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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257章

2014-2-11 23:1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257| 评论: 0|原作者: 东方直心|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话说1955年1月12日,毛泽东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准备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共中央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笔者注)部分内容的报告,作了不少修改,并批示。
4月27日,毛泽东会见了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一乌丁.阿哈默德。
巴基斯坦在1951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集团。刚刚结束的这一次亚非会议,巴基斯坦也是发起国之一。
毛泽东在同苏尔丹一乌丁.阿哈默德谈话中说:
“亚非会议要不是由5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
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会,改进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他们的代表有了接触。
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5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
1955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谭震林谈话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些。
5月1日晚,毛泽东就陈嘉庚来信建议节约粮食和福建晋江青阳机场改建问题,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嘉庚先生:
迭接惠书,论及粮食和飞机场二事,均已转付有关机关研究去了。盛意甚感,谨此奉复。顺祝
兴居佳胜
毛泽东
是日晚,毛泽东想起近年来许多乡下亲友来京,或要求来京,或要求解决工作问题,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便提笔给文炳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炳璋同志:
2月15日的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泽荣(逊五)、毛仙梅2人,和他们一到来京一行,即持信为证。其他各人均不要来,请你转告文梅清、文东仙二同志,他们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韶山方面有要来的,除泽荣、仙梅二人可以来之外,均不可来,问你母亲及各位朋友的好!
毛泽东
毛泽东写毕,把信看了一遍,觉得对“不要来京”还有必要强调一下,便又在信的天头上加了一句:
“此信给毛泽荣、毛仙梅二人一阅。”
5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台盟总部秘书长徐萌山作为台盟的唯一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休息时,示意叫徐萌山过去,他同徐萌山握手后说:
“你是第一次来吧?过去没有见过。”
徐萌山说:
“我叫徐萌山,在台盟工作,1946年从台湾来念大学的。”
站在毛泽东旁边的徐冰副部长介绍说:
“他是台盟的秘书长。徐,就是我徐冰的徐,500年前是我的本家。”
毛泽东笑了说:
“啊,是你的本家啊,那很好!”
毛泽东幽默的话语,使徐萌山紧张的情绪变得轻松了。毛泽东转对徐萌山说:
“你还年轻,要很好学习,做好工作。”
徐萌山激动得不知怎样回答,只说了声:“好的,谢谢。”
5月5日晚,毛泽东听取邓子恢关于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汇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毛泽东的警告没有引起邓子恢的重视。
5月6日,邓子恢在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做了总结,他没有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昨天晚上和他谈话内容,会议总的精神依然是:“一般停止发展,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少数省县适当收缩。”
5月7日,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会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这天中午,周恩来率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
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周恩来、陈毅汇报了亚非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请大家一起用餐。
5月7日傍晚,毛泽东派秘书和专车把文炳璋、毛泽荣、毛仙梅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接到中南海叙旧。
文炳璋一行是在5月初应毛泽东之邀来京的,他们住在中南海外面一个招待所里。
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这一次已经是第2次来京了。此时,毛绘华刚从部队转业,忙着找工作,他知道养父和毛泽东的关系,便央求父亲到京找毛泽东帮忙找个工作。毛泽荣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毛泽东见到毛绘华,当即叫秘书拿了200元人民币,作为见面礼交给了毛绘华。毛泽东还勉励毛绘华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毛泽荣借此机会提出,请主席三哥帮忙找个工作。毛泽东闻言,沉吟不语,半晌才说:
“这个事情不大好办。我是国家主席,不能随便给人介绍工作,更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亲属、故旧、同事的利益。”
毛泽荣听了,心中有些不悦。
毛仙梅一身农民打扮,上穿一件补丁青衣,腰系一条旧围裙,还带着一杆旱烟袋。毛仙梅是毛泽东的远房族兄,曾在烈士毛新梅的影响下参加农民运动。
毛泽东见他如此打扮,就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
毛仙梅喜欢抽旱烟,一抽就烟雾沉沉,很呛人。毛泽东见他一个劲地抽,就说:
“仙梅大哥,你还是把烟袋脑壳丢了,抽纸烟吧。”
毛泽东向文炳璋了解了农村的生产和农民、教师及转业军人的生活情况。
毛仙梅向毛泽东反映了杨林蒋梯奎烈士的胞弟蒋浩然,被划为地主成份引起亲属不满的事,并把蒋浩然写给毛泽东的信交给了毛泽东。
此时,工作人员端来了晚餐,毛泽荣在吃饭的时候见毛泽东爱吃红烧肉,便对他说:
“三哥回韶山,我们餐餐搞红烧肉给你吃。”
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好!那好!你们能经常吃到红烧肉吗?”
