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战略(二)

　　五、急攻短板，稳定总量，逆转价位，升级结构

　　中国过去几十年，基本上是靠投资驱动和外向经济而保住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其甚至不同于日本为首的东亚雁阵模式。尽管都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但由于汇率、关税、产业政策设计与水平、国际价值链分配与分级等等原因，中国获得的是一种最廉价的外围、补充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雇用经济利得。

　　在这个经济进程中，中国损失了：

　　第一不但失去了引进核心技术、产业和国际经贸扭转性网络通道的经济战略机遇，反倒更加形成了高科技和战略国际经济的加大依附性的核心技术与产、行业短板，在价值链和战略经济对峙中，也就处于更加不利的被动与下风。除非以中国航天、高铁、装备、电子机械、巨型工程中的中国制造和高精工业产业化能力，加上中国独占性的世界资源和金融制导权，彻底逆转世界经贸、国际分工、全球价格链、国际竞争轴，否则，中国与世界财富与经济结构的鸿沟，只会加大，而不会缩小。

　　第二国家生态、环境、资源的良序，可持续性保存，甚至中短期的战略安全制约。中国的资源与生态透支，已经临近危机与崩溃边缘。这不但表现在从基础到有色金属廉价出卖资源，事实上还包括三大财富核心资源：(1)土地与房地产;(2)权益资本及公司资本产权;(3)国民世界一流的劳动资源。

　　依赖留学园区与民营民间资本，而试图实现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和产业升级，无异于唐生西天取经。除了文学性后，充其量只有孙悟空的道德形象感染力。

　　中国总量科技开发投入，环保投入和教育投入，近年来，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列。所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也接近发达国家的，无论是引进支出、科技研发支出，都已经达到几乎不可思议的高水平。但其中的软预算约束、黑洞与黑暗作业，项目与课题大量的成果交叉、替代重复(而且是低水平的重复和毫无科学和技术含量的专门制造垃圾文献和境外检索文章的所谓研究成果和课题报告)，科技与教育界的完全市场化和非市场行为的带有诈骗性的行径，导致远远超出科学失范、教育失范。产学研、官学商的奇异恶劣组合，成为权钱色，文(凭)知色资源的黑市黑道，构成了特色社会和特别是语境下的世界独有和中华特色的所谓高级妓女市场的特色红灯区。这是那个皇埔平反复不断兜售其性产业化的根本利由这一。

　　中国一般化的工业、产业、产能的威力是惊人与巨大的。制造业规模、能力更是无敌的。无论是从主权基金、综合国力、产业能力、技术储备、科技人力看，攻克核心技术短板，在两个五年计划时段内，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这要求在中央国家安全小组和改革深化小组统领下，尽快形成战略规划和战略操作，并在制度和文化上形成可操作性的日常运作。

　　突破短板，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装备与机电高级精工业和产业化，特别是国际市场的占领。中国目前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外围突破战略有成效，但对发达国家市场，却依然处于全然不对称，甚至无奈的状态之中。

　　(2)以芯片或计算机CPU等为代表的核心信息技术产业与产品与产业，这方面中国年平均进口支出已经远远超出石油进口，形成每年一千六百亿到两千亿美元的巨额支出。相应地在信息网络基础系统方面，同样处于市场化的低级、无助与乱序状态。这是当前中国电子媒体失控的根本技术原因和经济原因之一。这方面不解决，将来的网络、信息、技术、管理、金融、军事、国防的威胁和损失会更加惊人。

　　(3)基本口粮和三大主粮及其其他主要由要油料等产业。百分之十以上的主粮进口依赖，特别是种子粮和所有种子的对外依存过高等于自杀和战略失控。转基因背后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博弈是带有颠覆性质的。农研、生物研究、金融与经济研究，从来都是伦理、安全和政治高度敏感性的。

　　国务院与国家政府机构的长期不作为，甚至负向作为，导致这些领域以伪专家与伪国际科学和国际化，加上以科研自由为幌子，造成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和国民、国家利益的灾难性损失。

