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系列文章之八

周恩来卖粮食换黄金是编造的政治谎言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系列文章之八

王小宁

受到要打倒中共的人和政治右派欢迎的一篇文章《周恩来对大饥荒推波助澜：卖粮食换黄金》，（作者：清扬）在历史事实上和道理上完全站不住脚。清扬很可能是假姓名，编造政治谎言，往往不敢使用真实姓名。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对中央有粮不救灾的指责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清扬文章开头就断言：“周恩来对于各地大量死人和农民缺粮是知情的。”他说：“国务院秘书厅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早在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1960年2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12万多。农村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实际上从建国以来，每一年党中央、国务院都会收到部分地方送来的此类报告。中国国家太大，人口太多，自然条件较差，农业生产落后，每年都会有部分地区受灾，出现缺粮，饿死个别人的情况。周恩来看到上述报告，也不会由此判断某些地方出现了大量死人的情况。清扬说：“1960年初，周恩来收到有关部门转来的安徽省一个政协委员的来信，信中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饿死人情况。周恩来于3月29日致函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求查明情况后回复。”清扬由此断言：“周恩来并没有认真对待此事，仅是表示‘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同时此信表明了周恩来知道‘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清扬的结论是荒谬、无理的。这样大的事情，仅是一个政协委员的来信，周恩来只能将信将疑，首先要求省领导调查清楚的处置是适当的。直接给省委第一书记写信，说明周恩来对此事非常重视。清扬说：“随即在（1960年）4、5月份，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和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分别写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这说明，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最早是在1960年6月才确定信阳等地区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由于下面隐瞒不报，中央错过了最佳的救灾时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知道时，大规模饿死人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了。

清扬说：“周恩来又采取了那些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开仓放粮么？没有。”这是清扬完全是不顾事实的恶意污蔑。在了解到某些地区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后，中央极为重视，特别是周恩来、李先念（主管粮食工作的副总理）更殚思竭虑，想尽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并且使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明显减少。任何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大规模饿死人集中发生在1960年上半年，此后饿死人迅速减少，这说明了周恩来、李先念等领导人采取救灾措施非常有效。（国家统计：人口死亡率1959年1·459%，1960年2·543%，1961年1·424%。说明1961年大规模饿死人除少数地区以外已经基本停止）中国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关键就是下情不能上达，是下面的党政领导人向中央、向省里隐瞒了真实情况。这一现象与后来英籍印度裔经济学家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理论完全相符。而下情不能上达由于中国的专制独裁制度和中共专制统治，下面人对上面报喜不报忧造成。下面的干部隐瞒事实大规模饿死人的真相，使中央、省里错过了最佳的救灾时间。如果1959年底以前，中央知道个别地区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大多数饿死人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一个人每年有240斤粮食，就不会饿死。1959年粮食产量及库存，如果实行强制的平均分配，将远超过平均每人每年240斤粮食。（国家统计1960年人均粮食434·6斤）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希望本国人民饿死，中共领导人也是如此，更何况深深热爱人民的周恩来呢。以后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再度受到严重破坏，但中央领导对出现大规模饿死人非常警惕，所以没有再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清扬说：“周恩来还采取了相反的动作，在造成几千万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谓相反的动作，是说周恩来没有下令开仓放粮。其实周恩来在1960年6月知道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以后，立即调集大量国库粮食到重灾区救灾，从而制止了大规模饿死人情况的延续。国库的粮食还要保证城市居民用粮的，不能全部开仓放粮。

杨继绳在《墓碑》中说：“在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期间(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粮食部1959年11月的数据，当时库存粮最高达到887亿斤。即使在1960年4月，饥荒最严重时，当时中国粮库里也还有403亿斤粮。按照当时的标准，全国库存粮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

如上所说，中央在1960年6月以前并不知道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而不是知道情况，拒绝打开国家粮库救灾。当时粮食部国家粮库储粮数据是虚假的，远没有那么多。粮食部的数据是基层粮库、地方粮食局，一级一级报上来的，都是浮夸风下的虚假数字，实际储粮没有那么多。1959年至1960年，城市人口约1·3亿人。在半年中最多吃掉312亿斤粮食，（每月人均40斤粮食）到1960年4月应该还剩575亿斤粮食，不会剩403亿斤粮食，那172亿斤粮食哪里去了？并且，1960年4月国库里也绝不会还有403亿斤粮食，要比这个数小得多。到5、6月间，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省和全国很多城市都出现粮食供应紧张现象。不论清扬，还是杨继绳这样说都是很恶毒的，是说中央明明有足够的粮食，就是不肯拿出来救灾，活活把几千万农民饿死。

