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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领导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2014-2-13 23:2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988| 评论: 0|原作者: 罗四夕|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毛泽东晚年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而不是停滞不前,更不是到了崩溃的边沿。对毛泽东的评说要站在99%的人的立场上,用历史和事实说话,而不能站在1%的人的立场上,用仇恨和谎言说话。

毛泽东晚年领导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作者:罗四夕 发布时间:2014-02-12 来源:乌有之乡 
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而不是停滞不前,更不是到了崩溃的边沿。

  毛泽东晚年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而不是停滞不前,更不是到了崩溃的边沿。对毛泽东的评说要站在99%的人的立场上,用历史和事实说话,而不能站在1%的人的立场上,用仇恨和谎言说话。因为那1%的人只有私心没有良心,只有偏见而没有思想。他们之所以仇恨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当年触犯他们的利益。列宁说:如果几何学触犯了有些人的利益,他们也要把几何学推翻。

  一、在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

  这一节全是摘录三个人的话。

  乔宗寿说:这十年(文革),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是,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比较稳定增长。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了,例如,1976年同1965年比较,拖拉机的产量增加了5·9倍,农村排灌动力机械的拥有量增加了4·9倍,每亩耕地的化肥的拥有量增加了2·1倍。工业方面原油产量的增加,石油化学工业迅速崛起。铁路方面,修了成昆、湘黔、焦枝、枝柳、襄渝等内地铁路干线。南京长江大桥1968年完工。葛州坝大型水电站动工。尖端技术方面1967年6月17日爆炸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2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1975年11月26日,人造卫星发射回收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又一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取得这些进展的根本原因,是党和人民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为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

  毛泽东晚年的贡献,我认为最根本的,是提出了关于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个战略思想,当这种危险一露头,他就尖锐的提了出来。……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在今天,更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乔宗寿:《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史》第576578页)

  魏巍:……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起的第一朵磨菇云。这是一曲响彻云霄的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凯歌,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和凝聚力的表现,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的活生生的证明。

  “在此之前,导弹方面,1960年11月5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东方一号”导弹;1964年6月,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接着是,1964年爆炸成功第一颗空投原子弹。

  “1966年10月,试验成功第一枚由导弹和核弹头相结合的导弹核武器。

  “1967年10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80年5月,我国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成功。

  ……

  从1955年到1980年,我国的原子能等尖端科学技术,从一无所有到洲际导弹的发射成功,按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基础来说,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8年,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6年,而中国用了两年零8个月。就仅在20多年的时间内,我国就跨入能够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五个主要国家之列。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有力地保卫我国的安全,而且带动了我国整个科学技术和各种工业的发展。其意义是伟大的。……

  和一切目光短浅者不同,在重要的战略决策上,毛泽东总是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着眼,从祖国的长治久安筹划。这一点是显而意见的。

  我国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大三线建设,就是这一战略决策的表现。

  魏巍著《话说毛泽东》第140141142页)

  魏巍还说:三线建设原来的目标是,要在中国纵深地区再建一套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仅以四川的情况看,十多年来已建成300多个大中型企业,它们已成为四川工业的主干。全国38个重要工业部门四川样样俱全。随着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川南盐化和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以及以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为中心的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的建设,不仅为奠定了四川尔后工业发展的基本格局,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而且对改善中国原来工业只集中在东北和沿海一带的布局,带动四川毗邻地区社会、经济进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改变“老、少、边、穷”的面貌等方面将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襄渝铁路的建成,使四川5大动脉(宝成、川黔、成昆、襄渝和长江)与全国相联。公路建设和邮电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经过三线建设,西南工业生产能力有很大提高。仍以四川为例,从1965年到1979年,铁矿石开采能力由40.69万吨,增加到817.15吨;炼铁能力由38.89万吨,增加到271.69万吨;炼钢能力由59.56万吨,增加到289.7万吨;钢材生产能力由92.48万吨,增加到251.85万吨;发电装机容量由82.47万千瓦,增加到379.32万千瓦;水泥生产能力由117万吨,增加到556.88万吨。四川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三大电站成套设备生产基地之一,四大电子工业基地之一,五大钢铁基地之一;机械工业,形成以重型矿山和工程机械制造、汽车、仪表仪器、农业机械等较完整的体系。已能独立生产许多高、精、尖产品,四川已由原来一个偏僻闭塞、交通不便、工业薄弱的落后省份,一跃成为中国西南部新兴工业基地。