　　(4)文教、科研，主要是高等院校，已成重灾区。教育经费国民生产总值占比，已经高达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的高比例。然而高等院校的普遍预算内外占比缺口，却在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之间。形成教育产业化驱动和骑虎难下的教育、科研全商业化的恶性私欲驱动。中国技术引进、科教科技投入，总量早已远远超过日本，但制造出来的却是大量的文献垃圾、非原创性的甚至无足轻重的重复和低价价值的有限的冷僻、偏角东西。科技腐败、教育腐败成为科技不公，教育不公的基本根源。教育经费、科技投入比重如此之高，但整体性的经费不足与投入不够却依然如旧。这种荒唐同中国的工资、福利、财富转型完全一致。胃口越来越大与腐败重生相伴，滥竽充数和败德管理同在。教育、科研成为市场与腐败魔力的重灾区。而与此同时，科技界、教育界和广义学术界、咨询业界里的真正大批优秀的中青年知识群体和研发生力军，却在学霸、大腕、精英、名流、权贵们的把持下、审批下、项目和团队下，过着学术流浪儿和科研无家可归者的科技研发乞丐生活。

　　(5)银行、影子银行、基金与金融脱媒，全部金融产业集群。西方金融创新是西方大战略一部分，跟着西方思路，只能步入其陷阱。

　　问题集中在：(a)泡沫与虚拟金融;(b)金融黑洞吞噬;(C)金融国际博弈。

　　核心有四：(a)人民币投放及其人民币资产国际博弈，(b)银行业、影子银行价值链定位，(C)财富与金融资产的国际价值尺度争夺战，(d)国际金融人才与高手的延聘、延揽，特别是本土化和自我培养。

　　(6)市场结构与分配体系。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市场结构与分配体系上。这是引起社会愤怒，造成不满，导致腐败的根本所在。小政府大社会等等，都是用来忽悠的伪经。

　　右派们攻击市场结构，集中在国有企业的垄断，而不是一般性的市场准入，但任何一个真正一流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他们的所谓非垄断，都是伪命题。实则是要变国有、公有的经济命脉掌控，为他们属意的利益集团相随的私有超级经济帝国所垄断。

　　过去十年，税收是超高速增长。一般工资呈爆炸性增长。似乎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前期积累的矛盾，成为新中国财富运动的重大转型，但整个的宏观、中观、微观分配体系和市场结构，从而价值链端位与价值链位，都却事实上形成了盲目爆炸性增长，转型后的更大的扭曲和脱钩。

　　过去二十余年，财富结构和社会身份结构，发生了惊天的逆转。从价值取向到社会现实，出现了根本性的逆向革命和剥夺剥夺者后的再剥夺。从改制与出售几十万中小企业，形成资本原始积累后的大公司资本市场股权分配到一版、二版、三版的资本市场，加上国际、国内资本市场互动，以数百亿、数十亿、数亿计级别的世界级的大资本所有者阶级初步形成。家族财团、俱乐部经济同社会身份与阶层同化，如燎原烈火。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府、社会组织，从劳动到职业的全面退出，从产品到资源市场的全面退出，从公共投资主体和公有部门以及社会领域，特别是文化领域、教育领域的全面、部分，分步分阶段退出，不但造成巨大的权力真空、秩序真空、资源与能力真空，而且造成事实上的让出江山，任由资本强盗与黑社会横行独霸，甚至借引进国际战略伙伴，造成引狼入室的局面。这个残酷无情的资本原始与资本后期积累的混合怪胎，竟然被中国清一色的主流媒体与决策主控部门，美化成四位一体的市场化、自由化、金融化、全球化，甚至连现代化都被都被抛到一边。

　　这是人类史上令人发直的三重剥削与压迫：经济、文化与思想的三大剥削的合围。

　　利益集团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相应的也在政内和军内。从而，新生资产阶级，作为一个主体存在的社会阶级利益集团，以产权、政权、治理权为纽带，形成了党内外、国内外的裙带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已经以资本为核心，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买办代言与代言，成为一切腐朽、反动和黑暗的集中体现。

　　当代大地主，不再是田连阡陌的农业、牧业大地主了，而是富可敌国的大房地产商式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再是一般性的工业、制造业式的产业资本家，而是网络、金融、交叉持股的商伐大佬，财团大鳄。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伙同汉奸卖国集团，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死敌。他们以极右翼加上能够操纵和驾驭的主流分享贪腐利益集团，一次次地在绑架党政军，渗透到一切权力部门。正在谋划最终给国家以最后一击，完成法理上，即道统、政统、德统于一体的改旗易帜。

　　当代中国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战略家、大思想家，唯一的时代选择，就是要么做末代“皇帝”，要么同上述最为腐朽反动的集团与势力，作彻底的决裂，高扬起毛泽东的旗帜，用毛泽东主义的利剑，斩断这一绑架巨绳，发动群众，主动依靠人民，展开人民战争的立体化的经济战、文化战、社会战，陷国内外反动派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若此，可以预测新的持久战和三大战略阶段：

