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2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彭德怀写了一个批复。 此前，海军司令部在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期间我海岸炮使用问题的请示电中说：“如无美舰直接参加大陈撤退时，我海岸炮可对大陈及港口实施准确射击。”毛泽东在一旁批道：“不妥。”他又在给彭德怀的批复中写道： “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后来，国民党军在2月11日撤离大陈岛。到2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收复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 2月5日、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各地也按照中央指示召开了文艺工作的座谈会和讨论会。 《学习》杂志1955年第1期发表了《展开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的评论。 《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批判性文章。许多作家、艺术家、理论家也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其中最有权威的是郭沫若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 2月8日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六，李讷一大早就将一件小礼物和一封给爸爸的信送到了警卫值班室。这件礼物是一个用丝线在圆形的硬纸上编织出来的非常精致的小书签，上头一面画有寿桃，一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爸爸： 你正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的：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热烈爱着你的女儿 李讷 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 尔后，毛泽东发布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发布实施。 在人大常委会议期间，毛泽东见到了在20年代红军中有“红姑娘”之称的曾志，问她说： “你学过英文吗？” 曾志说： “我在小学学过一点儿，我们的校长是美国人，教师和校长都用英文讲话。这么多年了，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英文将来是世界语言，要学一点儿，会有用处的。”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曾志却有些为难： “我都46岁了，脑子记不住了。” “我都62岁了，还请了一位英文教员，每星期给我上几小时的英文课，都已经学了2年了，你才40多岁就不能学了？” 曾志被毛泽东说得不好意思了。她看着毛泽东，仿佛眼前的毛泽东还是1929年在苏家坡旁若无人地念他那特有的湖南腔英语的那个毛泽东。 人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了即将离开北京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阿沛.阿旺晋美，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是国家最年轻的领导人了，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现在你们不仅仅是西藏的领袖人物，而且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他又亲切地望着达赖和班禅，强调说： “因此搞好你们两位活佛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还要搞好噶厦和堪厅两方面的团结，搞好汉族和藏族同志之间的团结。” 毛泽东说罢，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要搞好团结，就要互相学习，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学习藏语文，不懂藏语文怎么和藏族同胞接触？怎么能够为藏族同胞服务呢？” 班禅说： “希望中央给我派一名汉语教员，下次来北京开会，我不要翻译，要直接用汉语同主席交谈。” “很好，很好！”毛泽东非常高兴，他风趣地对翻译说：“两位佛爷学会汉语，不用翻译，你不用担心，你不会失业，以后可以当干部。当然，翻译也是干部。我说的是当领导干部，担负更重要的责任。西藏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大批优秀的干部。” 他又转向达赖、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说道： “我再一次告诉你们，中央代表，解放军，汉族干部到西藏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为了西藏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他们不是按这个原则办事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找我，找周总理谈，丝毫不用客气。” 接见就要结束了，毛泽东站起身来，最后说道： “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说话是算数的，今后我们要重视发展西藏的经济和文化事业。这一次，也不能让你们空着手回西藏去，中央人民政府给西藏准备了一批礼物。”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向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赠送了一大批农牧业机具。 2月14日，毛泽东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举行的宴会。毛泽东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愿中苏友好关系万古长青。 1955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老同学谭世瑛。谭世瑛是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时的国文老师谭咏春的儿子。毛泽东深情地说： “你爹还在东山不？你老倌子有点眼光，那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一样，只有他老先生看重我。” “你父亲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我也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在当时，他能够那样关心我这个学生，真是不容易的呀！” 毛泽东又问： “世瑛先生，家里有些什么人呀？” 谭世瑛说： “我和婆婆子，还有仨崽，一个已经成家。”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真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啊。儿子都在做什么事呀？” 谭世瑛见毛泽东主动问起儿女的事儿，此时时机已到，便把儿子将要被人民政府镇压一事说了一遍。 原来，谭世瑛的儿子谭可和媳妇以前杀害过共产党员，后又接受派遣和一个女特务潜伏回乡，与人民政府为敌。现在谭可和媳妇被人民政府抓了起来，要进行公审法办；而谭世瑛因为要替儿子申诉，也曾被管制起来。他现在来找老同学，就是想请毛泽东为儿子说说情。 毛泽东闻听此事，看着眼前清贫了一辈子的老同学，家中竟出了这样一个逆子，也算是老年一大不幸。他一步一步踱到谭世瑛面前，语重心长地说： “世瑛先生，我们家乡有一句乡谚：‘儿大不由娘’。又说：‘崽大爷难做’。做父母的，只能生他的身，不能生他的心。就算同胞一母所生，比如萧子升、萧子璋两兄弟，一个要朝东，一个要朝西。人各有志，谁也管不了谁。所以我劝你，儿女们的事，你不要去管。据我看，你想管也管不了。” 