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经先：反“浮夸”中的“浮夸” 我讲一下浮夸问题啊，我觉着在研究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问题时，有一种相反的“浮夸”现象。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现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死亡350万人。②我查了一下资料，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一共10个县，这10个县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是423万人，③如果考虑到人口增长，到1957年也不过450万人左右，450万人，死亡350万人，死亡率高达780‰。如果真死了350万人，那么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涪陵专区就剩下100万人左右。两年以后，第二次人口普查，涪陵专区人口数达到了372万，④所以这个死亡350万人我就不相信。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只剩下100万人，两年以后变成372万人，这不是“浮夸”嘛！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浮夸”。 另外，还有一个数据，说甘肃通渭、会宁、定西、静宁、西海固地区饿死至少近100万人，⑤第一次人口普查这些地方136万人，⑥到1958年不过146万人左右，饿死了100万，死亡率高达680‰以上，那么到1962年年底只剩下不到50万人，两年以后到第二次人口普查变成了157万。⑦这100多万人从哪来的？所以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浮夸”。 老田：把机会主义行为的缺陷视为难于避免的“常识” 我觉得刚才的争论很有意思啊，谈到毛时代的很多重要问题，往往不能保持冷静，拍桌子也是有可能的，今天还算是正常。孙经先老师不是做社会科学研究的，数学界的争论恐怕会很小，可能不适应社会科学研究中间争论的激烈性。我倒是因为经常上网争论，见多了那些不喜欢讲道理同时态度特别激烈的人。比如谈到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话题往往被集中到死人多还是少，一方非要说这个数字很大，另外一方非要说这个数字很小，这个完全没有必要。难道不能把数字作为最后的结论放在最后解决，首先从材料和论证过程入手，相互之间对对话不是更好吗？当然，争论一开始就从应该作为最后结论的数字入手，是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的体现：谁能够设置议题和议程？ 如果真的要把争论的问题学术化的话，最好的方法我们还是回到中学语文课的逻辑要求：先提供证据和论证逻辑过程，最后得到结论或者论点，先易后难，至少可以提高对话的效率。困难时期的很多问题，涉及政权的决策和执行问题，讨论这个方面的话题，最好还是回到官僚制或者科层组织的内部机制上面来。刚才冯筱才教授讲到共产党体制里的一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其实这是人类有组织以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官员个人有着独立于组织目标和规则的职业利益甚至是私利，组织的运作离不开自下而上的“信息链”和自上而下的“命令链”，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在信息链和命令链中间“掺假”，这个问题似乎谁也解决不了。如果没有组织的话，重大的人类活动肯定没有办法组织，一建立组织的话，上级要考评下级的实际功绩并依据这个功绩来进行奖惩，这在东西方的政府组织乃至公营和私营企业组织里面都是一样的，由此必然引发与组织特性相关的机会主义行为。“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个现象不仅过去有，现也在有，肯定还要通行于未来的官场。原来国共内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按国军的“战绩”，共军早被打成负数了。组织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内在机制到处都是一样的，一是上级控制下级的职业利益升降，二是下级对上级有信息优势，可以在数字上掺假，要上级看到我的功绩很大。 我们现在研究共产党政府这样的庞大政权组织，仅仅依靠描述上级怎么样、由此推论将会诱导下级怎么样，然后就简单地把这些机会主义行为作为一种政治负债，归结为权力中心某个人，例如斯大林或者毛泽东的问题，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简易记账法”，把政治负债记在最高领导人头上。其实还有第二种简易记账法也很常见，把负债记在体制或者制度上。在这两种简易记账法背后有一个很天真的结论：如果没有某某人或者某种制度，就会终结官场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是遮蔽了组织内部机会主义行为普遍性、脱离了讨论组织和管理链条的场域之后才会有的幼稚想法，这样的议论和结论肯定能够找到领导人的言论或者某体制下官场的职业利益证据来支撑，但这都谈不上是严肃的学术研究结论。 不仅仅是组织内部的官员存在着机会主义取向，“非官员”参与政治过程一样有这样的问题。刚才提到“五反”运动，我相信上海市长陈毅没有鼓励“五反”工作队查很多大老虎，当时驻上海抓“五反”的薄一波是中央让他在那里试点取得经验，他也没有鼓励这个东西。“五反”工作队吸收了很多工人阶级积极分子、资方高级职员参加，这些人跟官员一样也有“政绩”需要，要在共产党政府面前积极表现，也一样推动了所谓的“极左”。这些人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把资本家的违法数字竭力扩大，这些行为实际上跟马克思说“资本家具有无限积累资本的欲望”是一样的。很多不同的政治行为人都怀有“积累个人政治资本”的目标。对照后来的一系列“非官员”参与政治运动的表现，可以看到内在的一致性。“四清”的时候我老家蕲春县有华中师范学院的一群学生参加，好些要求进步的学生进村第一件事就想到要打一个大老虎出来，心中的那点小九九今天倒是很容易理解：无非是要政治表现好，积累点资本申请入团、入党，既然有了利益考量在里面，那么政策、法律和事实这些条条框框就要让让步了。要求进步的学生太多，汇集的材料很严重，很多蕲春县的干部有基层经验，知道学生的大贪污数字是假的，却不敢公然说不，否则就有可能被这些要求进步的学生视为妨碍其政治资本积累的敌手。他们有可能攻击你包庇坏人，这就让你很被动、很弱势，反而需要在表面上安抚这些学生：表扬他们做得很好、立场很坚定等等。这个夸奖言论多了之后又要起反作用。当年的张厚安老师没有搞大贪污犯，也知道内在的掺假问题，但是那些人反而得了表扬，他也很有意见，认为干部表扬掺假是对实事求是的人不公正，后来写回忆文章说蕲春县领导“四清”的干部鼓励“极左”行为。其实在市场交易中间，机会主义行为更为严重，也一样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这个方面的缺陷受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重视：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事后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道德风险。 我就觉得，讨论政治特别是前苏联和毛时代的问题，无论是统计问题还是其他，还是要对照官僚制或者科层组织的常规表现，把机会主义行为的普遍存在看做难于避免的缺陷，不管是组织内部还是市场交易中间，因为不能完全排除那些官员或者其他参与者的私人利害关系，都会导致机会主义行为。把机会主义行为的缺陷视为难于避免的“常识”，再来考虑可行的限制方案，才算是比较靠谱一点的思路，比如说“打折”就是一个事后的调节和限制，意味着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放大倍数进行抵销计算。 所以，我觉得第一要回到常识——把问题放置在组织和管理场域中间去讨论，这意味着要把个人主义的扩张与机会主义行为一样视为“常量”，有意识地放弃那种对照着一种“百分之百没有机会主义的天堂”进行批判的想象力，以及由这种错误的想象力支持的两种“简易记账法”，会更有学术的严肃性。又如果能够回归到初中语文课本的逻辑要求，即使最后得不到一致的结论，肯定也能够提高争论或者交流的效率，哪怕你再不同的观点，至少大家可以冷静地交换意见，比较一下我们到底是在哪些地方不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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