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筱才：揭穿统计的“诡计” 很高兴能听到王绍光老师所作的这个报告。前面一部分我听得很兴奋，因为他对统计中的种种诡计，包括说谎的引用等观点我都非常欣赏。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数字这个东西有时就是魔术，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伎俩。数字魔术也好，统计伎俩也好，在20世纪中国史上曾经被反复地应用。本来我接下来是想听到王老师怎么去揭穿统计尤其是平均数的伎俩，用来遮掩政治中不当的行政作为。用平均数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把白布变成彩虹，也可以什么都没有。可是到后来我就没大听懂，王老师给我们看了非常多的表，各个国家的平均人口死亡率，还有1949年前后的比较。我听到最后，似乎感觉王老师的结论是说1959年到1961年的平均死亡率是蛮正常的，跟解放前比是正常的，跟其他不发达国家比也是正常的，所以，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这个死亡率是正常的。前面是在批判平均值、统计伎俩、用来遮盖不当政治作为的诡计，最后却用平均值来说这个死亡率是正常的。你将正常和非正常打了引号，所以一会儿要请王老师给我释疑了，你这里讲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揭示统计的“诡计”很有意义，因为人的生命是不可以平均的，尤其是中国又那么大，一平均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平均”有时是蛮可怕的东西。实际上，我们一般提倡在比较规范的研究中尽量少作价值判断。一旦讲“正常”和“非正常”此类价值判断，可能问题就比较复杂：什么是判断“正常”或“不正常”的依据？讨论一个议题，必须先搞清特定时空环境、政策背后的因果关系以及很多东西，然后才能作价值判断。比如说，这个关于大饥荒的价值判断，我想最起码先要考察饥荒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比如说两个国家，一个是处于恶劣自然环境的非洲国家，无论是种植结构也好，劳动生产力也好，都非常不佳，再加上战争的影响，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死亡；还有一个处于比较常态环境下的国家，拥有和平的政治环境，但由于政府不作为或行政错误造成大规模人口死亡，那对这两个国家政府的价值判断显然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政府，一旦发生饥荒，如果首先想到的不是动用一切力量来紧急救灾，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许多“不正常”一平均就看不到了，如果不平均就非常明显。比如说，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在调粮区死亡率实在太高了。比如有的县人口死亡率可能远远超过20‰了，但是造成这种高死亡率的原因可能主要是政策及人为的因素。如果拿这种现象与40年代比较，就可以知道哪个是“正常”，哪个是“不正常”了。所以区域与个案的差异是我们研究时必须考虑的，生命的价值是不能平均的，关键在于生命是怎么失去的。作为一个合格的政府，发生饥荒预警，就有责任在第一时间准备有效的应对方案，而不是任由饥荒漫延甚至采取相反的举动。我最近研究1959年到1961年饥荒时期上海粮食的紧张与应对，基本结论是，饥荒是与应对模式及政治理念有关系的，灾荒的停止也是因为政策的改变，比如进口粮食、停止从饥荒区域继续调粮。1958年甚至更早预警出现时，当局怎么去应对非常重要。我觉得如果根据不同的“应对”方式来评论“正常”与“不正常”，也许会比较好。 王老师用了很多数据，包括官方的、国际的。但是，我们说数据是太政治的东西，所以我很好奇，作为一个政治的玩意，你们怎么对待这个事物？有没有找到更多更可靠更好的数据来做研究工作。我看到很多国际的数据是和我们找到的不同。你们在数据挖掘方面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能避免这种政治性？ 刘骥：价值判断之外，还应做人口学上的实证评估 我说三点。第一点，对于正常与非正常，除了价值判断之外，我们还可以在人口学上展开实证的评估。很简单，就是做一个分死因的死亡率和分年龄别的死亡率，但是王绍光老师可能会说技术上不可行。那现在就要看谁在为当时的政府做“无罪辩护”了。王老师似乎是要为政府运动型的经济政策及其相应的粮食采购政策做辩护，说跟印度、跟解放前相比，“大跃进”、大饥荒没怎么死人。王老师提供的印度的死因跟中国的死因不一样的话，你要分死因和分年龄别，才能把政治上的归咎排除掉。因此，要真想辩护驳倒冯客等人，就得做分死因、分年龄的死亡率研究。 第二点，王老师举了三四十年代出生队列的人，因为自己解放前出生时身体差，所以后来更容易在大饥荒中死掉。这一点在人口学上有逻辑瑕疵，那就是王老师指出的前后两个队列在时间跨度与年龄结构上不一定会匹配。前面是将近20年出生的队列分布，后面是这三年死亡的人的队列分布，这两个队列分布在时间跨度和年龄结构上建立不了这样精确的因果联系。 第三点是很致命的替代机制，针对王老师提出的假设：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由于出生年代营养不良，所以到了五六十年代比较容易夭折。理论上存在一个家庭内口粮分配的机制，在很多历史文献中也可以看到，曹树基老师他们做的历史调查也发现了这条机制，那就是年轻人以为自己能撑过去，就把吃的拿给孩子，尤其是老年人，结果最后这些年轻人更容易得浮肿病死掉。如果这条机制成立的话，那王老师提出的早期营养不良导致后期容易夭折的假设就垮掉了。当然，大饥荒时的20～40岁的年轻人、中年人为何容易“夭折”，到底是因为自身抵抗力差，还是因为家庭内道德牺牲，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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