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人民币。1元新人民币相当于1万元旧币。 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签发的《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分析了思想战线上斗争的形势，论述了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大意义。指示说，开展对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学术讨论和科学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组织理论工作队伍的有效方法。 指示还强调说，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要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有严重资产阶级观点的人，只要他们在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在对其学术思想展开严肃批判的同时，在政治上采取团结的方针。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鼓励其参加学术讨论和进行自我改造。 3月1日，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批示说：节制生育是关于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决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级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是中共中央对中国人口计划生育问题的首次决策。 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强调必须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使农民对自己的交售任务心中有数。 3月5日，毛泽东将他的卫士从家乡带回的一封群众来信批转给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信中反映河北安平县一个乡里在农业合作化当中，干部粗暴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据杜润生回忆说：“在3月8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泽东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农民负担很重。5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57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达到百分之五十。” 3月初，正当中国外交部为周恩来出席万隆亚非会议进行紧张筹备之际，国家有关部门获悉国民党特务制订了“1号”行动计划，要在会议期间暗杀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担心周恩来万隆之行有什么闪失，考虑不让周恩来出席这次亚非会议，毛泽东动情地对周恩来说： “恩来呀，这次风险比较大，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在多处布下暗杀你的网，你若是有点闪失，那可不得了。我们党和国家需要你呀。我们是多年的好战友，亲密的战友，你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太大了，一刻也离不开你，所以我请你慎重地、认真地考虑，是否你就不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了。” 周恩来说： “我知道，诚如主席所说的，去固然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去，可以促使亚非会议更好地进行，取得好的成果，多交些朋友，扩大中国的影响，促进亚非国家的团结和友谊，在亚非国家中架起友谊之桥，和亚非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大和平地区，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 外交也是斗争，有斗争就有牺牲。如果我因为怕死而不出席会议，就辜负了亚非人民的希望，也对不起吴努、尼赫鲁、苏加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他们诚心邀请我出席亚非会议，而我却不能如约对印尼进行访问，谈好了的计划日程不能实行，岂不是失信于人吗？所以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出席。” 毛泽东也考虑到找不到合适的人来代替周恩来，就说： “你和陈毅去可以，但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妥善安排，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周恩来说： “这次去得分兵两路，全部经过缅甸，对方接待有困难；同时，印度的飞机已租好，不能毁约。我想，我和陈毅同志及代表团主要成员经缅甸飞雅加达，现在民航已准备从昆明试飞仰光，如果成功，就快了，我们可以在昆明多停留两天，把会议文件再斟酌一遍。其它的同志则按原计划从香港飞雅加达。” 3月9日，国务院第7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规定自治区筹委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由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3月13日，应周恩来之邀准备从香港归国的卫立煌，将事先草拟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发至北京。毛泽东展开一看，只见卫立煌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中写道： 各位朋友、各位袍泽： 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 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5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战，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召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谤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并由宪兵司令张镇告我：未见蒋以前，最好不要接见其他客人。后经吴礼卿先生向蒋提问此事，蒋竟诿称不知。吴先生事后又问张镇何以总统并不知道卫长官家中会派有宪兵，不许见客。张镇闻言，惶恐不知所答。 以上二事，不过就我亲身经历中较大者而言。我同蒋介石共事30余年，他都肯做出这种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我自辛亥年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5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新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5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予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 卫立煌 毛泽东看罢，稍加思索，提笔在上面写了一个批语： “此件以一字不改，照原文待卫到广州时即行发表为好。在广州发表时，即送香港登报，并登广州报纸。同时由新华社发来北京，播发北京及全国登报，并发口语广播，译成外文发表。此件完全可用，不需要修改。”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