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世联：不能把“浮夸”抽象为人类社会的积习 听了上面的议论我觉得很有意思，但还是不满足。看来人类有浮夸这个积习，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组织都有浮夸。但我们这样说对理解1958年的浮夸有什么意义呢？问题在于各个时代的浮夸、各个民族的浮夸、各个领域的浮夸之间是不是有差异。现在当然也有浮夸，但至少没有造成大饥荒！比如刚才说学校统计学生就业率中就有浮夸，这当然不好，其效果是这个专业因此保住了，以后还可能再发展起来，那么抽象地讲，这种浮夸的后果就不全是坏的。有些浮夸，比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还是美感之源。不过有一种浮夸，是我们不能为之辩护的，那就是粮食、人的口粮，这是不能浮夸的，因为它关涉人的生命。我不赞成把浮夸抽象地概括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积习，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积习、用其他地方的浮夸来为1958年的浮夸辩护，不但不能解释历史，而且是伦理上、政治上的冷漠。在“以人为本”的今天，还在努力为大饥荒辩护甚至无视已公开的事实，不但不利于总结历史教训，也是一种残忍。 刘骥：“浮夸”与表演 我和王绍光老师有类似的学科训练背景，下面我从比较政治学谈三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考虑发展环境的国际因素。按照格申克龙（Gerschenkron）的观点，时间上越后发展，发展环境就越苛刻，国家就越需要强组织力，企业组织形式也越集中，政治形态也就越容易专制。英国是第一个发展国家，它起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约束，环境很宽松。第二代法国、德国呢，就需要动用更多的国家的影响，第三代俄国—苏联、日本就需要更大的强组织力。像苏联的话，这种国际环境就很重要。可以说，这是给王老师的观点做一个补充。 第二，我最近三年一直在研究“集体表演的政治学”，从观看与表演，到象征与仪式。这里面有个核心的分析方法的问题，就是“唯利益论”的假定问题。在座的学者大多是历史学的，很多学者的分析中都暗含着一个共同的假定，就是人的行为动机是出于物质利益。冯筱才老师有一点超脱这个，我跟他讨论过这一点。人为什么进行浮夸？官员为何要表演？指标象征了什么？政治仪式是为了什么？我认为，行动者不光是为了获得一些直接的物质利益，他有时候是出于情感，有时候是基于一些信念。冯老师说要进入到社会的历史情境，其实就是，你不要用当下你自己建构好的物质利益去假定过去人的选择动机，你需要考虑他们的情感和信念。只有充分理解行动者的理念与情感，才有可能真正去解释他们的利益界定与行动选择。集体表演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得到强制、交换、欺诈行为力图得到的物质利益，而是出于信念、追求意义、满足情感。表演是为了虚荣心，为了面子，为了形象，为了信仰，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在这个会场上可以明显看到，在客观的物质利益诉求之外呢，大家会有情感和信念的东西在涌动，不管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 第三，关于浮夸与表演的分类问题。个人的吹牛与表演不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个政党和整个官僚体系的“集体”表演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关键事件”。我个人选择两个维度来对集体表演分类。第一个维度就是虚假度或仪式性，也就是浮夸与表演到底有多假。你比如说，在人口领域和军事领域，浮夸不浮夸的表演难度区别非常大。人口你随便怎么说，也不容易测量和形成反馈，但在军事领域，你要对上级浮夸表演，一打起来就瞎了。第二个就是协同度，有多少人参与，有没有组织性。比如说，到各个地方我们官僚之间吃个饭、撒个谎、吹个牛，都是个体行为，但是，“大跃进”、大饥荒期间大家都配合起来，举国上下集体撒谎、欺上瞒下集体表演，这就需要用政治学耐心去分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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