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绍光：统计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统计与政府的关系 我其实要讲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叫“正常”，不要把任何人说的“正常”拿来就用。我在结论部分对何谓“正常”的各种评判标准做一个对比。任何一个人对“正常”做出判断，必须给出自己的理由。以前，不少人把1957年的死亡率当做“正常”，但理由并不清楚。 我们讲统计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统计与政府的关系。政府行为是政治，但其他方面也有政治，包括在学术研究里面。可以说，统计的政治也贯穿在学术研究之中。并不是只有政府官员才会去操弄数据，做研究的人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操纵数据。不管学者多么希望自己的研究客观、中立，但还是可能带有政治色彩。 我最后提出的那个假说，还是值得探寻的。我刚刚说过，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太多。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芬兰的例子，一个是意大利的例子。近年来，对中国大饥荒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趋势，不是研究它的原因，而是研究它的后果，出现了一批文章。有的研究发现“大跃进”期间出生的人后来得高血压的比较多。我中文大学的同事张俊森发现，这个时期出生的人后来失业率似乎也比较高。总之，胎儿期、婴儿期和儿童期的营养状况与后来的死亡率相关的这个假设似乎是有道理的。衡量一个年龄组早期的营养状况，平均身高是非常有依据的指标。现在有大量关于身高的研究。前面提到的那位澳大利亚学者除了做1935～1975年的出生人口外，还做了澳大利亚华人移民的身高研究，也有很有意思的发现。我说身高是很好的指标，我那个假设很有必要进一步证明或证伪。 为什么说死亡率在这个时期很高，跟粮食短缺可能有关？可说到底，是什么引起死亡？其实，阿玛蒂亚·森有一本书讲两个问题，一个是饥饿（hunger），一个是饥荒。他说在中国政治里面，人们往往关注玩饥荒的游戏，研究饥荒，却很少关注饥饿、研究饥饿。其实对人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威胁最大的是饥饿，而不是饥荒。饥荒发生的几率很小，饥饿却是普遍存在的。不管是饥荒死的，还是饥饿死的，都是人类悲剧。有人认为饥荒死人罪大恶极，但对饥饿死人漠不关心，这就涉及价值判断，这就是政治。我现在不说哪一种价值判断是对的，但希望把未加言明的价值判断清楚地点明；不能假设所有人都使用同一套价值进行判断，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我认为不存在这种共识，这是我的基本看法，而不是结论，只是把问题提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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