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诗古：水陆交通线与无为县的“大饥荒”（1959～1961） 我这次报告的论文主要是以1962年无为县公安局所作全县57个公社详细死亡人口统计为基础，并结合当时的县委会记录，以及各级干部犯错误材料，发现水陆交通线是造成1959～1961年无为县各公社间死亡率差异的核心因素。 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便利的公路交通有助于县委主要领导下乡视察工作，增加了交通沿线公社干部在征购上的压力，迫使他们在产量上报、粮食入库等环节上更为积极。第二是宽阔的河流运输有助于粮食外运。为了能在丰水期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县委制定了“调拨在前，供应在后”的政策，导致沿河公社率先断粮，而之后的调剂供应却滞后或根本没有，人口死亡率趋高。 2005年，曹树基教授在香港出版了《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书，首次将研究深入到省级以下的行政区。从基层数据的分析和修正出发，以修正后的各县数据作为基数累加，从而求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该书的第二页，附有一张“大饥荒”时期全国各主要省份人口死亡率的分布图（见图2）。其中颜色越深的地方表示人口死亡率越高。 这张图引出了许多有意思的问题，其中之一即是为什么在相同的政治制度下，各地区在“大饥荒”时期的人口死亡率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当然，这些问题不单在中国存在，也是世界饥荒史研究中共同的话题。2013年10月下旬，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举办了一个主题为“粮食与政治：世界饥荒史比较会议”，我与曹树基教授有幸受邀与会。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饥荒研究者的交流中，可以发现对饥荒中地区间人口死亡率差异的研究并非我们的独创。其中国外的研究者，如格雷达（Cormac Gráda）、惠特克罗夫特（Stephen G. Wheatcroft）和康德拉辛（Viktor Kondrashin）等，对于爱尔兰、前苏联、乌克兰等地区的研究，已经在此问题上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 在以往的“大饥荒”研究中，已充分讨论了省级之间和“城市—农村”之间的人口死亡率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诸如干部的政治激进程度、粮食征购强度、缺粮区与余粮区的划分、公共食堂普及程度、集体提留的增加等因素。前辈学人的出色工作奠定了我们今天讨论的重要基础，同时也引出了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与这些基于省级或大区的讨论不同，笔者力图从人口死亡发生的最基层单位——家庭、大队和公社一级开始分析。 在早期的研究中，我在无为县曾经处理过两个大队的死亡率差异问题。这两个大队中间仅隔一条河流，但是二者的人口死亡率却有20％的差异。2013年，我到美国参加亚洲年会并顺访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一位教授邀我参与他的一个研究计划。于是，我开始与他合作从事安徽省南部的一个村级的“大饥荒”口述史研究，这个工作正在进展中。今天我要讲到的无为县，它的地理范围位于长江和巢湖之间，西北方向是合肥市，东边不远是南京市，邻县就是庐江，是两个紧挨着的县。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个县作为研究的对象？其实纯属偶然，因为我们到安徽省去寻找资料的时候，我们在很多县都没有发现好的资料，有时即使发现了好材料又被档案馆工作人员赶出来。所以能找到这两个县并看到一些资料，纯属一种偶然，不是一种特意选择的结果。 在今天的发言中，我的问题是，无为县内各公社间的“人口死亡率”是否存在着大的差异？如果存在差异，那么又是什么机制决定了这种差异的产生？ 在讨论各个公社人口死亡率之前，有必要对1958～1961年无为县人口数据进行检验。