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毛泽东在批转河北省委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这个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 再说许光达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接连3次提出要求降低军衔的申请书，军委一致意见不予批准。许光达在申请书中写道：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锤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带4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至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3个方面军被迫做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10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举着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说： “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他大步走到窗下，双手推开两扇窗户，说道： “500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神州；500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在大伯资助下入小学读书，后考入长沙师范学院，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许光达到广州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即黄埔军校，1927年2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5期炮兵科。 后来在1965年军队取消军衔制时，许光达坚持把自己应定的行政4级降低为行政5级。 这个时候让衔的还有董其武，当他得知要给他受上将衔，就找到杨成武说：“杨司令，你是有功，我是有罪；你当上将，我不能当上将。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你帮我转递一下，无论如何我不能当上将。”杨成武将董其武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说：“成武啊，你告诉董其武两句话：杨成武是共产党员，当不当上将无所谓。董其武一定要当上将。”杨成武向董其武传达了毛泽东的两句话，董其武痴痴地望着杨成武，嘴角抽动着，泪水像小河一样往下淌，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嚎啕大哭起来。 第二天，杨成武在中南海紫光阁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见到了傅作义，他问：“傅先生，昨天董其武先生的事，你知道不知道？”傅作义激动地说：“知道了，知道了。我也只有两句话：毛主席伟大，共产党伟大！董其武昨天晚上在我那里折腾了一夜，又哭又笑，反复讲的就是这两句话。” 再说毛泽东在中将问题上讲话说： “中将定的多了，年轻的同志以后还有机会。” 卢仁灿的名字从开始拟定的中将部分移到少将里面。卢仁灿没有任何怨言。有人为自己的军衔找过领导，甚至上书中央，也有人替卢仁灿打抱不平，说在海军的将军里论起来，卢仁灿的年龄的确算年轻，但是，他的资历不浅、能力不低。 按照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应当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因需要减少上将名额，他立即提出，自己是主抓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要求降为中将。 徐立清，1910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彭德怀几次找徐立清谈话，徐立清都坚持把自己降为中将。在兵团级干部中，他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在军委研究中将、少将军衔时，根据皮定均的资历和历史职务，最初定为少将军衔。军委把名单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一直记着皮定均在解放战争中，率领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孤军千里突围的赫赫战功，他大笔一挥，在皮定均的名字下面写了6个字：“皮有功，少晋中。” 孙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我投身革命决不是为了升高官、要厚禄。” 军委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还是决定授予他中将军衔。 此一时期，与让衔的领导人相反，在一些人眼里，授衔就如同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排座次一样重要，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毛泽东听说了这些情况，他很不高兴地说： “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可以不要，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要闹，有什么意思？哪像共产党！” 朱德笑笑说： “肩上少了一颗豆，脸上不光彩，回家没法向老婆说呀。” 毛泽东叹了口气，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粟裕两让司令再辞帅，高风可嘉！” 9月11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继续审阅修改后的决议草案，一直到12日清晨4时才审阅完毕。他接着写了一个批示，要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在12日将决议草案看完，尔后由杨尚昆立即把它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等人，并同时派飞机分送各省市区党委，征求修改意见，要求他们在月底来京参加七届六中全会时把修改意见带来。 9月13日下午，毛泽东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听取李先念关于召开9省粮食会议的汇报。 9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北戴河。 9月15日，毛泽东开始着手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 此时的北戴河，秋风中已带有几丝寒意，但毛泽东游泳的兴致依然很高，他每天都要下海，风雨无阻。 有一天，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海面上被狂风卷起的巨浪有一人多高，毛泽东还是坚持下海游了10分钟。 9月17日，国务院第18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1955年10月1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佩戴军衔肩章、军兵种和勤务符号，按照国家规定的新的服装制式着装。 9月25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写好了序言，他写道：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18年，即恢复时期的3年，加上3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毛泽东决定将《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印发给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与会者人手一部。 