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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 毛泽东独领风骚

2014-2-25 22:3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92| 评论: 0|原作者: 张亦民|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2013年12期《炎黄春秋》发表了何方先生的《抗美援朝的得与失》一文(下称何文),这是继该刊9期刊登其《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教训》之后,从不同角度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姊妹篇。

张亦民:朝鲜战争 抗美援朝 毛泽东独领风骚

时间:2014-02-25 17:31来源: 作者:张亦民 点击: 89 次

朝鲜战争 抗美援朝 毛泽东独领风骚

——评《炎黄春秋》刊载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得与失》一文

张亦民

 

201312期《炎黄春秋》发表了何方先生的《抗美援朝的得与失》一文(下称何文),这是继该刊9期刊登其《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教训》之后,从不同角度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姊妹篇。以抗美援朝战争得失之名,矛头直指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内政外交、社会制度,内容广泛,远远超出抗美援朝本身,要害在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一切革命事业。我是一名志愿军战士,也是朝鲜停战两个月后入党的党员,我怀疑作者是否共产党员立场来写这篇文章的,也不知《炎黄春秋》杂志是以什么宗旨传播这种歪理的,其背后精神支柱是共产主义,还是霸权主义?笔者学识浅薄,难以一一辩释,但在战友、同事、网友的鼓励下,择要说几点粗陋看法,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这是一篇彻底否定抗美援朝的坏文章

文章在总题下用三个分题分为三个部份:“一关于朝鲜战争的发动”。总的思想是因为毛泽东对“时代”的误判发动的。文章开始就指出朝鲜战争“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朝鲜发动的南下‘统一祖国’的战争。第二阶段才是中国参加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段文字在告诉读者,没有北朝鲜发动的“统一祖国”之战和中国的抗美援朝就没有朝鲜战争。所以,北朝鲜和中国负有发动朝鲜战争的责任。乍看,很有道理,其实,立论错误,逻辑不通。须知,“六二五”发动的战争,如同美国的南北战争不能称为美国战争一样,是朝鲜半岛的内战,与他国无关。朝鲜战争是美国干预入侵后才有的称谓。内战有先发后发之分,有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之别,其性质看统治者代表哪个阶级、阶层、团体,代表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利益。怎样评论朝鲜内战,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就看作者站在什么立场上了。试问:没有美国率先干涉朝鲜内战和侵略我台湾,中国参战何以称为抗美援朝?美国从西半球来侵略朝鲜,威胁中国,中国为什么不该出兵抗美援朝、反对侵略?所以,研究朝鲜战争,先要分清含有依次发生的“内战”、“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三个有联系、有区别,又都统一于“朝鲜战争”下的三个不同概念的内涵。把发动朝鲜战争的责任加在中国身上,完全颠倒是非。

文章第二部份标题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主要通过中美双方伤亡人数的比较,三八线东西两头南北方各占面积比较,战争对经济建设的损害,耽误台湾问题的解决,阻碍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发展,今日南北朝鲜和中国关系的今昔对比等等,让读者认同抗美援朝战争是错误的。懂得战争的人都知道,战争的胜与负都要付出代价的,特别是弱国对强国更是如此,而战争胜负的最终标志不在伤亡人数和军费开支,而看战争要达到的目的及其意义与价值作用。抗美援朝虽然没有把美国帝国主义赶出朝鲜半岛,但至少把美国的侵略目的挫败了,成为“美国战争史上第一次没有胜利的战争”。这样的结局能说是失败的吗?所以,这部份的立论就是错误的,因为文章要传达的信息与信息事实的本质是不符的,在误导读者将现象当本质,具有欺骗性而不具科学性。

第三部份的标题叫“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反思”。内容有三:一是认定抗美援朝的决策是错误的,把本该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从事经济建设,却误判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去发动抗美援朝战争;二是认为抗美援朝最大的“失”不是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而在于改变了我国的“建国方略”,“使我国没能适应人类发展和世界演变的潮流,即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三是在社会主义阵营早已崩溃的情况下,还单方面地同朝鲜保留着“兄弟国家”关系而“背上这个包袱”等等,其内容远远超出战争本身,涉及“建国方略”的内政外交、社会制度、领袖品格等,实质是通过否定抗美援朝战争,挑战整个毛泽东时代。这就让人怀疑作者作为一名老革命,是在歼悔过去的革命,还是在嫌当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还没有“改旗易帜”呢?无疑,这三点反思是撰写文章的动机与出发点。

二、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对“时代”错判的结果吗?