据新修《无为县志·人口志》，1958年年末人口95万余，1958～1961年间全县总人口净减少了约26万人，其中包括三年内净迁出人口9299人。但是，县志中的净减少人口与死亡人口数据不吻合，相互不能匹配。 这种矛盾在很多地方志里都出现过。在古代史研究中，大家非常强调史料的“即时性”问题，也就是主张用同时代的史料说同一时代的事。在中国当代史的讨论中，如果大家以20世纪80年代公布的人口数据来讲50年代的事，这就难免让人觉得会有些问题。当然在没有找到更好的资料的情况下，这样做也是一种无可厚非且比较妥当的做法，但我们更应该以当时形成的档案文献为基础，来从事学术研究。在80年代各地方志的修撰过程中，往往需要经过许多次的政治讨论，一般都是县委书记或县长亲自挂帅，也就难免会在里面掺加许多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这一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和辨析那些过滤后的史料。 1961年无为县总人口和死亡人口，与1962年公安局统计数据完全吻合。由此可以认为，《无为县志》编撰者应该看到并参考了这套数据。让人奇怪的是，《无为县志》编撰人员对1959年、1960年各公社统计数据中的死亡人口数视而不见，而是采用了一个远低于公安局统计数据的死亡人数。如1959年公安局统计数据中死亡人口总计113454人，《无为县志》中只记载了86278人；1960年公安局统计数据中为98018人，《无为县志》只记载了41703人。这让我们怀疑，《无为县志》编纂者可能故意压低了死亡人口数，从而造成整套数据的紊乱。 公安局统计数据中的死亡人口数基本上可以与县志中1958年、1961年年末人口数吻合，也可与县委书记姚奎甲在1961年检讨中所说的“全县减少近20万，其中死亡占的比重很大”相一致。已知三年内净减少人口约26万人，如果考虑出生人口近3万人，有公安局确切统计的死亡人口22万人，估算净迁出人口约5万人，另有约2万人属于追溯性统计正常的遗漏和误差。尽管这套数据并不是百分百的精确，但不可否认这仍然是目前关于公社一级人口非正常死亡较为准确和详尽的资料。 公安局的统计是以每个人的详细信息为基础，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出身、职业、家庭住址、政治背景和死亡的原因。在死亡的原因中，又包括三点信息，即死亡的时间、地点和原因。这些对公社和大队个人登记的调查，通过汇总的方式形成了1959～1961年分年度的无为全县的人口死亡原因统计表。1960年底中央已经开始对整个饥荒问题进行反思，同时中央高层的一些文件显示，1961年各级都开始了全面整顿。此外，中央高层还提出要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向各地派出工作组，如田家英、陈云、刘少奇等，赴各地开展调查工作。这说明，1961年之后，中央已经开始纠正过去的不适当做法，并在力图恢复秩序。 我在此定义的“非正常死亡”特指在饥荒时期因饥荒饿死或因饥饿产生疾病致死的人口死亡。在公安局的统计表中，主要表现在“消瘦病”、“浮肿病”、“生活困难”和“久病不愈”四项。鉴于“大饥荒”时期的特殊性，我将公安局统计中的“死因不明”人口也归入到“非正常死亡”计算，而把原统计中“婚姻问题”、“家庭纠纷”、“自杀”、“火灾”、“中毒”、“触电”等偶然引起的死亡归为“其他”或列入“正常死亡”。 为了便于讨论和分析，我将死亡率在30％以上的公社视作“高死亡率”地区，在20％～30％之间的公社视为“中死亡率”地区，在10％～20％之间的公社视为“一般死亡率”地区，而把死亡率低于10％的公社视为“低死亡率”地区。由于无为县是大饥荒的重灾区，人口死亡率偏高，无为县的“低死亡率”在其他省市则可能已是“高死亡率”，故此上述划分或许只在无为县适用。 三年间“高死亡率”的公社有关河、虹桥等16个公社。除关河外，其他15个公社都位于县内主要河道和公路交通线上，是县境内主要的粮食产区。很显然，人口死亡率与水陆交通线有着某种相关性，“高死亡率”主要分布在军二公路和西河的叠加区，以及西河和裕溪河的交汇地带，即蜀山、襄安、开城、无城和陡沟区。 在已有研究中，尽管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也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如粮食的高征购是“大饥荒”发生的关键因素。大家知道，粮食征购包括了三个重要环节：上报产量、确定征购任务、粮食入库及外调。