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筱才：王老师知道上海的集装箱数是多少？你说进出口没有造假，其实造假太厉害了！ 王绍光：玩弄档案与玩弄数据其实没有多大差别 近年来的进出口有这种情况，因为有出口退税这项激励政策。我刚才指的不是现在，而是五六十年代，包括“大跃进”期间，那时的进出口数据可以查查看，是否也存在浮夸与打折。我相信是比较难的。那时出口要创汇，进口要使用宝贵的外汇，进出口数据不仅仅靠自己报，而是有国家权威机构核查。我这里讲的国家不是每一级政府，而是指中央的国家机构，由它来采集数据。这种数据比较接近统计的定义。现在如果国家统计局基本上还是靠一级级上报这种方法采集数据的话，浮夸与打折一定会依然十分严重，而国家统计局近年来一直试图通过其他更可靠的方式收集数据，这才是真正的统计。 在这个意义上，黄仁宇仅仅讲靠数字管理是不够的，还得要看数据从何而来。如果数字是一级级报上来的，那就为玩弄数字游戏留下了太大的空间。 如何使用档案也是个问题。冯老师发言中展示了一些原始文件，还提到中文大学服务中心的那套新华社内参。这套内参使用的人很多。我担任过服务中心的主任，对那套内参十分熟悉，但是我看到一些人发表的东西后感到很吃惊，因为他们完全是对内参材料的断章取义，掐头去尾，把内参中某段话拿出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这种情况在使用其他档案材料中也大量存在。因为是使用档案，其他没有机会接触档案的人往往不敢质疑，但看过原始档案，结合上下文理解档案材料，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说刚才冯老师列举的档案，可以有两种解读，你可以认为当时的情况非常严重，也可以认为当时的政府对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当时的文件就揭示出所有这些问题了。但是我现在看到的往往是仅仅从一个侧面展示当时的状态。档案往往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肯定成绩，一方面批评问题，指出解决方法。这两方面都在原始的文件里面。但是，最近看到不少利用档案写出的东西只引批评问题那些段落，既砍掉讲成绩那部分，也砍掉讲解决方法那部分，诱导不明就里的读者得出作者希望得出的结论。这与上面批评的那种玩弄数据的做法其实没有多大差别。 所以，如果使用档案的话，应该比较公允、全面地使用，而不是仅仅从中抄出一点东西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否则，完全不熟悉那个时代、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原始材料的读者就可能产生一些联想，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沾边。 我有一位朋友，拥有数学博士与经济学博士两个学位，建立数学模式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他曾说过，用数学模式来解释问题，其实就是讲故事，只不过是用另一套语言（即数学符号）讲故事。搞出一套复杂的数学模式可以很唬人，可以增强讲故事的权威性，不知底细的人很容易被绕进去。统计、统计数据、档案也可以很唬人，但它们都可能是某些人强化其故事权威性的手法。了解这一点，了解它们与历史现实之间可能存在的鸿沟，了解它们与政治的关系，是这个研讨会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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