何文认为,中国之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是因为毛泽东对“时代”的判断上“违背潮流”犯下的错误。文章指出:“二战结束后,上世纪50年代实现了新旧时代的交替,即从上半期的战争与革命时代,逐渐转变为下半期以及此后长期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作者把“二战”结束后的50年代为界线,划为“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两个时代,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讲不通的。

所谓时代,按照辞书的说法,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某个阶级在政治活动中所占据的地位以及依据各阶级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和特征来划分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标志符号。如石器时代、封建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毛泽东时代等等。与此相对应的还有阶段性的“时期”“时刻”等,如“学雷锋时期”、“关键时刻”等等。

《共产党宣言》指出:从有文字以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以前,都可以称为阶级斗争的时代;或者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战争与和平相交替发展的阶级斗争演义史,只是斗争形式不同。战争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平是“糖衣炮弹”式的阶级斗争。“冷战”与“热战”同样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真正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只能出现在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之后。正是上述意义上讲,“战争与革命”与“和平与发展”的关系,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战争为和平,和平离不开战争,“能战才能言和”,“忘战必战、以战止战”,都是这一意思,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辨证关系。“战争与革命”这个概念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原创属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利用沙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将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转化为“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的《帝国主义论》中提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这一说法。应当说,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这个说法就不会过时。

大家知道,“和平与发展”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后由邓小平提出来的,我当时的理解是要乘纠正“文革”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利用和平时期谋发展,并没有提到列宁所讲的“时代”高度。但有的精英紧随着就批判起列宁的观点“过时论”。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规律并不是以哪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八九风波”中的“六四事件”教育了人民。邓小平紧随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并出现过短暂的开展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活动到南巡讲话为止。然而,何文不顾客观现实,用来批判毛泽东的时代观,歪曲否定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既违背马列主义的时代理论,更不符合形势发展的实际。

何文将毛泽东时代误判的根据是“美国并不想和中国打仗,更无意打世界大战”,这是对霸权主义的辨护词。事实上一天也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占有。国共三年内战,实质上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的美国“替代战”。美国1950年初的所谓“弃台”声明,只是三大战役后打算“弃蒋换马”的策略变换,想离间中苏关系,决不是帝国主义本性的改变,朝鲜内战一发生,美国的这种虚伪假象就自我揭露。如今美国也说“希望中国和平崛起”,背后却在支持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寄希望于中国和平分裂、肢解中国,这才是它的希望与目标。

上世纪“二战”结束后,虽然没有发生世界战争,但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由此引起的局部战争从未停止。据国际上一些学者统计,在人类社会有阶级以来的五千年历史里,世界各地发生过1.4万余起战争,平均每年爆发2.8次。与何文说的恰恰相反,自苏联解体后,由于美国急于独霸世界,在它带动下的局部战争次数急剧增加,而且大都发生在世界战略的重要地区——能控制欧亚两洲的中亚。正是在90年代,爆发局部战争的次数正是战争史上最多的年代。仅1992年就爆发30次,到1993年又爆发34次,相当于五千年平均2.8次的30倍。人们不会忘记,正是20世纪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和平”、“民主”的旗帜,悍然入侵科索沃、轰炸南联盟,公然袭击中国驻南大使馆。随着新世纪的开始,接着就是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当今的叙利亚之战等接踵而来,说明帝国主义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从战争到和平的“新旧交替”时代。把“和平与发展”的方针政策当现实时代处理,只能麻醉自己,正中美国下怀。

时代问题是分析形势,确定任务,制定方针政策的总依据。何文要从“时代”开始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正当性,进而否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是办不到的。历史总是朝着毛泽东判断的时代方向发展,并将一个一个制造的谎言在时代车轮下碾得粉碎。

三、毛泽东说过抗美援朝战争错了吗?