清扬用较多篇幅讲周恩来严厉要求各地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周恩来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因为1·3亿城市人口需要粮食，军队需要粮食，救灾需要粮食。国家在1960年、1961年、1962年减免了河南、安徽等省的一些地区征购粮食的任务。1960年、1961年粮食征购数量总体是适当的。1961年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已经明显减少，1962年则已没有了。经过大饥荒，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本能地想多留粮食，但城市怎么办呢？历史上，苏联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曾对农民实行强制的余粮征集制。如果不这样做，要饿死多少城市人口？周恩来并没有只顾及城市人，实际上当时城市人也在挨饿，粮食定量大幅度减少。周恩来以身作则，粮食定量只有每月18斤。

清扬举了黑龙江的例子，说：“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杨易辰回忆：1962年，中央给黑龙江省下达了调拨28亿斤粮食的任务。黑龙江虽说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比有些省稍微好过一点，但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已经十分困难，粮食非常紧张。人吃马料，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肿，患肝炎的相当普遍。我主管财贸工作，负责安排全省人民的生活，既感到责任重大，也感到压力很大。1962年3月，总理到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调粮问题是一个主要议题。黑龙江省是欧阳钦和我参加的。会上，总理向我提出要黑龙江省再增拨2亿斤粮食。我执行了中央的调粮计划，想办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与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任务。结果却是黑龙江饿死了19万多人！”这是杨易辰在推荐自己的责任。（主管财贸工作，负责安排全省人民的生活）黑龙江是全国最主要的产粮大省，地多人少，即使调出30亿粮食，如果做好工作，是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的。黑龙江到1962年还发生饿死19万多人的情况，让人很难理解。同样是北方省，黑龙江到1962年还发生饿死19万多人，而比它条件差的河北、山西、陕西饿死人较少，说明这些省的各级领导工作做得较好。中央只有在一个省：四川省大量调粮出了问题。但责任应在四川省领导李井泉、廖志高身上。他们向中央隐瞒四川的严重灾情，致使中央从四川调粮过多。　　

在官方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上写道：“最大的问题是严重缺粮。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另一方面粮食的销售量却因城镇人口的剧增而不断增加。为了维持城镇商品粮供应，国家不断地向农村下达征购指标。由于高估产1958年至1960年连续三年，国家每年的征购量都高达1000亿斤以上，几乎占当年总产量的30%——40%。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保证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只好不断运用粮食库存。进入1960年后，库存急剧减少，周转调拨极为困难，中央几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为京、津、沪和辽宁等地调运粮食。当时，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七天，天津只够销十天，上海已几乎没有大米库存，只能靠外贸部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辽宁省十个城市的存粮也只够销八九天。”（562页）官方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是比较真实的。当时从一些省调进粮食是必须的。

清扬说：周恩来要求征集粮食，不是为了解决城市居民需要，而是在1960年、1961年、1962年大量出口。清扬没有举出任何证据。事实上这三年，中国基本上没有出口粮食，反而破天荒地大量进口粮食。在这以后，一直到周恩来逝世，中国一直是出口大米，进口小麦。因为大米价高，小麦价低，利用明显差价，可以换回更多的粮食。

姚依林在六十年代初是商业部长，直接在周恩来、李先念领导下，参与当时救灾工作。他在《姚依林百夕谈》（本人口述，堂妹整理）中说：1961年是困难已达顶峰的时期：要偿还苏联债务，要让人民吃饭。银行内的黄金在国际市场上几乎卖光；棉布全部出口，每人每年只有3尺布；向农民收购粮食，大城市只存有3天左右的粮食。……粮食一日紧张一日，眼看难以周转。有一天，姚依林忍不住问总理：“可不可以进口一点粮食？” 周恩来想想说：“多少呢？”姚依林不敢多提，沉吟地说道：“进口一二十万吨吧……”周恩来说：“进口50万吨吧！”姚依林于是打电话给李先念，说周总理同意进口50万吨粮食！李先念听后，立即说道：“你们买它100万吨吧！”1961年便开始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粮食100多万吨，缓和了粮食的紧张。

姚依林的回忆说明：1、当时中国黄金储备已经很少了，所以只能是卖出黄金，而不能是买进黄金；2、1960年、1961年非但没有出口粮食，反而克服困难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

