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261章

2014-2-19 23:3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106| 评论: 0|原作者: 东方直心|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3月26日、27日，毛泽东分别听取商业部、对外贸易部负责人的汇报。

3月29日，陈伯达将对苏共二十大的评论文章写出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陈伯达经与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一起两次讨论，然后再做修改，于4月1日呈送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

1956年4月1日晚10时50分，毛泽东约陈伯达一起商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问题，一直到2日凌晨2时才结束。

4月2日4时，毛泽东就印发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修改稿，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2日）夜间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3日上午看一遍，3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4日上午修改完毕。4日下午打成第2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5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4月2日下午，阳光明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常务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张启龙，同邓辰西、邓飞一起来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刘少奇、彭真、李先念、马明方等人也在座。张启龙汇报说：

“供销社对野生植物、小土产的收购，比较重视，例如：红根、笋子、板栗、苍耳子等等，这有几样好处，可以搞活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有的土特产还能出口销售国外，很受欢迎，为国家换取外汇。”

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他说：

“对红根、苍耳、笋子这类土特产要多收购。多收，农民就可以多种，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苍耳子出油率和大豆差不多。现在大豆不够，听说扩大大豆种植面积不易。种大豆的地可种粮食。收购苍耳子要当成收购大豆一样，苍耳子2斤等于大豆1斤，供销社要设一科学研究机构，研究这些东西。你们这么大的单位，应有科学研究机构和学院。”

张启龙说：

“现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化肥对农作物的增产增收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受农民欢迎。但国家生产的化肥产量有限，即使从国外进口一些，也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我们设想组织地方制造杂肥、细菌肥。今年计划搞2200万吨杂肥，满足农民的需要。”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应该这么做，过去注意搞大的，国家也只生产50万吨化肥，而2200万吨杂肥等于多少个工厂的生产啊！你们可以大量制造。如果不搞，河泥、塘泥都要被挖光，墙也不能年年拆吧！”

张启龙说：

“这几年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高潮，农村生产形势很好，供销社的生产资料零售额逐年增加，但生活资料零售额却有下降的趋势，各地供销社反映消费品不好卖。”

毛泽东说：

“生产资料增多，难怪生活资料卖不出去。生产资料销售量还要增加，这是合理的。因为要搞生产，要勤俭办社。只要在生产上打下了基础，两年以后，生活资料销量就可能多些。现在被生产的气氛压倒，这是暂时的，将来消费资料还是有前途的。”

李先念插话说：

“现在没有人敢去信用社存款，不敢买酒、烟、百货等用品。”

毛泽东说：

“等二三年吧，中国富农占4%，保守的不是富农，而是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又是那样多。酒还要喝，我有个朋友来北京，临走时，我还送他2瓶酒。花钱可以合法，要发一个指示，不影响生产，可以自由用钱，不要限制。”

张启龙说：

“经营小商品赚钱不多，又很麻烦，过去供销社不经营，农民群众反映强烈，从为人民服务的角度考虑，供销社应经营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商品。”

毛泽东问道：

“为什么过去不经营？是否有唯利是图？”

李先念说：

“过去商业部门对小商品注意不够。”

张启龙说：

“过去这些商品私商经营，如果我们经营，把他们挤垮了，无法安排。”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吐了一口气，沉思了一下，说：

“农村这个市场海阔天空，供销社应从方便农民群众生活出发，把小商品纳入自己的经营范围。”

张启龙说：

“供销社现在这种按行政区域进货的做法，不符合商品经济规律，也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必须坚决改变。供销社在经营上要扩大‘直达运输’业务。”

毛泽东说：

“‘直达运输’就是不机械地按行政区划进货。这种做法，我同意。过去商人没有什么行政区划，沙市附近的可以从汉口进货，不一定非到长沙进货，江西邻近浙江的可以到浙江进货。按行政区划进货是共产党的倒退，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目无行政。要开一个全国性会议，先发个指示，写清楚，要达到什么目的，由先念同志负责。”

张启龙说：

“总社的领导一致认为，为了搞好工作，必须深入实际，多下基层，加强调查研究。”

毛泽东一挥手，说：

“很好，这样做，就有办法了。”

4月3日，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在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大家对陈伯达执笔撰写的对苏评论文章充分讨论修改。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文章。会后，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又连夜修改，于4月4日凌晨打出清样送毛泽东。

4月4日，毛泽东在文章中作了多处修改。

4月4日中午，毛泽东再次召集会议，他解释了对稿子的修改，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与会者又提出了一些属于文字上的意见，毛泽东让陈伯达等人边听意见边修改。

毛泽东在会议快结束时，又说了一番话，他说：

“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2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有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1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看了修改后的文章，他又在题目的下面加上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毛泽东决定这篇文章由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广播，《人民日报》于4月5日全文发表。因为米高扬将在4月6日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曾经毛泽东先后7次作了重大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末尾的一大段文字便是毛泽东的手笔：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100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39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

这篇文章不用社论的形式，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这种方式很特别，更加引人注目。

4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了粮食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8日，毛泽东听取了农产品采购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9日到11日，毛泽东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

至此，毛泽东用了37天的时间，听完了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

从4月12日到17日，毛泽东又连续6天参观了设在中南海的机械工业展览。每天下午，他少则看上一两个小时，多则看上3个多小时。有时他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还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研究。

4月1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第一次观看浙江昆曲《十五贯》。

4月18日，新一轮的汇报又开始了。

这一天，毛泽东听取李富春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在座。李富春的汇报一直持续到24日，共计6天。

4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说：

“3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他警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