　　余下大体上四个十年到2049年，百年新中国的基本路径会是：

　　第一阶段，在稳中求进的大框架下，全面清理，收拾山河，逐步夺回经济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社会领导权，并在克服上述短板上，展开局部攻势，布局设点，打下良好基础。

　　第二阶段在大制金权，大海权，制信息权的战略积累优势之下，展开战略轴颠覆性的国际化的中国攻势，逐步逆转一强多极的国际格局，建构亚-欧-非中国示权制导的中国与亚洲主导之大地缘核心世界格局。

　　第三阶段在2030到2049年进入全球和国家内部的最后收官之作。完成超越盛唐大汉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主义的世界大同的伟大推进。

　　六、尽快形成国家总战略与战略意志的支撑体系联动策略原则，逆势-乘势而上，完成战略大反攻和最后阶段的总攻

　　中国、世界都有困境与问题，但我们的战略对手麻烦更大，困境与危机如影随形。

　　国家破产、世界破产与体系崩溃，可能是最大的直接威胁。中国最高当局急需形成至少准备A、 B、 C三种应急预案。

　　资源、环境，特别是以类似于非碘、雾霾和上呼吸道与金融地震与海啸等引起的急症、顽疾和生态灾难，随时可能打断中国进程，强制性地推进中国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模式与模式转轨。中国的科学发展观，从市场经济思想体系的神话状态下，几乎成了公共财政治理大规模糟蹋钱来医治污染，自发冲动和GDP崇拜经济运行的更大规模恶化的恶性循环和恶意游戏。

　　市场经济结构与运行规则，历来是政府、国家、社会、民众的社会成支付(税收与价格的成本转移)和资本企业集团的微观、直接利润成本独立核算。无论是庇古式、科斯式，还是李嘉图等式、萨缪尔森混合经济，都不可能解决经济真正的社会成本和生态资源的乃至文明的生态与公地悲剧。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与环境的优良，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性作用的结果，而是全球的包括中国与所有发展中国家廉价供应，加上西方白人超低人口密度，占有广阔国土空间的近代殖民主义的继承结果。

　　在这样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之下，中国的理性战略总策划应当是：

　　第一中央和全国高级地方党政军数千乃至上万名核心的决策集团成员，必须以张文木、李际均将军的深度研究和发表的有关毛泽东战略思维思想为根本指导和规划基础，彻底放弃任何幻想与侥幸，彻底放弃非热战即是战略机遇期的自欺欺人，坚决和果断地清除一切汉奸卖国贼和国际投降的叛徒集团及其任何的杂音，以马列毛主义的地缘政治、生态文明、经济战略、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思想体系为指导，形成富有战略目标、战略意志、战略投放、战略打击、战略纵深中、战略后备与预备、战略策动和战略呼应的全景式战略规划。

　　如果继续那种无聊的小政府大社会，小时代大市场，小微企业大资本财团的忽悠，大型国企改制，虚拟肥大的经济，财富输送的增长，则无异于最后的自杀。

　　市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从来，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决定性的资源配置机制。资本主义强国的崛起，西方胜出，没有这样的先例。社会主义和一切前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从来没有过。

　　社会经济同文化、政治、军事，从来都是一盘棋的整体结构化发展。市场调节，政府干预，产权财富运生，道德文化理财运转，公法私法相形，礼道人伦相生，经济与社会，就是地地道道的犹如人生与有机物一样，一刻也离不开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

　　抛弃小政府大社会思路。原发与后发优势说法都是伪造的英国经济史、美国经济史、世界经济通史。

　　西方主流经济学，政治学的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重塑政府、新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已经胜出后的新经济学神话。当然，针对其福利社会与国家，针对英国病、西方滞胀并存通症，特别是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在效率与公正的双重显著优势下的相形见绌，西方从罗斯福新政以降的伟大社会与凯恩斯主义的相对“左”，走向供给经济学，里根-撒切尔主义，直至大小布什的圣战论的极右，是其自身财政危机和效率社会福利病的经济选择。

　　西方这一套学理、把戏和作为，同东方经济无关，更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势与主张无涉。

　　第二383等类似的所有西方背景和资本精英集团绑架式的道路，都是反面教员的好事，都应当作为敌戒以引起最高级万人决策集团的高度重视和清醒。

　　中国过去三十五年多的历史进程，如果从负面与反面总结经验教训的话，就是上述的不断演绎的敌对演化加资本经营反革命集团的不断的伪造民意，绑架国家，驾驭政府，瓜分财富，掠夺整个社会。