近一、二十年来有许多抗美援朝战争的专著、论文问世,都涉及战争的是非、得失和经验教训,尽管有沈志华先生们认为抗美援朝是得不偿失的错误,但说毛泽东也承认抗美援朝错了,而且是“绝对错了”,还是何方先生的新发现。也是引人特别关注的原因。你看,这位抗美援朝的最高决策人都认为错了,还有什么可为之辩护呢?决策错了,全局皆错,即使取得局部成效,也是“歪打正着”,没有胜利可言。那么,何文所引的毛泽东认“错”的话能成立吗?否。

何文在小标题下开始就说:“朝鲜战争结束三年之后,毛泽东就一再表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只是他把这笔账完全算到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头上。”当我读到这句话时,为之一惊,因为我心目中的毛泽东,凡经他慎重思考作出的重大战略性决策是从不反悔的。他认定是真理之后,宁可“粉身碎骨”,也要做出“哥白尼式”的贡献。包括身后失败被“彻底否定”的“文革”在内,他可以承认“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但还是坚持“三七开”,没有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何况抗美援朝战争并没有失败,怎么会说是错误的呢?(诚然,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在实践中的错误,他又会主动承担责任,如历史上肃反扩大化,大跃进中的错误等也是区别其他领导人的一个特点)于是急切地关注着“错误”的引文。

引文有三处:一、1956918日,同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代表团说:“对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金日成不该打,后来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二、923日,毛泽东对来参加八大的苏共米高扬说:朝鲜战争根本错误,斯大林应该负责;三、195775日,米高扬到杭州通报苏共打掉以马林科夫为首“反党集团”问题时说:“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文章还强调指出:“这说明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承认抗美援朝不对。”

笔者没有见过记录的全文,不知前言后语的内容,但即使就此三处引文,能得出毛泽东认为抗美援朝错了吗?不。

众所周知,毛泽东早在19495月接见金日成特使时就认为,朝鲜内战难以避免,不仅表示将解放军中的朝鲜籍官兵转属他们以示支持,还说美国干涉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但有一个建议,就是建议他们待到“中国完成统一任务之后”。

须知,过去的史书论述都是这样说的。这就是说,毛泽东对朝鲜统一战争的态度最坚决,也最一以贯之的。但支持是有条件的:一是中国解放台湾之后;二是在美国干涉的前提下。把握住毛泽东的这二点基本态度是解读何文三处引文的要害,也是读懂毛泽东对整个朝鲜战争从起始到结局之评说的一把钥匙。如会见朝鲜代表团时说:“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该打。”显然,这个“不该打”是指不该打在中国解放台湾之前。对米高扬说:“朝鲜战争根本错误,斯大林应该负责”,显然是说斯大林对美国总统“一五声明”政策的误判,从而改变了原来反对到支持的态度,负有支持金日成先发制人的内战之责。另一次对米高扬说:“这是错了,绝对错了。”这两个“错了”绝不是指抗美援朝本身的错,而是由于“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的错,错在中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不得不“被牵连进战争”。可见,三处引文都是在批评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决策错误。我深信毛泽东绝不会说抗美援朝是错误的话,这是作者对毛泽东的造假与诽谤,是最大的谎言。

大家知道,朝鲜内战爆发前半个月的6月上旬,中共正在召开七届三中全会,研究经济,部署军队复员,争取国家财政经济转好的工作。623日,粟裕还在向毛泽东报告攻台作战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在此情况下,邻居突然起火,危及自身时,被形势所迫,放弃自己的攻台计划去抗美援朝,难道还是抗美援朝的错?难道要乘邻之危,先论是非,讨价还价,捞点好处再去支援“救火”?这叫什么邻居,什么共产党、国际主义?毛泽东没有在战争时期而是停战三年后利用机会向朝苏代表团说明这样重大的是非问题难道不该?有人会说:斯大林、金日成的决策错了,毛泽东就不该跟着陷入朝鲜战争,以至延误攻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也不是好邻居的做法。这要从两方面看:一,不论是金日成还是斯大林的错误,是自己同志的错,即使“代人受过”也应挺身而出,这正体现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高尚风格;二,就自己国家前途来说,如果朝鲜半岛成了美国势力范围,别说延误攻台,就连中国也成了美苏争霸东亚的中心地区,极有可能将中国分割为南北中国或肢解为七八块了,更说不上抗美援朝赢得60多年的和平建设时期。赢得60多年的“和平与发展”时期,本是抗美援朝的“功”,怎么在何方先生笔下成了“过”?

