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天，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两会代表委员们，都会借着这个机会，就改革议题发出自己的诉求。

　　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改革,改革的动力和实践应该来自基层群众，改革的受益者更应是中间阶层和下层群众。如果改革只是从顶层最富的5%的精英权贵阶层立场去设计议题，这种改革将难以让中下层群众日常生活发生变化，他们在读书、工作、住房、医疗、养老等生老病死上仍得不到做人尊严。改革30多年农民变成农民工的过程令人心酸。因此，人民群众寄希望于两会代表委员不仅代表强势话语集团说话，更应该代言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中间阶层和下层群众。

　　但是,纵观中国媒体和学界的强势话语体系,并在当前中下层群众的利益诉求难以发声的形势下，群众的利益在精英们设计的改革大盘子里，由谁来争取平衡?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国传统的“民为贵，社稷次，君为轻”的政治哲学是一脉相承的。改革应以人为本，这个“人”不是特指5%的精英权贵阶层，而是指95%的亿万中间阶层和下层群众。

　　作为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改革的各种呼喊中，不是谁的声音大，就替谁吆喝。也不是哪个名人在微博里粉丝多，就把这个博主的声音当成民意。改革也不靠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口号,改革要看实实在在的民生的改善,看民生幸福指数的提高,看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是否面貌一新,看贫富、城乡、东西部差距能否消除。中国改革的目的是帮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要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任何改革口号和行动都与他们的每日生活密切相关的，改革是让人民群众成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享有尊严的人。否则，改革一词就会变为一个空口号，那些空喊改革口号的人最终将被群众抛弃。

　　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利益多元、政治观点多元、新闻舆论多样的政治传播景观里，各种势力都在利用新兴媒体,通过制造舆论、制造热点来操纵民意。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讨论设计改革发展这样的国计民生大事时，在投票表决时，应依据真实、完整和对称的信息。特别是对于那些争议大的议题，代表委员们更应该在充分研读、对称各方完整信息的基础上，做出正确选择。

　　应该承认，在今天这样一个各种利益集团争先恐后地通过操纵新闻议题来设置政策议题的年代，要求两会代表委员获得真实完整对称的信息，难度巨大。当前的悖论是，那些人们喜闻乐见的商业媒体和网络媒体事实上并不对人民群众负责，它们只对广告商和投资者负责。对这些商业媒体难以用道德标准要求。不久前，维京出版社出的《互联网掩盖了什么?》指出，网站信息服务个性化，如搜索引擎是为满足个人偏好偏见，提供你希望看到的搜索结果。这种个性化服务是用你的想法自我宣传、自我灌输，放大你想看到的所谓事实，掩藏你不愿看到的事实。某网络媒体负责人说，一个靠资本支撑的互联网从来没有道义之战，只有利益之战。

　　今天在微博里最活跃和最愤怒的群体是大中学生。不要说这些学生们对现实生活有多深的了解，就是对自己父母养育他或她的艰辛也许都不大了解。法国媒介社会学家迪维娜说，今天年轻人跟父母交流的时间，不到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跟陌生人交流时间的十分之一。有研究表明，央视的受众主体为50到60岁的人;而新媒体的受众主体为20岁。年龄决定内容，但不一定决定内容的正确性。

　　美国技术专家尼古拉斯•卡尔写的书《网络也有黑暗一面》认为，更险恶的东西是，互联网正在教我们停止思考。随着微博等社交媒体普及，新闻的生命周期就像没有刹车的高铁一样,媒体和记者没有时间停下来，去蹲点调查、去深入思考、去做全面的文献研究,没有时间就中国的民生问题通过大众媒体给出真实完整的画面。面对新闻界高喊“第一时间报道就是生命”的竞争场面，加拿大记者麦克法兰呼吁“新闻报道要减速”。他说，推特等社交媒体提供的“快闻”犹如快餐，多无营养。他希望通过发动“新闻减速运动”为人民提供有营养的慢闻。

　　为了自身的生存，新闻媒体需要“快闻”。但是，作为各个阶层群众的代言人，生活在这样一个被各种力量操纵的新闻传播时代，两会代表委员需要获取真实、完整、深刻和对称的“慢闻”。

　　两会代表委员在为改革的顶层设计者建言献策时，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新闻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要求代表委员们长期深入基层，去获取一手信息。如果代表委员只关注媒体上嗓门大的人的诉求，将会导致改革举措和口号成了那些擅于操纵舆论的人攫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

　　美国作家霍桑说，“打开字典，单个看每一个单字，他们都是无邪和无力的。一旦这些单字落入那些写作高手手里，这些看似软弱无力的单字，经过排列组合，将会变成一股强大的善良力量，或者变成一股强大的邪恶力量。”在诞生了《易经》的土地上，人们自古以来都在谈论“变”。但是，“变”这个字眼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着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如何定义“改革”?那些整天想通过各种“变”的手段给自己洗白的贪官或者收入居于中国人口前5%的各类权贵集团对改革结果的期盼，跟那些每天挤公交车的群众不会是一样的。那些在会所或洗浴中心谈事的商官们与洗浴中心的男女苦力们对改革的期望、改革的目标和改革的结果也不会是一样的。不同利益集团为扩张权力,通过定义“危机”和“改革”来实现其政治意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权贵精英阶层、中间阶层和底层社会。处于不同阶层的人对于中国的改革会有不同观点。人们最为担心的是，中国不同阶层的人群在顶层改革设计俱乐部里，是否有自己的代言人?各个阶层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诉求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表达出来?

　　处于话语弱势的中下层人民群众的诉求是无法通过顶层精英设计的新闻议程和政策议程表达出来的。两会代表委员应该在两会召开前，大下访、走基层，在充分理解人民群众的普遍需求和对幸福生活的普遍向往中，找到中国改革声音的源头。改革的诉求和改革的动力必须从群众的疾苦中和呼声中找答案。

　　多年前，我作为记者报道全国两会发现，每天一早，服务员给每位代表的房间送来一大摞报纸。代表们平时无暇看报，而在两会期间，除了白天开会，中午和晚上有大量时间看报，更何况这些报纸都开辟有两会报道的专栏和专题。为确保在两会期间,代表委员获得的信息是平衡和对称的，建议进入两会代表委员住宿的宾馆的期刊充分表达各阶层的意见。而不像飞机头等舱专门为精英乘客编辑出版的那些表达权贵阶层议程的免费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