  “总之,经过大三线建设,原来的战略设想已经实现。尽管还有某些缺点和不足,但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已经有所改观,大三线地区的工业基础已大为加强,随着经济的发展,包括少数民族的偏远地区,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其成绩是主要的。尽管战争并未发生,但对保障我们祖国的安全,却是有长远意义的。我们不能忘记当年毛泽东为我国长治久安所作的运筹。”

  (同上书第145146页)

  新加坡学者 董玉振说:

  人本经济的成功尝试:辉煌的发展成就。“毛泽东不懂经济”几乎成了定论,而被海内外人士所接受,笔者也不愿将毛泽东视之为经济学家并为此进行辩护。作为一位政治家、执政党领袖和国家元首,关键在于在他任内国家的经济等方面是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求全责备,或因一时的经济失误而否定经济的整体成就是不客观的。至于“毛泽东时期经济一团糟”、“毛泽东耽误了中国的发展”等观点,更是轻率和不负责任。

  在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早期,既发现并抓住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农民问题,并由此启动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也为中国最大的群体过上自尊的生活提供了根本的基础——土地。就影响和意义,超越后来的任何单项经济改革,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市场化等。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通过土改和暴力革命,彻底铲除了到处盘踞的地方势力,包括地方经济霸权、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治山头、黑社会组织,实现了国家的真正大一统局面,促进中国各地方、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流通等,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而49年之后,毛泽东领导建立起高效清廉的各级政府机构,为经济的发展建立起必要的领导力量。公有制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对于在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干大事,发展必要的基础工业和重工业、科教、文化、卫生等事业,提供了制度的保证。毛泽东对人民的动员和民族凝聚力的空前提高,则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动力。虽然计划经济已为今天所放弃,但自49年之后在经济、科技文教、国防等领域的巨大发展成就,是无法否定的。

  建国之初,中国除了东部和内陆中心城市的纺织和一些轻工机械等,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要靠进口。经过二十七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三年实现经济恢复,1949年没有详细资料,可以肯定会非常糟);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在毛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使“文革”十年期间,工业总产值也翻了一番,从1965年的1402亿元发展到1976年的3207亿元[1]。这样的高速增长居然被第二代领导人和大陆经济学家贬之为‘停滞不前’、‘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经济崩溃的所有先兆如:物价飞涨、失业增加、收支状况恶化等全部没有踪影,让人不仅要问:‘何处不是崩溃的边缘?’以下是几个重要产业的发展数据:

  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以1978年为截止年,因1976年至1978年是毛泽东时代经济的自然延续。毛泽东时代的大型基础建设和重工业项目也在1979年前大部分投产),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22、71倍),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亿1700万吨(9、34倍),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21、66),木材产量从1100万立方米增长到了5100万立方米(4、63倍),电力从70亿度(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度(36、47倍),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发展到了1亿零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000吨上升到了869万3千吨(222、897倍),农药从2千吨增加到53万吨(9、99倍)[1]。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核潜艇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中国在1976年时的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1976年第六经济大国(这在海外学者中被认可,虽然有汇率的争议,但如果按照货币购买力来计算,这个位置并不离谱。只要按国际市场价格算一下当时能源、原材料、冶金、农业等基础领域的产出就能明白这一资料的可靠性)。

  (我说明:括弧里面的倍数是我加的。董玉振说的数字是从1952年算起的,如果从1949年算起,倍数还要大,如钢铁1949年只有158万吨,1978年增长到了3180万吨,就增长了2013倍,石油1949年是12万吨,1978年是1亿零400万吨,增长了8667倍)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八十多万公里的公路(不包括遍布乡村的非油面道路建设),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云南(除了早期的一条窄轨)、广西、四川、贵州、青海、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甘肃省在解放初期的铁路只有陇海铁路到天水段,解放后延伸到兰州,并建设兰新线)。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库容在20亿立方米以上的31座超大型水库中,30座为49年后所建。仅淮河治理就修建了3400座水库(现在即使建3400座标准游泳池也是一个浩大的开支)。为毛泽东之后从容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

  (这是一个新加坡学者,对国内那些没有良心的学者和睁眼说瞎话的领导人的有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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