有人编造说：中国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首先，中国拒绝外国粮食援助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其次1960年4月给几内亚、阿尔巴尼亚共2·5万吨（5000万斤）粮食，是个很小的数字，只相当于粮食部库存887亿斤的万分之二点八。仅能供10万人一年的口粮。从时间上讲，当时中央还不知道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情况；第三，1961年8月，中国支援老挝15吨（3万斤）稻种，也是无所谓的事情。并且稻种不是粮食；4、1958年、1959年出口700万吨粮食，确实是很大的数字，但时间上是在大饥荒出现以前，对大饥荒没有影响。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口主要靠轻纺产品和粮食等农产品。为了工业的发展必须出口粮食。那时出口粮食并没有造成饿死人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主要原因与前些年出口粮食没有关系。

清扬说：“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当事人回忆说：1960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0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一两是1.613盎司，当时黄金价格是一盎司约为40美元，当时汇率为一美元对2.4618元人民币，粮食价格大米约为0.2元人民币每公斤，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且不说具体的粮食用量，但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极其荒诞无比！而且1961年也还是如此买进！”

清扬所说有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清扬应该提供证据，说明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纯出口多少粮食，进口多少黄金。但是，没有，完全是空口说白话。国家统计局统计：1959年至1961年国家黄金储备都是400万盎司，说明根本不存在三年困难时期卖出粮食换取黄金的事实。1962年国家黄金储备减少100万盎司，其原因，只能是出售黄金购买粮食或其他国家需要的重要商品。其次，清扬所说“当事人”到底是谁？五十多年过去了，如果活着也应有九十多岁了，还有必要隐藏姓名吗？实际上，这个“当事人”或者不存在，或者根本就不是知情人。第三，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尚有外汇，（1959年外汇储备1·30亿美元，1960年外汇储备1·02亿美元，1961年外汇储备1·27亿美元）大量进口粮食用得是外汇，没有必要出售黄金。第四，中国当时黄金贮备很少，世界上实行金本位制，没有了黄金，人民币要大幅度贬值。周恩来反对出售黄金是正确的。第五，中国是靠出口其他商品赚取外汇购买黄金的，与粮食没有任何关系。我上面讲了，中国自1960年以后，基本上没有从粮食出口上赚取外汇，何来以粮食换黄金呢？第六，周恩来如果真的在1960年到1970年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那是非常英明的决定。当时，黄金非常便宜，人民币汇率非常高，能购进几百万两黄金，将为中国经济发展，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非常好的基础。国家统计局统计，除1963年黄金储备减少以外，到1965年，黄金储备增加到500万盎司。而此时，粮食供应已不紧张了。1968年国家再增，达到700万盎司。1971年国家再增，达到900万盎司，1974年国家再增，达到1280万盎司。第七，只要政策放宽，就能解决粮食生产问题，比如：从公社分配改为生产队分配，包产到户、给农民以自留地等。第八，中国有六亿多人口，是不能靠进口粮食养活自己的。进口一些粮食只能应急，不能长期大量进口粮食。到今天也是如此。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到1962年农业生产完全恢复正常，以后十几年，再也没有出现粮食严重短缺情况，包括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脱离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较快，GDP从1962年的1149亿元增加到1976年的2944亿元。进出口总额从1962年的26·6亿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134·3亿美元。黄金储备从1963年的300万盎司增加到了1976年的1280万盎司。说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领导得非常好。全中国人民都是受益人，包括现在编造谎言攻击中共、攻击周恩来的那一小撮人也是受益者。人是要有些良心的，周恩来等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大饥荒，反而被指责对大饥荒推波助澜，这些人还有良心吗？ 　　

清扬说：“造成如此重大死亡的大饥荒原因之一就在与不准老百姓逃荒！根据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的记载，地方官员根据1959年3月颁布的《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制止百姓逃荒，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而此文件正是周恩来根据郑州会议精神亲手改写制定的！显然这是针对当时饥荒日益严重，百姓逃荒事件剧增而出台的。”周恩来在主导制定《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是在1959年3月之前，当时大饥荒并未发生，也没有人预计它会发生，怎么能说这份文件的目的是“制止百姓逃荒，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呢？不论是杨继绳还是清扬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太恶毒了。

有人匿名编造：“当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以后，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闻讯以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以后，马上向毛汇报，但是，被毛一口回绝。毛说什么‘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

这完全是政治谎言。编造者不敢用真实姓名，所说也没有注明出处。如果有这件事，最早应在1961年。苏联1960年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当时中苏激烈论战，两国已成政敌，苏联根本不会提出援助中国粮食。苏联是粮食进口大国，它要援助中国这么多粮食，粮食从何而来？毛泽东根本不会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的话。这不是在骂自己吗？哪个资料证明毛泽东说过这个话？实际上1960年7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强调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

不能说周恩来对三年大饥荒大规模饿死人完全没有责任。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应该及早察觉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但他没有。当然，也有客观原因。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