这一天，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到北京。 9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9月22日的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检讨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8月1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 送刘、周、陈、朱、彭真、邓小平、陈伯达、廖鲁言即阅，退邓子恢。” 9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同时决定授予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里，和将被授予元帅衔的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正在海阔天空地谈笑风生，只有林彪一个人郁郁寡欢、一言不发，蜷曲在柔软的沙发上。毛泽东走近他身旁，关切地问他的身体如何？林彪说：身体很差，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见风感冒，见水拉稀。 后来（一说是在1953年），毛泽东指示卫生部副部长、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及中华医学学会会长傅连暲，组织专家为林彪做一次全面细致的检查和会诊。会诊前，林彪让叶群出面，暗示傅连暲为林彪开一张生病的证明。傅连暲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会诊后，说林彪无大病，应该多进行一些户外活动。他还关切地劝林彪，一定要戒掉用吗啡的习惯；要治病，有别的办法，吸毒是万万要不得的。林彪由此对傅连暲忌恨在心。 傅连暲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在林彪身上没有发现重要器官的严重器质性病变，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毛泽东得知林彪的病情并不十分严重，一时沉吟不语。他为了鼓励林彪，曾特意抄录了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赠给林彪，希望他振奋精神，有所作为。此是后话，暂且打住。 再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人大常委会典礼局局长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国歌。 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 毛泽东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 毛泽东又将勋章授予十大元帅。 9月27日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国务院礼堂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授衔、授勋典礼。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周恩来总理的授衔命令。 周恩来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徐海东等在京将官。 徐海东主动提出受之有愧，高了。周恩来说： “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毛泽东亲自为在京的将官们授勋，授予傅作义、董其武、陶峙岳等人一级解放勋章。董其武心中极不平静，连声说： “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感谢你们的恩情。” 后来，陶峙岳被任命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 毛泽东手捧一级解放勋章走到少将李贞面前时，李贞想跟毛泽东说几句话，却激动得说不出来。周恩来赶紧说： “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啊！” 9月28日，国防部举行授衔典礼，国防部长彭德怀授予在京部分校级军官军衔。 后来从11月开始到1956年初，各军兵种和各军区的授衔典礼，相继在各领导机关所在地举行，贺龙、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其他高级将领，代表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国防部，分别授予各单位将官、校官和尉官军衔。贺龙代表毛泽东授予邓宝珊一级解放勋章。 同时，各部队还举行了授予军士和兵军衔的典礼。 再说这次授予10大将军衔的是： 粟裕 徐海东 黄克诚 陈赓 谭政 萧劲光 张云逸 罗瑞卿 王树声 许光达 授予55人上将军衔，按姓氏笔画排列，他们是： 王平 王震 王宏坤（海军） 王新亭 韦国清 乌兰夫 邓华 叶飞 甘泗淇 吕正操 朱良才 刘镇（空军） 刘亚楼（空军） 许世友 苏振华 李达 李涛 李天佑 李志民 李克农 杨勇 杨至成 杨成武 杨得志 萧华 萧克 宋任穷 宋时轮 张宗逊 张爱萍 陈士榘 陈再道 陈伯钧 陈明仁 陈奇涵 陈锡联 周桓 周士第、周纯全 赵尔陆 洪学智 钟期光 贺炳炎 郭天民 唐亮 陶峙岳 阎红彦 黄永胜 谢富治 董其武 彭绍辉 韩先楚 傅钟 傅秋涛 赖传珠 后来王建安在1956年、李聚奎在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至此，上将共计57人。 授予177人中将军衔；按照姓氏笔画排列，他们是： 丁秋生 万毅 王诤 王必成 王近山 王尚荣 王宗槐 王秉璋 王恩茂 王道邦 王辉球 王紫峰 韦杰 文年生 方强 方正平 邓逸凡 孔从洲 孔石泉 孔庆德 甘渭汉 卢胜 田维扬 邝任农 皮定均 成钧 毕占云 匡裕民 朱明 朱辉照 向仲华 庄田 汤平 刘飞 刘忠 刘少文 刘西元 刘兴元 刘先胜 刘志坚 刘转连 刘金轩 刘昌毅 刘浩天 刘培善 刘道生 孙毅 孙继先 朵噶.彭措饶杰 杜平 杜义德 杨秀山 杨国夫 杨梅生 苏静 李耀 李天焕 李成芳 李寿轩 李作鹏 李雪三 肖向荣 肖望东 肖新槐 旷伏兆 吴先恩 吴克华 吴法宪 吴信泉 吴福善 吴瑞林 何德全 邱会作 邱创成 余立金 余秋里 张震 张藩 张才千 张天云 张仁初 张令彬 张达志 张池明 张贤约 张国华 张经武 张南生 张祖琼 张翼翔 陈康 陈仁麒 陈正湘 陈庆先 陈先瑞 阿沛.阿旺晋美 林维先 范朝利 欧阳文 欧阳毅 罗元发 罗舜初 周彪 周仁杰 周玉成 周希汉 周志坚 周赤萍 周贯五 冼恒汉 郑维山 胡奇才 赵镕 赵启民 钟汉华 钟赤兵 饶子健 饶正锡 饶守坤 姚喆 贺诚 秦基伟 袁子钦 袁升平 莫文骅 聂凤智 聂鹤亭 顿星云 晏福生 钱钧 倪志亮 徐立清 徐深吉 徐斌洲 郭鹏 郭化若 唐天际 唐延杰 陶勇 黄火星 黄志勇 黄新廷 曹里怀 常乾坤 崔田民 康志强 阎揆要 梁从学 梁必业 梁兴初 韩伟 韩练成 韩振纪 彭林 彭明治 彭嘉庆 覃健 程世才 傅连暲 温玉成 曾绍山 曾泽生 曾国华 曾思玉 谢有法 赖 毅 鲍先志 詹才芳 蔡顺礼 廖汉生 廖容标 谭甫仁 谭希林 谭冠三 谭家述 赛福鼎.艾则孜 滕海清 其中有两人是后来授予的。 授予800人为少将军衔，其中有： 丁盛 马宁 王猛 王新 王六生 王良太 王砚泉 王蕴瑞 王耀南 尤太忠 邓岳 甘祖昌 叶运高 向守志 刘丰 刘镇 刘华清 刘振华 江腾蛟 李贞（女） 李觉 李真 李水清 李丙令 李德生 李耀文 肖全夫 吴忠 汪洋 汪东兴 张廷发 张树芝 张耀祠 陈坊仁 陈其通 钱信忠 郭林祥 傅崇碧 后来，其中有2人晋升为中将，又晋升少将560名。 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总共授予少将以上将军衔1614人，其中有原国民党军官159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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