　　这样的模式有：(1)以皇铺平的拉大旗作虎皮的把四合一的“死路一条”，篡改为以他们的意志和为规划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改革教主历史神话;(2)吴敬琏、高尚全、茅于轼们的，同陈岱孙、高鸿业、吴易风、刘国光等等相较完全是半瓶子醋的，和纯属小儿克的三到四道贩子的西方经济学学理似的假经济学的经济学良心，真经济学垃圾的祸国殃民版的改开搞;(3)张维迎、贺卫方等的虚幻学院派、学理派，真正“带路党”的经济策动和政策政经煽动(如中共未登记属于非法等等);(4)郑必坚、吴建民类的前和当政的准核心决策参谋集团内的蓄意误导，假传圣旨;(5)胡绩伟、李锐、杨继绳、章立凡等唯恐天下不乱，以香港和境外策反的，出口转内销，以《炎黄春秋》为反党、乱军、灭国的台面上的文字总指挥部和协同基地，实施桥头堡似的全面颠覆和灵魂解体。当然，与此同时，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央视和各大高校，在经济、法律、历史、哲学、文化、社会等等几乎各个学科，西化派和假国学派，都几乎占据学术统治地位。

　　中国的右派的确穷凶极恶，丑陋不堪，大多是投机主义和典型的风派。仅有极少数的若茅于轼类属于始终如一的极右反共反社反毛份子。这个团伙，实质上是一个为数少得可怜的狭小团伙。其最高目的和政治诉求，在最深层的核心圈，是只能在西方西山会议派的范围下才能暴露无遗，其在舆论导向、社会影响力和决策扩散力上，事实上和基本上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靠伪学术精英光环和真实政治意图的隐秘化和政治诉求的表象经济学术化，而造成和得手的。他们的面目与光环一旦败露，则其绑架式效应，挟天子与假天子伪圣旨效应，就会由其误国窃国的最终败露，而被推向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逆向反作用轨道之上。他们背后，当然就是几代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的所谓大领导们及其官僚买办超级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

　　但最高决策集团(这个集团本身也当然存在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走资派代言人)，却决不可以因此而掉以轻心。因为，极右翼集团尽管数量极小，但在过去不对称、非均衡、不公正的政经生态下，没有过多政治诉求的经济利益集团，却已经生长起来了，而且相当庞大。

　　一般性的行政与权力制度改革，有效果，但未必能成就逆转之势。

　　王立华大校有关毛泽东的三大法宝，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的政治意义。党政军高级集团，应当在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两把火基础上，形成高度共识，靠伟大的批评、人民民主、人民主权、革命意志的天然伟力，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势力，整合一切可能整合的资源，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在缩小打击面，扩大联合阵线，稳准狠地摧毁敌对势力方面形成整体优势和战略统合。

　　第三外汇储备、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国际经营，汇兑金融制度，同财政税收、国债和资本市场，都是中国国家财富的根本性的大问题。它们同制造业、产能、核心技术、人力资源和人才等等是一样的，甚至是更为前提和根本性的。

　　美国已经开始实施技术赖债，并通过舆论和国际学术化，逐步走向文化赖债、心理社会赖债，若最后发展到军事和政治赖债，则美国就会假借名义和社会政治情绪，由债务国而转化为以国际公平与正义的强盗加无赖似的战争转嫁和强权毁约，以完成其国家破产和西方国际破产的经济与金融规避。

　　中国高铁、中国航空航天、中国航母，并更重要的强大的海上钢铁长城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世界游弋的全球战略纵深的东方示权与警权，而非西方霸权的陆-海-空-天超级强国大国策，才是立国之本和强国之体的全球化战略境界。

　　把中国钢铁、煤炭、教育、制造业和无限庞大的产能集中整合到大海权-大海军-大海陆的未来新郑和下西洋(世界)的总战略上，在反霸中制霸，在强力中反击，直至摧毁强权，在政治解放、经济与文化解放基础上，根据国情、世情，逐步推进人类解放，完成马克思、毛泽东的伟大遗愿，这是符合人类历史进步的，也是同中华复兴相合的真正的中国梦。

