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树基：谁是谣言的制造者 我先评论刘民权老师的发言。首先，我在研究中所用基础材料是1953年、1964年和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因为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再利用历年人口数据可以算出灾前和灾后的人口增长率，从而求得灾前（1958年）和灾后（1961年）这两个控制点的人口，然后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就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我没有用到1‰人口生育率调查的数据，尽管这个大数据越来越受到重视。 我再来评论孙经先先生的论文。我的数据真的不是根据孙先生你说的五个数据做的。我的大数据是通过分县、分府、分省累加的方法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你这个讲法。我很痛恨人家先歪曲我，再痛批我。但我没办法，你一口咬定我就是那样做的。孙先生，你真的还是要读读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著作。 孙先生提出的公式就是个回归公式。你不要随便说其他人完全不懂数学，杨继绳先生毕竟还是清华大学的本科生。你用的这些数学方法我们都能够理解，我们自己也在用这一套做数理分析。你虽然提出了一个没有发表过的公式，但我还是只就你发表的论文做点评论。孙先生的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你讲到的漏报和重报的问题，是你自己的想象。你引用的山东省数据在你的论文里没有出现，在你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出现了。资料来源在哪里，你完全都没有交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如何评论你的东西？你自己要公布你的资料来源，不要等我们呼吁你。 关于统计数据，杨继绳对孙先生有批评。杨先生说：“孙先生承认统计局公布人口统计数据不准确，却用这不可靠的数据推出‘高度吻合’的结论。”你利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画出的曲线有一个问题：你的曲线有两个原点，你竟然把这条曲线的数据平衡做到了1974年。你以为有一个最基本的假定，说户口登记制度是怎么一回事？你在文章里说：“让我们先看一个典型的例子。假定 1960 年年底我国某城市一个工厂关闭，其来自农村的职工1万人被精简返回农村。他们都在当年12 月下旬办理了城市户口迁出手续，又都在 1961 年1 月初在农村原籍办理了户口迁入手续。”你说，这 1 万人在 1960 年年底是没有户籍的，什么都不是，任何统计都不会有。你就用你事先假定的典型数据去进行推论，那我就要讲了，你把公安局那批搞户籍统计的人当做傻瓜在对待啊。我们知道，公安局年底的户口会有一个冻结的制度，是不会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的。即便真的出现户口迁入，那还有一个户口迁出做平衡。这个问题涉及方法论的问题，孙老师你真的不是在做历史学，而是在做数学的假定和推导，你这样的推导没有任何意义。 关于精简人员，孙先生说：“1964年，虽然我国户籍人口大迁移基本结束，却留下了1510万漏报户籍的人口，他们虽然从市镇迁移到农村，却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杨继绳反复地讲，这些人没有户口，就没有饭吃。现在的问题是，你这个东西没有事实做支撑！我来告诉你一个事实。1961年6月的《中共中央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告诉我们：“职工本人及其随行的供养亲属回乡的时候，原工作单位和当地管理户口的部门、粮食部门，应该帮助他们办好转移户口和粮食关系的证明，并且按照以下标准发给他们回乡后一个月的口粮……对重灾区、缺粮区和回乡职工过多的社、队，各地可酌情多发给一部分口粮。”具体讲，浙江发了多少口粮？浙江是发给他们从离城之日起到早稻登场的口粮。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保证精简人员在转换过程中不缺口粮，不会让2600多万人因漏登农村户口变成一群漂浮的野鬼。你应当参考浙江大学朱珏的博士论文。 你认为你在今天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但历史的事实真的不是你讲的那种情况。你不去查证基本事实，继续大胆地说：“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工业战线和市镇其他部门又需要补充大量的职工。1960—1964年期间精简到农村的1510万人口中的大多数也要求重返市镇。这样在1965—1979年（主要是1970—1979年）这一漫长的时间内，各级政府部门拿出很大的精力解决这一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随着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这1510 万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在1970—1979 年期间返回了市镇，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其余的人也在农村办理了户籍手续。” 我告诉你，你说的这桩事情不是真实的。你一点也不引用他人的研究。关于这件事情，中央有文件。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部分人员要求复职复工回城就业问题的通知》，第一条就讲：“对于有些被精简职工要求复工复职的问题，一般的不再收回。”浙江大学朱珏的博士论文讲，这批人都没有收回。你都是在用你的想象再加你的数据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最近十几年，我们在乡下调查，碰到好多这批当年的“精简人员”，他们仍然居住在农村，仍然是农村户口，他们没有回城。你硬说他们的户口漏报，搞出一大堆神话给我们听。我很无语，你真的不可以这样做。你罔顾历史事实，却先设定、假定了很多事实，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我再举一个例子。你说：“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迁入（包括婚入）：全户或者个人迁到新住地的时候，应……交出迁移证或者缴验其他证件……后，登入迁入登记册。’”你的引用确实没有引错，但你的评论真的是很奇怪。你说：“这一规定存在明显的漏洞，这就是：在办理户口迁入时，可以不缴验迁移证。这就表明在迁移时可以不在原居住地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就能在新居住地办理户籍迁入，只要能有‘其他证件’。”我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你或许比我还年长，难道你不知道“其他证件”比户口迁移证还要难以得到？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其他证件”有个界定：“没有迁移证件的公民，凭下列证件到迁入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一、复员、转业和退伍的军人，凭县、市兵役机关或者团以上军事机关发给的证件；二、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和留学生，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入境证件；三、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释放的人，凭释放机关发给的证件。” 这些证件的任何一样都比迁移证更难获得。社会常识告诉我们，户口迁移证是最重要、最常见的证件，还有例外，例外的就是这些证件。这哪里说明当时的户口制度有很多漏洞可以利用，可以随意上户口？你也不要讲1955年的户口制度跟1958年的有差别。这个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根本不存在你说的那种漏洞，比如我拿个学生证或我爸爸给我的证明就跑去上海落户了，那是不可能的。当时的社会控制是不会留下这样的一个漏洞的。 孙先生，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你说的这些都是假定，你明白吗？我今天要向你指出：你不可以用假定加上数学就做出这样的神话来！历史学是严肃的，我们要有基本的事实，这点不能违背。 你刚刚又犯了一个错误，硬说我曹树基是根据那五个数据做的推断。研究是我自己做的，天地良心，我曹树基真的没有根据那五个数据做推断。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出来的，最后差一个省的时候，我还没有做数据的加总。我当时非常期待，加上最后这个省，全国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据是多少。加总的结果是3250万，我不再做调整了，就这样定了。讲老实话，我做分区研究的时候，是朝偏低的方向发展。至于你说的那个逃荒的会跑掉的情况，我们在无为做过一个关于迁移人口的调查。无为在1959年的人口已经少于1958年。它的迁移人口有迁到工厂的，政府都有详细的规定，我们专门把那个数字跟它县志的总数字来对照，全部吻合。县志里面并没有人口丢失不见的情况。你看，无为县并没有丢，我们今天照样把那个数字拿出来，它有一大堆表格供查考。这就是我的意见。 你还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地道。你讲话把我曹树基扯上去，却不针对我曹树基的任何论文或著作，你就在报纸上点我的名了，点了之后你就把我当做谣言的制造者。这件事情非常不好。你口口声声说我是谣言的制造者。我们本来是在讨论问题，不要用这样的暴力语言。你要知道，“谣言制造者”是一个法律用语，国家对这个做出司法解释。你怎么可以不针对我的任何文章或著作，就在报纸上给我一个污名？所以说，做学术要有基本的专业素质，乱讲是不可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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