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西藏计划”及其失败

　　二

　　但美国并未至此放弃颠覆新中国的目标。1951年5月17日，也就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前几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和行动方针》(NSC48/5)认为：

　　在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同时，对于共产党中国，美国现在应该：

　　a.继续努力通过联合国部队在朝鲜的作战，使中国军队遭受重创，以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力量与威望。

　　b.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扩大和加强培养非共产党领导人物，并尽量影响在华的反对目前北平政权的领导人物和人民，使北平政权能改变方向或被取而代之。

　　c.扶持和帮助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反共力量，以便发展和扩大中国对北平政权统治的反抗，尤其是在中国南部。

　　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此后美国对华遏制进一步升级。195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重申“美国的国家安全将因共产主义对东南亚大陆地区的统治而陷于危殆”;“任何一个自由国家落入共产党人之手都会助长其余国家妥协退让的倾向”。1954年，肯尼迪访问越南，在离开越南时，他已决心不让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之手，“肯尼迪决心要阻止对美国在该地区地位的侵害”。1959年4月，艾森豪威尔在演说中首次公开承担了支持南越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义务。“这一行动，成为60年代美国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的先导”。

　　与1950年6月美国军事干涉朝鲜后突然全力支持“藏独”势力的原因一样，在美国即将大规模军事干涉印度支那前夕，美国再次启动那张并未停止的“藏独”牌。解密档案表明，1958年9月，中央情报局决定秘密增加对叛乱者的资助，以扩大其反对中央政府的游击战。此决定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批准。

　　1956年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出现动乱，蒋介石集团也受到鼓舞，1957年9月16日，蒋介石在与美国驻韩国大使会谈中承认：去年秋天以来，他“继续在新疆、西藏和内蒙古进行反共活动。中华民国政府对这些活动的发展保持密切的关注，但其他国家对此则很少注意。从5月份以来，这些反共活动几乎已成了既成事实，这促使共产党采取严厉手段”。

　　与美国决心干涉越南的政策遥相呼应，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即《十七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炮轰其驻地罗布林卡并诬是解放军所为，并于3月17日将达赖喇嘛劫出拉萨。达赖离开后，叛乱分子于3月20日凌晨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在击溃叛匪后迅速向山南挺进，年底平息了拉萨、山南及青藏和川藏公路沿线的叛乱，1960年底，全区叛乱基本平息。

　　与1950年“藏独”分子阻碍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分裂活动是配合美国朝鲜半岛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道理一样，1959年西藏叛乱也是美国即将大规模干涉印度支那行动，遏制中国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叛乱期间，“藏独”分子一直得到美国或明或暗的支持。

　　1959年4月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韦什尔?杜勒斯告知艾森豪威尔总统：“鉴于西藏抵抗运动最近出现高潮，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导致西藏合法政府同中共政府彻底决裂，我们正在现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制定计划。”4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03次会议上中情局局长杜勒斯通报“看来康巴地区的起义力量已被完全击垮。拉萨的起义力量可能处于同样的境地。”同日，达赖托转“请求美国承认自由西藏政府，并影响其他国家也这样做”的信。4月30日，代理国务卿狄龙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答复建议，告诉达赖美国“一接到他有关承认的要求，就立即开始了研究，并正在考虑我们和其他国家可以采取的措施”;同时还在内部保留了“承认似乎可作为一种实践措施，但只能是在举措会得到其他国家、包括亚洲国家的热切回应之后，才能加以实施”[33]的考虑。5月5日，就承认达赖“政府”问题远东事务助理饶伯森致国务卿赫脱的研究报告建议“我们不应该鼓励达赖喇嘛提出承认要求，除非我们肯定这一要求将得到很好的回应”;美国“将给予他们的呼吁以同情的考虑，支持寻求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同时也提出“如果我们能争取到众多的自由世界国家包括亚洲国家的合作，就应该给予承认。如果得不到这种合作，我们应重新评估局势以决定采取何种方针。”此后，美国对达赖的支持基本守此底线。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也制定了长期计划，计划目标是“在西藏内部和外国，尤其是印度，支持西藏独立，并建立一个反共产党中国的抵抗力量”;“在政治行动和宣传领域，西藏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在西藏人和其他国家当中支持在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独立，削弱中国政权的影响和活动能力;形成能够阻止西藏内部可能出现的政治发展的抵抗力量;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5913/1号文件中最初确立的美国政策目标，遏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为此“中央情报局派出小组支持西藏抵抗运动”，同时也认为“西藏人继续有效的抵抗，不仅会给中共造成很大麻烦，还有助于在整个地区保持抵抗的火种”;“这不仅是出于对西藏的人道主义考虑，也是为自由世界的长远着想”。1960年2月4日，白宫举行有总统艾森豪威尔参加的会议，在听取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关于“支持西藏抵抗运动”的计划执行汇报后，“总统批准按照预定方针继续执行该计划。”