毛泽荣闻言,立时放下筷子,不高兴地说:
“莫说吃肉,好多人家饭都没得吃!”
毛泽东忙问何故?毛泽荣说,去年秋天,中央来了文件,粮食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后留给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1斤。对庄稼汉来说,1天1斤哪里够吃?眼下春季青黄不接,借贷无门,韶山有40%的人没有饭吃。
毛泽东听了,沉默了许久,歉意地说道:
“我了解的情况没那么严重,看来我没有十足的官僚主义,也有五成呢。只有你肯讲真话。”
他立即让秘书把在家的中央领导都请到这里来。不一会儿,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彭真等人先后到了。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客人,又让毛泽荣介绍一下乡下缺粮的问题。毛泽荣说:
“你们领导闹革命,我举双手赞成,就是粮食要充足点。”
接下来,他详细地汇报了乡间因为统购过头而造成春荒缺粮的情况。周恩来解释说:
“现在国家搞建设,有些困难,要注意节约,北京的机关事业单位,星期天只吃两顿饭。”
毛泽荣说:
“乡里没有多少油吃,城里还有副食卖,当然够了……”
毛泽东见谈得差不多了,便止住堂弟的话说:
“好,好!泽荣暂时莫讲了,我们要开会研究一下。”
送走刘少奇等人后,毛泽东和毛泽荣出去散步,兄弟俩漫步在中南海的林荫大道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泽荣,你有困难,不要来找我,要靠当地政府解决。你的困难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政府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不要耍蛮。你是我的亲属,我必须严格要求,不会只为你们考虑。至于你的儿子要参加工作,想法是好的,但要靠他自己努力,不要要求政府照顾。”
这一天,毛泽东让摄影师为他与毛仙梅、毛泽荣、文炳璋、毛绘华合影留念。
过了两天,毛仙梅从住所去见毛泽东,他说:
“三弟,我在北京住不习惯,我要回去了。”
毛泽东有些诧异,问道:
“怎么不习惯?这里生活不好吗?”
毛仙梅说:
“很好。可惜的是我丢了两件东西。”
“什么东西?”
毛泽东问;毛仙梅板着手指说:
“一件是叶子烟袋,一件是围裙子。”
毛泽东闻言,哈哈大笑,说:
“呵!就是那两件东西。我不是都给你换了吗?”
毛仙梅说:
“我舍不得。”
在毛泽东的挽留下,毛仙梅又住了下来。
5月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周恩来、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他说:
“粮食,原定征购900亿斤,可考虑压到870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道:
“到1957年化个40%,可不可以?三分之一也可以。”
毛泽东又说:
“农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说,有30%。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
5月11日,毛泽东在周扬的来信上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原来在4月间,舒芜把胡风在40年代写给他的信件交给了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林默涵发现信件中有许多暗语,对一些党和非党的作家抱有憎恨的态度。经舒芜整理清楚后,林默涵将这些信件交给了周扬。5月9日,周扬把胡风写的一篇《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清样一同报送给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的《文艺报》一同登载,在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请毛主席审阅。”
毛泽东看罢周扬的来信,他认为所拟编者按语不行,并对舒芜所提供的材料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也不满意,提笔将其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他在给周扬的批示中写道:
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11时以后,或明天下午,来我处一商。
毛泽东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按语是这样写的:
“胡风的这篇在今年1月写好、2月作了修改、3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上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5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人组成;通过了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9人组成。
这一天,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他提出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肃反方针。
原来在1954年,全国工矿企业发生政治性破坏事件345起。从1955年1月到4月,在闽、浙、苏、皖、桂、湘、鄂、赣、豫、川、康、滇、冀等15个省的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4起,反革命暴乱未遂案10起,较大的骚乱25起。这些暴乱、骚动、破坏事件,多数与美蒋间谍活动和深藏的反革命分子有联系。实行第2次大规模镇反和内部肃反,已经成为必要的政治运动。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由罗瑞卿、陆定一等10人组成的肃反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后来从1955年7月开始,分2批进行肃反。第1批是中央、省市机关、高等院校、部队这些单位内部,参加运动的有572万人,到1956年7月结束,查出反革命及其他坏分子37578人。第2批是县以下单位,到1957年底结束。
5月13日,《人民日报》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以及毛泽东重新起草的编者按语一同发表。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是舒芜交出的从1943年到1950年胡风写给他的34封信的摘编。他把有关材料分为4类:
1、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2、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3、胡风为了以上两个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狂妄的个人野心和唯心主义世界观是胡风一切活动的思想基础。
舒芜还说:胡风的信,使人强烈地感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
欲知胡风等人的命运如何?且看下一章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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