不完全相同。十年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了很厚一本书，标题是《从农场到工厂》（Farm to Factory），是有关苏联经济的经典之作。该书总的评论是，苏联经济中间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浮夸问题等，但是，退一万步说，苏联把这个国家从农场变成了工厂。这也算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吧！ 实际上早在1962年，著名英国经济史家亚历克·诺夫（Alec Nove）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触及这个话题。这篇文章的标题是“Was Stalin Really Necessary？”。文章讲到浮夸，讲到人的损失，但所有问题讲完之后，还得问一句：“斯大林是否必要？”毕竟苏联的快速崛起与斯大林恐怕是分不开的。2003年出版的《从农场到工厂》似乎也同意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很有意思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的郭益耀教授2008年出版了一本英文书，正标题是“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副标题是 “Was Chairman Mao Really Necessary？”。很明显，这个副标题的选择与亚历克·诺夫同出一辙。郭教授对毛泽东的看法远比亚历克·诺夫对斯大林的看法正面。他2010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一本中文书标题是《不可忘记毛泽东》。他的意思很清楚，毛泽东不仅是必要的，也是不可忘记的。 回头说五年计划，衡量五年计划是否成功可能有不同的指标。一个是希望达到的目标，这个目标往往很难实现，因为很多指标都定得过高。我以前以为只有中国才有一本账、两本账、三本账，其实斯大林时期已经有一本账、两本账，只不过不是这个叫法，第二本账几乎是没有可能实现的。这当然是衡量计划成功与否的一个指标。另外一个指标是实行五年计划国家的发展速度，可以与它们自己的历史比，也可以与其他国家比，尤其是与历史条件基本相同的国家比。从历史大视野看，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以后，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基本上就是那些实行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西方国家，只有两组例外，一组是东亚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一组是前苏联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以外，只有这两组经济体跳出了经济停滞的怪圈，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陷入了那个怪圈。南美很多国家在20世纪初处于与西方国家大致相同的地位，但是后来就出了问题。如果拿这个指标衡量，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跟其他的国家比的话，苏联的经济发展到底应该怎么评价，我想还是有不同的声音。 说到大清洗我就不了解了，只是有几个疑问。一是我们现在往往会相信后来公布的数字，认为以前公开的数字是政治操弄的结果，但也许我们应该问一问，后面公开的数字是否也可能是政治操弄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他们把一个政体搞掉了，他们为什么不会去操弄数据来抹黑前朝呢？这种动机与前朝操弄数据的动机也许是异曲同工的。因此，对前朝的数据与后来公布的所谓“真相”，我们都应抱着怀疑态度来使用。 在档案使用上也是一样。有材料表明，在使用美国公布的档案时，要非常小心，据说其中也许有伪造的档案，有些档案的相当一部分是用黑笔抹掉的，故意引导使用者得出某些结论。 使用档案，尤其是外交档案，问题更大，因为外交档案在形成的时候往往就带有强烈的猜测、谣传成分，包括苏联驻中国使领馆传回本国的报告恐怕未必是真实的信息，很多带有道听途说的成分。档案的使用、后来公布数据的使用，现在我看到的一种倾向就是，认为后来公布的一定更可靠。其实未必如此，同样我们也要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来使用这些数据、档案。 即使档案是真的，还有一个怎么解释的问题。比如说斯大林时期出了那么多事，我们可能很容易得出两种结论：一是斯大林这个人有问题，简直就是一个狂人，跟希特勒一样。讲和希特勒一样，这个人本身可能就有问题；二是非常简单地说是体制的问题。斯大林死了以后，在其他人统治下，虽然问题或多或少还存在，但至少在规模上没有斯大林时期那么严重。如果这是体制问题，人们不免会问，同一个体制下，有些问题为什么在斯大林时期比较严重，而在其他时期不那么严重？ 对同一体制下的差别，还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这两种解释在学术界不占主导地位，但也许有参考价值。一种解释是围城心态（siege mentality），即一个政权在被围剿的状态下，会非常紧张，一定会想方设法突破重围，要生存下去。这时，它会做很多其他时候恐怕不会做的事情，如草木皆兵、过度反应。这些做法放在其他时候恐怕很难被理解。如美国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也许有人会说麦卡锡是疯子，但如果看那个时候美国人对政敌的信任调查就会发现，美国公众那时也同样疯狂。回到50年代的场景，社会主义势力在全球扩张，苏联的卫星要上天了，苏联在全球范围与美国争霸，美国人也不免产生围城心态，也会做一些极端的事情。苏联在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严重的围城心态的问题？中国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在被封剿的情况下，会不会有围城心态的问题？如果看档案、看当事人讲话的话，其实可以找到大量这方面的信息。这是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经济学家经常使用，就是赶超心态，即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急于用赶超的方式来发展经济。林毅夫经常讲，到现在中国还有赶超的心态。几十年前，赶超心态有多么强烈就可想而知了。在赶超的心态下，很可能会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 对两种解释，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猜测的层面，完全可以利用档案材料或当时其他各种各样的经验材料去证实或证伪。 刚从冯筱才老师谈浮夸和打折时，我脑筋经常出现快闪，好像浮夸带有普遍性。前两天刚刚看到一篇文章，讲到美国大学成绩的浮夸问题，现在美国大学的成绩出现严重注水，平均成绩几乎快达到3.7，3.7就是平均为A-。哈佛大学就是如此，不少人是全A。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怎么可能所有的学生都是优等生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现在有一整套机制，让学生去评估老师的教学。凡是哪个地方使用这种体制，就会出现成绩注水，因为如果老师不想被学生评价很糟糕的话，就得尽量给学生的成绩高一点，结果导致成绩升高。 浮夸的事情对经历过“文革”的人也不陌生。“文革”中各地有很多群众组织，几乎没有一个群众组织不浮夸。这个组织自称有50万成员，那个组织就声称有100万成员，结果，各组织成员的人数加在一起，比当地总人口还要多，完全不可能。现在香港是抗议之都，2012年7600次游行，每次的游行，警察和组织者都在争，组织者会说我们有50万人参加，警察说一共3万多人。这种事情简直太多了。现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很在乎排名，内地也罢，香港也罢，都是感同身受。有个大学在全球排名非常之高，因为排名一个重要标准是国际化水平，而这个大学为了提高这个指标，跑到新德里建立了一个办事处，使其国际化指标大幅度上升。这也是浮夸。这种事情带有普遍性，每个学校都在玩这种游戏。除了浮夸，打折也是人类社会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比如说美国无人机打死了多少平民，美国政府要拼命打折。这个时候就不能浮夸了。美国在越南用化学武器害死了多少越南人？美国人说没有杀死人，越南人则说杀了很多。这也是打折。 我的疑问是，这种自报数字到底算不算统计？统计在英文里是“statistic”跟“state”，也就是与国家行为相关联，它应指国家权威机构采集的数据汇总。比如说瑞典，它很早就有生育和死亡登记，在18世纪就有。我们可以说这种东西叫统计。像冯老师刚才提到的那些事，与其说是统计，不如说是缺乏统计。在“大跃进”期间，统计局被取消了，只能靠汇报。如果所谓统计数据是靠汇报、上报这种东西来支撑的话，一定会出现浮夸与打折的问题。刚才我讲到大学的排名，由于缺乏客观指标，只能靠自报这个渠道获取数据，这就一定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中国有一种统计数据可能很少造假——进出口数据，因为是由国家的权威机构采集，这个东西很难造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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