回顾朝鲜战争始末,可以说: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先解决中国统一,再实行朝鲜统一,那么,中朝两国的统一早已解决。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结果,朝鲜半岛未获统一,也延误了中国统一进程,让毛泽东遗憾一辈子,直到逝世前仍念叨他“一生办两件事”的前一件,还没有把“几个海岛”收回来。何文还说到,毛泽东说过,没有抓住最有利的时机攻打台湾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这是不能挽回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误。”显然,这里讲的错误与抗美援朝没有关系,无非是告诉党内同仁,国家统一是头等大事,要放到应有位置上来。

国防大学徐焰同志说:“朝鲜战争不该打,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前半句既是对自己同志错误决策的一种体面说法,又是指责美国不该干涉参与朝鲜内战;后半句是在城门失火殃及鱼池时作为邻邦的应有之义,无可非议。这是因为:

先发制人失理,干涉朝鲜内战缺德,所以,朝鲜战争不该打,说得完全正确;

失火救邻得道,支援友邦双双有利,因此,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打得好。

四、抗美援朝是毛泽东想当世界领袖吗?

何文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在“时代”问题上犯错误,是因为他“和斯大林一样,对美国的意图有所误判外,还由于他始终坚守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并且有争当东方革命领导者的念头。”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的人格污蔑。

现在,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在研究毛泽东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大国领袖的机理探索(钱学森语)中还没有看到从“领袖欲”的角度来分析的。要有的话,首创者属于王明,他从没有当上共产党领袖后耿耿于怀,直到1974年写成《中国共产党50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国内出版改为《中共五十年》)的遗著,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创举是违背马列主义的“自我神化”,抗美援朝是要当“世界领袖”,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是共产主义的“叛徒”等等。改革开放后再以“领袖欲”来解读毛泽东的要属“老革命”李锐先生和“非毛化”的著作中,几乎都是从王明的书中拣来的。对比何文的说法还是轻描淡写的。

毛泽东是从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千年伟人,中外历史上英雄豪杰悠悠无数,惟独毛泽东居高临下,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毛泽东的粉丝们因其伟大而折腰,也有人因毛泽东时代受过“害”,闻其名就不寒而栗,成为终生噩梦。对毛泽东的贬与褒、捧与骂、神与魔的不同评价与态度就从此而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阶级社会里的各种各样的领袖人物,都是代表各个阶级各种政党和利益集团的斗争产物,不论是历史上的“皇帝”还是近代的“总统”,尽管是雄才大略的“英主”、“君”,或是“廉洁奉公”的官僚政客,即使他们在开发疆土、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上做过好事,但毕竟是少数剥削阶级统治的代表。这与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所要创造没有阶级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各种领袖人物,不论其个人品格如何,在政治上不论喊什么口号,实际上只有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是为公还是为私的两种领导人。有的领导曾经革命,但一旦取得权力就忘了初衷、不讲继续革命。“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是战争之源,也是历史“周期律”之源。离开阶级分析去看敌我斗争和党内斗争,不讲“主义之争”,就没有了是非、只有争权夺利的斗争。今天的“非毛”派就是这样污蔑毛泽东讲两条路线斗争的。其实,公开讲两条路线斗争,恰恰是毛泽东的民主政治所在,是他晚年强调“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鬼计)的依据所在,是开展党内斗争的一门大学问。