　　只要中国主流媒体始终在崇洋媚外的阴影下苟延，则三个自信就只能始终是一句空话。

　　只要明里暗里准许和操纵非毛化，则国必乱，一盘散沙必成现实。

　　只要特别是话语体系独霸，整个社会的风向标就必然转向，围绕官本位和现实利益格局，而展开一系列新凡是，从而走向低水平的地地道道的封闭僵化和社会堕落。

　　财富、外汇、国际储备资产、企业与商品经营，市场资源配置，资产组合等等，看似纯经济、金融的技术性处理，然而，一切都是以社会价值取向、时代精神与世界精神、民众心理与风险结构、社会大众与投资散户心理承受力、经济行为者的道德、文化追求为基础和同其发生交互作用的。

　　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财富与心灵，从来就是互为“武器”(工具)，相互转化，辩证契合与叠加交织在一起的。

　　第四行政改革，革官僚主义的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未竟事业，更深层的是价值革命。已有的六十多年的一个甲子，刚好完成了黑格尔的正题和反题两个阶段。余下的三十年必须走其合题三段论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而行政改革则是根本突破口。改革和砸烂特权，必须拿出比当年砸三铁的国家意志更强的强力，否则在革自己的命时，就畏首畏尾，无论如何是无法赢得数千万的下岗工人之民心的。

　　同行政体制改革并行和应稳健展开的应当是高教体制和文化领域的彻底改革。无论是383方案，还是现行的文化市场化的改开，都只能把中国改革开放导向最后彻底崩溃灾难。

　　中国高教、科研、文化的考核、晋升、评估和自我发展，已经几乎成为中国的另一个死不了活不成的腐败透顶，肮脏交易的资本产业与市场的大染缸。

　　钱学森由于年事已高，早已离开一线，他不大了解后来的高教评级、晋升、文献、著作、课题项目、留学等等的黑幕。否则，钱式天问，就不会是关注领军人物有无的问题了。

　　党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科技部，应当在国家安全的战略视野下，尽快形成文化与高教的战略规划。资本主导似的民营化、自由化，在现在的社会风气和利益集团下，只能走向彻底的文化奴隶制和教育封建采邑庄园制。

　　科技与高校的党的基层组织已经彻底的瘫痪。这是中国文化解体，精英肆虐，教育腐败，文化堕落的核心组织原因之一。

　　抓教育、科研基层党的建设，在高教高校与科研系统，展开以人民教师、社会主义脑力劳动精英的知识分子与普通教授为智力领域的群众路线整治，才会真正迎来中国现代化的科教文卫的春天。

　　第五舆论失控、文化失守，中国不同于前苏联，但由于媒体记者党，编辑帮、文痞文匪团伙，以快餐文化，浮浅的占卜式的未来学和忽悠哲学，在虚无主义和无赖无冕之王的吓人背景之下，一步步鹦鹉学舌似的解构了一切。

　　这个媒体与宣传口的劣币驱逐良币，鸠占雀巢的过程，几乎同双轨价格，市场预算外调节的迂回包围一样，整个地绑架了中国的经济与文化。

　　大师安在?大家在哪里?深层的文化与民族污染在哪里?刘毅然的《毛泽东和他的长子》为什么只能自费、自筹资金，为什么只能在国家大剧院仅仅上演两场?如此的文化精品，为什么不能成为大众传媒和全国剧院的国家文化战略投入?

　　《战友》如此高水准的绝世精品，为什么迟迟不能在央视和全国大规模放映?

　　外行永远不能领导内行，以非世界与中国的文化与精神的大家来操弄文化教育，靠西化、洋化又事实上是食洋不化的小丑，来主宰文化教育，只能走向比虚无主义还可悲的虚假黑霸主义。

　　中国自盛唐以降，就已经显露出真正的精神危机之源。这就是由圣学、子学开创的中华最伟大的道义天理与人文大伦的世间最完备与高艺的哲学伦理，走向了低级的感官享乐和物质主义的术士俗世文化。

　　宋明理学的哲学回光返照，仅仅是在乱世败朝下的非大统的文化反抗，完全失去了时代哲学与精神的大本大源的正本规程。

　　毛泽东的出奇制胜，胜在几乎所有方面：从军事到政治，从经济到文化。但毛泽东之魂灵的雄厚，参天大树之根，在于其融会贯通的古今中外之哲学与伦理之大成。

　　抛弃工程师的小家碧玉式的思维，抛弃小康之家的急功近利的小财主思维，抛弃声色犬马，附庸风雅似的小资儒家伪国学思维，抛弃一元、单极的直通式的实证主义、可证伪主义等非本质论思维，回归马克思，回归毛泽东，回归三皇五帝，以大智慧回应大时代，埋葬小时代的吭吭叽叽，还内圣外王，天下政治的中华大道天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向着太阳，向着光明，走向中国与世界坦途，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