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毛泽东在彭德怀转报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关于对马祖、金门斗争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电上批示道： “马祖及其它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 3月1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复了一封信。 黄炎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 3月15日，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一行甩掉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由香港回到祖国大陆。他们一到广州，就受到了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及广东省党政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卫立煌立即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新华社及香港、广州和内地各大媒体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均同时播发了这一重要文告。 3月16日，卫立煌给北京发电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了。 3月17日，毛泽东在卫立煌的电报上批示道： “应发一电表示欢迎。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 他还拟写了一份发给卫立煌的复电稿： 广州华南分局即送卫俊如先生： 3月16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卫立煌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和夫人韩权华一起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由南向北，沿途参观访问。 3月中旬，毛泽东召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他在听完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的情况汇报后，说道：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 3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五中全会。 会议讨论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全会决定：饶漱石不出席即将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保留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 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致词说： “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6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实现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我们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 “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3月22日，陈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毛主席： 送上我的发言稿，如你能加以审阅指正，会使我获得进益，并增加发言的勇气。本文对高、饶的罪恶作了揭露，又引申到批评党内现状，是否需要，是否过火，我在这点上是有些犹豫感的！另外关于路线检讨，我是把我入党30多年来的思想演变过程作了概括叙述，既不护短也不是哗众取宠，力求适当，即做到有更大的妥当性。这个问题我所用功夫是很多的，但是否够格，是否有毛病，尚不敢完全自信。你昨日说反革命有规格，我想自我检讨亦有其一定的规格，我开的规格只此而已，故热望指正。 陈毅 3月23日，毛泽东在陈毅的发言稿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你的发言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可以和应该那样说，不算过火。在第21页上，我加上几个字。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 会议期间，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此后在会议讨论中，由于饶漱石闹翻案以及大批新的揭发材料的出现，高、饶问题“逐步升级”。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阐述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看法。他说： “必须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 3月26日，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找邓子恢等谈话。他说：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暴动。” 毛泽东就农业合作化运动与邓子恢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颁布实施。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消了他们在党内外的各项职务。对于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将张明远、张秀山、赵德尊、马洪、郭峰的处理比较宽，没有开除他们的党籍，只是给予降级处分。对于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向明和上海公安局长杨凡，给予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的处分。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党代会的结论中说：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高、饶之间是一个反党联盟。这个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种激烈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引为鉴戒，不要重蹈覆辙。共产党人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不可学习高、饶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在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毛泽东还说： “对待一切犯了错误、有所觉悟、愿意进步的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看一看等待他们改正错误，而且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尤其是犯了错误更需要别人帮助，‘看’，等待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是必要的，不过还是消极的。必须‘帮’，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早日改正错误，这才是对待同志的积极态度。” “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 “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智慧结合起来，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使我们工作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倾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与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 毛泽东鉴于高岗、饶漱石事件出现的教训，建议成立具有更广泛权力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加强党内监督。 1955年4月1日，公安部以反革命罪将饶漱石逮捕入狱。 4月2日，潘汉年由于受到饶漱石一案的震动，他带着写好的一份检查材料去见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请将这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报告及材料，大吃一惊，安慰了潘汉年几句，便匆匆将材料亲自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罢材料，大为震怒，当即批示道： “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4月3日，公安部受命逮捕了潘汉年，罪名是潘汉年在检查材料上所检讨的两件事：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长期没有向组织上报告；二是对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 4月4日，毛泽东主持续开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3项决议和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人选。全会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 七届五中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周恩来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 4月5日，卫立煌及夫人韩权华一行抵达北京，毛泽东安排由周恩来负责接见。周恩来设家宴招待了卫立煌一行。 4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 毛泽东在谭震林、江渭清等人陪同下，到南京栖霞区十月农业合作社参观。他同社员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走到村头时，他突然转向身边的江渭清： “渭清，上次我们谈过城市绿化的事，依你看这郊区的绿化该怎么个搞法？” 前边说过，1953年2月下旬毛泽东在紫金山天文台谈过南京城市绿化的问题。如今江渭清见他又提到郊区绿化的问题，便回答说： “我们已有部署了，根据具体情况做综合安排，打算搞防风林、用材林、薪炭林和经济林。针对树木品种不同，生长快慢不同，搞长短结合，‘公孙三代’，不久就会见成效的。”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 “这里的经济林将以什么品种为主啊？” 江渭清说： “根据调查研究，很适合种水蜜桃树。”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可好，将来南京地区的水果供应问题也就能解决了，真正是造福后人啊。” 在上海，毛泽东听取了柯庆施的汇报。柯庆施说，在县、区、乡3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 4月7日，周恩来、陈毅一行人驱车到北京西郊机场，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他们刚要登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把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见上面写道： “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内，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 周恩来看罢情报轻蔑地一笑，与陈毅等人飞往重庆，再转昆明。 周恩来到了昆明，打电话给西花厅，要工作人员告诉外交部，要外交部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之前，将罗长青送给他的情报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4月10日上午，中国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将情报通报给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斯。是日晚，新华社香港分社将情报向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作了通报。 4月11日上午，因驻香港的特务机关收买了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周驹，让他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飞离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亚途中5小时后爆炸，机上的中国、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此时，周恩来、陈毅等一行人尚在昆明，幸免于难。 4月21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北京召开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在会上致开幕词。 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合作化的发展形势和下一步整顿收缩的方针、政策。 4月22日，毛泽东结束了在南方的考察，回到了北京。 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会见了17年未曾谋面的卫立煌，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对卫立煌的归来，感到非常高兴，他详细地询问了卫立煌的近况和在海外的生活情况，向卫立煌介绍了解放后中国的变化和将来的发展蓝图。卫立煌为之欢欣鼓舞，感谢毛泽东的关怀，表示向往新中国的建设。 是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饭罢，又一起观看了一场电影。卫立煌十分感激毛泽东的热情款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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