毛泽东是一位能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伟人,是一个为真理斗争而永不停息的共产主义者。他大公无私、不为私利、不谋权位,在斗争中哪怕有过许多敌人,但没有一个私敌。正因为是这样,在学生时代就被推举为领袖,带领过罢免校长的学潮,领导过湖南学生联合会发起对省督张敬尧的“驱张运动”,并获得成功。他信过无政主义,也信过宪政民主,也搞过“新村实验”,但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一生曲折复杂的生涯,都在为人类解放的真理而斗争。国共合作初,他任过中央局秘书(当年秘书相当于副职),实际是代陈独秀处理中央常务,也任过国民党代宣传部长,权位不可谓不高,但蒋介石反共后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曾要毛泽东留在中央工作,他拒绝了,表示上山做“绿林”朋友,从事最基础的实际工作。从建军、开创革命根据地到遵义会议前有过三起三落的经历,受到排挤,剥夺过他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他一方面服从组织,一方面坚持自己原则,决不妥协,事后都证明他是对的。历史把毛泽东推上领袖地位后,又领导党和人民造了蒋介石的反,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倡导“革命后的革命”、“打倒官国”,并带头自我革命、斗私批修,并对下属说,我毛泽东腐败可以砍我的头,并号召造中央修正主义的反,建成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天下有过这样的领袖吗?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件大事。毛泽东表示在没有苏联空军支援下也“必须参战”的决心,决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和轻视,更在决策的逻辑背后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曾经辉煌”与“屈辱受害”之间强烈反差之心理,在这个关节点上爆发出来了。这不是毛泽东的个人决心,而是代表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所产生的人民意志的正义行动,是弱者转化为强者,走上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经之关。有人说,抗美援朝同美国带领“联合国军”作战是违反国际法的冒险行动,拿人民当儿戏?须知,当时的中国还不是联合国成员,也正是美国操纵联合国拒绝新中国参加的结果。要知道,共产党中国是一个革命国家,她不仅不受国际组织的约束,而且还决心向现存的国际体系和体制提出挑战,以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为建立真正“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新秩序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国家,如果这也说成是想“当东方革命领袖”乃至“世界革命领袖”,我是双手拥护。中国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文明古国与世界大国,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需要这样的领袖人物。只有这样的领袖人物,才能领导人民群众为世界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事实上,当世界形成中美苏三角格局后,西方政要无不佩服,第三世界更宣称毛泽东是第三世界和世界革命的旗手。毛泽东逝世后,随着苏联亡党亡国,国际共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正需要呼唤毛泽东式人物指导共产主义运动。当今,革命国家与地区掀起“毛泽东热”,纷纷成立“毛泽东主义”政党组织,正是这种思潮的反映。

毛泽东的文治武功举世无双。他的胆略和智慧来自哪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两次访华约见毛泽东就是要解开这个“谜”,结论是:毛泽东的哲学很简单,就是“人民”,是“人民起决定作用”。蒙帅的“人民”两个字,道明了毛泽东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并将它运用于战争与和平等各种对立统一的领域中去,成就了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渊源所在。毛泽东不是神,却胜似神,说他独裁也好专权也罢,他的号令一呼百应,正是他跨越官权、王权,与民权相结合产生的结果,是领袖与人民相结合所产生的伟力所在。

五、朝鲜的现况能说明当年抗美援朝错误吗?

说起朝鲜,那些主张“西化”、“非毛化”、“去革命化”的人就会拿他来用作丑化社会主义的典型,说去过朝鲜的人就知道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并说这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国家”。何方先生的文章就是对这种思潮舆论的最好注释。

何文用来说明抗美援朝用来说明错误的有四个论点,除前已说过毛泽东自己承认抗美援朝是错误的以外,其它三条是:停战60年朝鲜还没有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抗美援朝增加了中朝两国的不和与矛盾;抗美援朝阻碍中美早日走上建立正常关系的轨道。另在“反思”部分的三个要点中,似在呼吁中国应尽快抛弃这个长期背上的“包袱”。在整篇12000多字的文章中,朝鲜和中朝关系占去了3800字,即使引证的数据并非虚假却是偏面的,关键在于怎么看?