　　1964年起，约翰逊政府逐步将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从“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与此相配合，1964年1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加大实施“西藏计划”力度，每年所需经费173.5万美元，并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除非中国及西藏的事态发生突然变化，这一有关西藏的长期政治计划的开支预计不会超过这个数字”。1966年，中国出现“文化大革命”风暴，“中国及西藏的事态”确实“发生突然变化”并对美国的“西藏计划”造成灾难性的影响。1968年年初，美国在越南战场遭到越南南方军民发动春节攻势，败局已定，[40]与此同时，由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代表组成的、负责海外秘密行动的部际小组“303委员会”于1月16日提交的“关于西藏各项行动的情况报告”也对“西藏计划”作出极其悲观的评估，认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混乱蔓延到西藏，这包括内部交通、通讯、旅行的破坏，以及治安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不幸的是，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西藏人民想利用这一内部混乱寻求进一步的自治。中国的安全状况并没有显示出恶化的迹象;而且他们对西藏的控制，不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仍像以往一样广泛深入。西藏领导层已经被清除。由于中国人直接控制当地的行政，大量的秘密财产被发现并被消除。

　　越南战场的失败导致美国在东亚实行收缩政策，中央情报局逐渐取消了在美国国内对叛乱分子的训练计划，美国对“藏独”支持的年度预算被压缩到不足120万美元。尼克松上台之后，美国针对西藏的计划被逐渐抛弃。

　　三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遏制中国的西藏政策是配合朝鲜及越南主战场的侧翼部分。其目的是想让新中国在西面分出力量以减轻美国在东部战场的压力。美国政府曾告诉达赖分子“美国的立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我们不应造成一种印象，即美国是为了冷战需要而在利用西藏的局势”。事实上美国确实是为了冷战的需要才制造出所谓“西藏问题”。但历史经验表明，美国能在这条战线上可能取得的实际成效也几乎是微乎其微，或说根本不可能。曾对西藏最有野心，其失败经历也最为惨痛的英国反倒将问题看得明白。1950年6月30日，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在致艾奇逊的电文中披露的“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就西藏问题进行的秘密谈话”认为：

　　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西藏长期被认为不能进行除了名义上的任何抵抗。英国过去在西藏的利益来自于与西藏毗邻的印度。这些利益现在被印度继承下来了。英国不再继续向拉萨派驻代表。印度已经明确表示不可能给予西藏直接的军事支持。1950年1月印度与英国协商之后，印度决定给予西藏外交支持并提供数量有限的小型武器。

　　印度承认，如果中国决定占领西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国的占领。任何干涉西藏的企图都是不明智的。英国对于在这个地区同中国纠缠没有足够兴趣，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不会抛开印度。

　　英国人的这些看法基于这样的经历：西藏的地缘政治是重要的，但是西方国家若想劳师远征海拔4000米之上的高原雪域，在军事上是极难想像的，即使远征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实施占领。1899年，寇松接任印度总督后对西藏的政策从过去的“耐心等待”到“积极进取”。此后就着手为控制西藏做政治和军事准备。1904年8月3日，英军曾攻陷拉萨。英军进入拉萨后大肆抢掠，但到9月严冬即将到来而不得不从拉萨撤退。英国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的经验。这种经验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后继者美国来说也不是一点没有：1950年印度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的为时半年的作战所需，由于“牲畜驮运是惟一实用的运送手段，上述弹药数量约需7000头骡子的运送。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骡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径迫击炮和弹药可能无法运离印度”，以至美国后来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在很长的时期内需要相当巨大的经费”。