这三个环节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仅就粮食入库而言，粮食入库率又受到三个因素的支配，即上级施加的政治压力、公社书记的态度和交通运输条件。前两个因素具有主观性，运输条件则是对入库率的客观制约因素。 无为县境内襟江带湖，水网发达，通航河流除长江外，还有西河、裕溪河、永安河等12条内河，其中西河是县境内主要通航水道，自西向东流入连通巢湖与长江的水道——裕溪河。解放初期，全县运输以水运为主，到60年代后水陆兼运。建国以来，粮食主要外调巢县、芜湖，然后转运到合肥、上海等地。 关于粮食入库的方法，县委主张沿交通线集中。由于偏僻地区交通不便，人力不足，粮食无法快速调运到交通线上，姚奎甲提倡大搞群众突击运粮，以此突破运输上的困难。为了抢在河流水位较高的时候把粮食运出，县委制订了“调拨在前，供应在后”的调运政策。先把交通点线上的存粮提前调出，而把偏僻地区难以调出的粮食用于县内的调剂供应，结果造成“偏僻地区存粮多，交通点线存粮少”的局面。这种政策带来了严重后果，交通点线上的粮食大量被调出，口粮预留不足，而县内回销救济粮供应不及时，致使交通便捷地区率先出现饥荒，人口大量外流。 县委领导经常性地下乡，则必然要牵涉出行交通问题。自1958年秋以后，姚奎甲下乡是坐轿车下去的。这就决定了姚经常去的公社大部分会是在公路两旁，需要步行的偏远公社很少去。姚奎甲去得少的偏远公社，承受的政治压力明显要比经常去的公社小，问题不是更严重，而是更小。 姚奎甲通过“大撤大换”、“批评斗争”和“拉拢合作”等方式，对公社干部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在粮食征购的三个主要环节（产量上报、征购任务和粮食入库）上，服从县委下达的任务要求，执行粮食极“左”路线。然而，不论是上级压力的施加，还是征购粮的外调，都与水陆交通线紧密关联。便利的交通增加了沿线公社干部在征购上的压力，促使他们在产量上报、粮食入库等环节上更为“激进”。这套模式是否在其他地方也适用，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由此看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水陆交通、政区归属、地形地貌、公社干部等因素对无为县“大饥荒”中的人口死亡率差异有着显著的影响。从全县人口死亡率分布情况看，水陆交通线是造成各公社间死亡率差异的核心因素之一。在此之外，政区归属的不同也会造成人口死亡率的差异。交通不便可以有效削减了因干部政治激进带来的危害，从而降低了饥荒中的人口死亡率。公社书记，作为“当家”干部，如对上级强势抵抗则会保护当地百姓，如对百姓强势则会加剧灾难。另外，本地干部相对外来干部，面对大量的死亡，会在政策执行上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往往“乡情”会胜过“政治”，如“大跃进”中的张恺帆。 简言之，水陆交通线是造成1959～1961年无为县各公社间人口死亡率差异的关键因素之一。这或许可作为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中地区间人口死亡率差异的一种解释模式。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这样一种单一变量的分析，而是力图去建立一套可以整合水陆交通、公社干部、种植结构和政区归属等多种变量的分析模型。本文只是这一综合探索的开始。 最后，作为一个学术讨论会，在对话中我们起码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对于大饥荒或人口死亡的讨论应该放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历史情境中去讲，不能单纯只讲一套推理方法或者若干数理分析的逻辑，而忽视基本的经验材料和历史的史实，甚至不承认“即时性”的史料。我们的主张是，把大饥荒的讨论放入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即一种“在地化”的研究，充分尊重历史留存下来的史料和史实，才不会让这样的讨论和对话陷入无意义的“立场之争”，而是回归学术“本位”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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