我看过一篇署名苏拉密的外国人研究朝鲜问题的专著《崛起,他的名字叫朝鲜》简介的文章。文章对朝鲜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以及“核武”发展等情况作了介绍,讲到朝鲜粮食紧张,出现过饥荒的问题时,将朝鲜的“计划农业”与韩国、日本的“市场农业”作了比较,认为韩国不存在粮食问题是因为南北朝鲜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的差异;与日本比,因为日本有强大的国际市场也不存在问题。国际标准的人均粮食是240公斤,朝鲜2200万人,经过自身努力,可以达到人均204.5公斤,尚差35.5公斤,即有15%的粮食要靠进口。日本是岛国,自然环境比朝鲜更差,在“市场农业”下的自产粮食人均只有43公斤,距标准差177公斤,75%食靠进口,但日本混得很好,它可以用工业品从世界各地换回巨额粮食。朝鲜呢?美国调动一切政治资源实行经济制裁、军事封锁、海上围堵,矿产、工业品出不去,粮食进不来,连“国际货币结算体系”都控制在美国人手里。中国加入WTO后,也要“履行国际义务”,出口粮食也受世贸组织的“配额限制”,很难足额供应,否则“美国会吹胡子瞪眼睛”,还要你管束朝鲜。

何文也认为上世纪80年代前的朝鲜“工业化水平,可与当时被称为经济发展‘奇迹’的日本媲美,把韩国远远甩在了后面。”其原因主要归结为苏联和中国的援助。大家知道,朝鲜是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体系的。这本是要同美国为首的经济组织相抗衡的社会主义组织(中国没有参加)。苏联解体后,一滴石油不产的朝鲜工业陷于停顿,农业回到人拉犂的时代。美韩就在此背景下乘人之危,不断发出威胁,要搞垮朝鲜,朝鲜则不屈服,于是“朝核”问题、“先军政治”等等被称为“穷兵黩武”的政策都出台了,在电视上看到朝鲜电视节目主持人和游行人群的激动情景也就可以理解了。朝鲜能不能顶住美韩的颠覆是一回事,但这种不畏强暴的精神,实为可嘉。一国有一国情况,我们不必去说三道四。

长年来,在国内盛行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说法。然而,去年央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去朝鲜七日游以后,感叹地称朝鲜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他看来,尽管朝鲜在总体上看还是贫穷,粮食还是计划配给,但人民信任自己政府,人从一出生就享受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主义的各种福利,当然是社会主义。贫富是发展过程中反映出的水平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质。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在于人民大众享有平等公正的权利,是不再受剥削压迫的国家主人翁地位。朝鲜只要保住了这种制度,哪怕很不完善,一旦摆脱和打破封锁,在享有基本福利保障基础上实施按劳分配的改革,就会出现一个“有富人但无穷人”的、有差异的共同富裕的崭新社会主义。崔永元说,三十年后的朝鲜会是真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俗话说:孤掌难鸣。中朝关系上出现龃龉,决不是单方面的事。中国自实施市场经济以后,就在外交上开始弃贫爱富,弃近求远傍大款,改变了过去重视交结小国穷国及至广大亚非拉的做法,引发人家猜忌、怀疑,并不足怪。在美韩咄咄逼人,要搞垮朝鲜政权情况下,逼迫朝鲜勒紧裤腰带搞起核武器的时候,中国既不像美国对日、韩作出安全保障,反而同美国一起投反对票,因而受到朝鲜不指名的批评,也可理解。我不赞成朝鲜拥有核武器,但拥有也不会对和平构成威胁。谁也不会相信,朝鲜“制核”是为了进攻美国而不是防卫自己。问题是拥核国家要率先保证不使用核武器,才是关键所在。

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动机与效果统一论的,但两者又不完全是一回事。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它的前因后果一样,两者之间是通过动态的实践实行统一或分离的。离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动机来衡量效果或以效果来衡量动机都是一种偏见,得不出正确结论的。何方先生的《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教训》和《抗美援朝的得与失》两篇文章都犯了这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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