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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259章

2014-2-16 00:2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372| 评论: 0|原作者: 东方直心|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我看粟裕可以授元帅军衔。战功、资历、品德、才干、威望，粟裕都够当元帅。解放战争时期，谁不知道华东战场的粟裕，蒋介石的几大金刚谁不害怕粟裕！

1955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的纪念日，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阅兵仪式。毛泽东从北戴河回京参加了庆典。

这一天，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或观礼台的军人，参加阅兵的部队，都换上了新的制式军装，分别佩带了从元帅、将军到校、尉、列兵不同的军衔肩章。

毛泽东仔细地端详着身穿大将军服、佩带大将军衔的粟裕，亲切地说：

“我们的粟总长一身戎装，气度不凡。新中国成立6周年了，解放军应该改一改战争年代的土气了。”

粟裕笑笑说：

“穿着这样一身服装，很不习惯！”

周恩来说：

“慢慢就习惯了。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啊！”

10月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回复了一封信，并寄去了一首和诗。

原来，周世钊在6月20日陪同毛泽东游览岳麓山后，写出了一篇题为《难忘的一天》的日记和几首诗。后来，他给毛泽东寄来了一封信和他所作的几首诗，其中有一首题为《七律.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诗云：

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

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喜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化。

毛泽东接到周世钊的来信和诗作后，因国事繁忙，一直未回复。直到10月4日这一天，才写了这封回信，他写道：

惇元兄：

惠书早已收读，迟复为歉。承录示程颂万遗作，甚感，并请向曹子谷先生致谢意。校额诸件，待暇当为一书，近日尚未能从事于此。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正。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顺问近佳！

毛泽东

毛泽东诗中的“卅年仍到赫曦台”一句，是指他在1925年自韶山赴广州，途经长沙，曾游岳麓山一带，作《沁园春。长沙》；到1955年重登岳麓山，恰好间隔30年。

10月4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怀仁堂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区党委、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共计451人。

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讨论关于召开中共八大的问题。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在全会上发言，另有167人作书面发言。

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在会议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位地委书记，列席中央全会并讲话，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此前，华国锋曾先后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3篇报告。这些来自故乡的报告，毛泽东读起来尤感亲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华国锋的名字；也是安排他在这次全会上发言的主要原因。后来，毛泽东在路过湖南时，曾经接见了华国锋，他说：

“你是我的父母官呢!”

毛泽东的幽默语言，流露出了对华国锋的赞赏。

再说在全会上发言的人们一致拥护毛泽东一再修改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批评了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一致主张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朱德说：

“我听到同志们的讲话都很有信心，叫我这个素来乐观的人更加乐观了。我估计在全国农村中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可能会比中央预定的速度要快些。”

刘少奇也说：

“根据各省委地委同志对农业合作化所作的规划的报告，大约将在今后3年至4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速度，可能大大超过我国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合作化的速度，也可能超过毛泽东同志在7月31日报告中所提出的速度。”

邓子恢在发言中作了检讨。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写道：

“现在农村中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即将到来。党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1957年春以前，70 %到80％的参加合作社，即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全国大多数地区，在1958年春以前，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新疆地区实现合作化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基本完成。”

10月11日，毛泽东在全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目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

他非常乐观地说：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的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那么，再有3到4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我在三中全会说过，不要四面出击。因为那时全国大片地方没有实行土改，农民还没有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现在的农业合作化是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的消灭资本主义。”

毛泽东还提出了防“左”的问题，他说：

“省（市、区）、地、县这3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如果遇到情况不对，立即刹车。省地县都有刹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质量，比规格。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本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就是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我就是怕死牛。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毛泽东鉴于会议已经对邓子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就说：

“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肯定。”

关于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情况，毛泽东说：

“我用11天的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文章。先是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几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几篇搞了11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是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快，所有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有些历史学家对乌龟壳、金石文和地下挖出来的其它古东西还要去考，而这些同志对我们的时间不长的东西，却根本不理，也懒得去查。总而言之，‘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那样写，就是那样讲，例如讲些什么‘四大自由’呀这类东西，结果好，碰了壁。”

毛泽东鉴于有些省委书记在会议上提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材料已经过时了，应当补充新的材料，他说道：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来修改意见。限10月25日以前报送中央办公厅。”

10月13日，毛泽东在第3次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又加写了一些话，他写的是：

“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

10月15日，毛泽东会见了由林山荣吉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他在谈话中说：

“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你们现在难以承认我们，我们是谅解的，我们不会责备你们。我们彼此间可以先搞些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以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步一步的就会建立起邦交。按照你们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做，如果暂时不能承认我们，我们可以等待，有误会的可以慢慢解释。”

毛泽东还说：

“美国说我们是殖民主义，讲我们的坏话，说我们争夺他们的市场。这是不对的。因为第一，中国没有抢夺各国市场，而是美国人在抢夺各国市场；第二，不是中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而是美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第三，中国没有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而是美国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中国没有同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并附有政治条件。”

“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压在我们的头上。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拉手。”“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

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趁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坏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它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3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15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毛泽东讲完了，他请大家提意见。章乃器就发言说：

“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在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

毛泽东说：

“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章乃器说：

“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

黄长水插话说：

“还有下一代。”

章乃器接着说：

“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毛泽东说：

“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章乃器说：

“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些人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毛泽东说：

“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误认为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会参差不齐。”

李烛尘说：

“几年来工商联做了工作，有成绩。一般工商业家与解放初期不同，但对他们宣传教育不够，方法不好，惩罚多、奖励少。政府方面也有些干部平时没有说清楚，开会就批评坏的，甚至抓人。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对资方有错不当面讲，要人自己去体会，资方就怕了。”

毛泽东说：

“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陈叔通、胡子昂都说，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了。黄长水接着说：

“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的。学习很重要，广州工商界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的5000多人，每周3小时学习时间，工商讲座可发展到10000人。参加了学习的，违法就少了。”

毛泽东说：

“不是天生要违法的，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荣毅仁说：

“政府干部批评工商业者有‘三靠’思想，即业务靠国营，资金靠银行，生产靠工人。靠要受批评，不靠又不好。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等方面都有些问题。政治上有些距离，工作上职权有问题，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毛泽东说：

“宣传要具体，只有批评没有鼓励不好，要估计，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