　　其次，西方对中国西藏主权的干涉，无论如何不能绕开印度。1959年4月30日，美国代理国务卿狄龙在致艾森豪威尔的电文中提到这一点，认为“作为西藏的邻居，印度控制着通向西藏的主要通道，而且是达赖喇嘛的主人。印度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离开印度的帮助，美国对“藏独”的支持仅靠空投是无能为力的。而印度传统上是与英国外交接近而与美国疏远，又在北方与中国近邻，为了全力防务印度洋必须稳定北方，因而在西藏问题上不能随意表态。其次，刚刚独立不久的印度及其与英国有着密切政治联系的领导人尼赫鲁，对二战中美国对英国落井下石的手段心知肚明，因此他们这一代领导人对美国保持着高度的防范心理，因此决不会让美国插手西藏问题。如果美国控制了西藏而在印度洋有了美国的基地，那印度的安全就处于南北受制于美国的境地。印度独立后首任驻新中国大使且与尼赫鲁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的潘尼迦对此看得清楚，他说：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了至高无上的海军国。不错，它还没有能搞成世界海权国必备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坞等等，但是从它在对日战争中所表现的海军联合作战规模之大，以及从它在海军建设中强调航空母舰的重要，都说明了美国海军可以远离基地作战，实际上是爱在哪里动手，就可以在哪里动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马尼拉，又占领了从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岛和关岛，真是不可一世。而对印度洋，美国战后确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国在阿拉伯、中东、巴林群岛的油权，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区域的联系正在大大增长。就是对伊朗的统一，阿富汗的建设，美国也是兴趣很浓。实际上，由于美国奉行到处“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所以各国沿海，凡是共产主义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对美国安全有关的地区。战后的世界形势给印度洋带来的对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变成一个主要的战略性战场。

　　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对印度共和国历史有深远影响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对于长期受英国文化教育，并对英国地缘政治学说有深刻理解的尼赫鲁而言，他在这句话中所表达的是他对存在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心脏海区即印度洋并拥有巨大版图的印度能否长期完整存在的前途的不安和忧虑，而造成不安和忧虑的真正原因正是继英国之后的美国的霸权活动。正因此，1949年12月，当美国驻印大使遵照艾奇逊指示“利用共产主义对西藏的威胁来强调来自共产党中国危险危及了印度自身”，挑拨印度政府“对中国事务的发展持半超然态度是不现实的”，结果得到的却是“印度令人气馁的态度”[53]。后来的历史表明，尽管印度与中国在西藏问题的理解上有相当的距离，但它对美国介入西藏事务几乎是绝对的排斥，因为对印度而言，美国介入西藏比对中国危险更大;而如果没有印度的全力支持，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几乎就无所作为。这就决定了美国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及其效果只能是极为有限的。

　　中国的西藏问题研究者应对此予以足够的注意：既要高度警惕美国支持“藏独”势力对中国统一的破坏作用，又要明了这种作用的天然有限性。不管美国宣传机构怎么夸张，“藏独”活动最终只能是“有几个苍蝇碰壁”的闹剧而已。对此，就连达赖本人在尼克松访华后也明白了许多，他曾感叹世事炎凉，说：“美国自从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了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实意要恢复西藏独立。”

　　其实，这一点美国人也不是不明白。1949年4月，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有识之士就对美驻印度使馆提出的干涉西藏的政策提出置疑，认为：

　　做出承认西藏的决定不仅仅涉及我们对西藏的政策，而且涉及我们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我们所奉行的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向来是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个原则阻滞、虽然没有完全阻止中国被逐渐瓜分，还帮助中国通过第二次大战确立了大国的地位。这种政策不应该放弃，除非清楚地看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长期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而且西藏对于我们利害攸关。

　　事实上，西藏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重要性非常有限。由于地处偏僻、其政府和社会的原始特征、与外部世界联系有限的特点，除非得到影响深远的实际的措施的支持，不能指望西藏长期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倒向西方。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这些实际措施，承认本身并不能使西藏与西方站在同一战壕里，实际上反而可能有悖于我们的长远利益。同样利用西藏战略价值的努力，例如，作为空军基地或火箭发射场，可能遭遇不仅是地形和天气方面可怕的难题，而且还有西藏人基于宗教立场对飞机飞越其领土的反对。除非在西藏发现稀有矿藏，军方认为西藏没有战略价值。

　　能否采取什么实际措施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现在控制西藏沟通西方通道的印度。如果印度与西方合作，西藏作为战略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重要性就会大大减弱。如果印度不与西方合作，利用西藏作为西方堡垒的困难就会大大增加。

　　事实上，当年美国对其反华的“西藏计划”的有限性也不是不明白，只是由于有了朝鲜和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才强化了对达赖分离中国的活动支持力度，至于这种支持的有效性，由于配合主战场的需要，美国政府也只能是不可为而为之。1950年3月1日，艾奇逊还在发给美驻印使馆的192号电文中告诉亨德森“国务院希望印度能满足西藏有理由的防御需求，并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范围内，继续承担援助西藏的基本责任”。3月8日，亨德森在给艾奇逊的第301号电文披露印度已向“藏独”势力提供“小型武器要求”，其提供的“军事援助在实质上应是更多地提高西藏的士气”，“而不是想像中的阻止全面入侵的措施”。最让美国“令人气馁的”还是在艾奇逊在301号电文发出一个月之后，也就是4月1日，印度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假手印度干涉西藏问题以配合东亚两场战争的企图，在印度的不信任和中国的不妥协斗争中最终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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