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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与李讷
李讷1940年8月3日生于延安（为江青所生）。江青不止一次跟工作人员说：“共产党员只有工作、工作，不应该生孩子，生孩子是党外人士的事。我生下李讷就是一个失误。我怀她的时候就不想要她，可是主席喜欢小孩子，我也只好生下她了。”
在战争环境中，居住地点不定，生活很艰苦，李讷六七岁还不能接受正规教育，只有保育员教她识字，到西柏坡才开始上小学。进京后到万寿路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级。李讷聪明伶俐，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53年，考入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1959年考进北大历史系。1960年困难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大病一场，1961年休学一年，1965年才大学毕业。
1965年，李讷被分到解放军报社当编辑，第二年当上了解放军报社总编（当时李讷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编者注），那时李讷才26岁。 “文革”期间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复杂，《解放军报》是军队中的党报，地位十分重要。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担任如此重要的领导职务，不但工作繁忙，还要参加政治斗争，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应付江青的政治需要，其难度可想而知。李讷精神高度紧张，体质明显下降，吃不下饭，即使每天睡觉前吃大量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
我是1967年10月初调到江青那里工作的。那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号楼，李讷也住在那里，她的宿舍与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我比她大两岁，她经常叫我“杨大哥”。她对我们工作人员比较尊重。有一次，她听她妈叫我“小杨”，就开玩笑地叫我“小杨”，她妈批评她说：“肖力（李讷进入解放军报社时改名肖力——编者注），我可以叫‘小杨’，但是，你不能叫‘小杨’，他比你还大两岁呢。”从此以后，她有时叫我“杨大哥”，有时叫“银禄同志”，或叫 “老杨”。
李讷身体非常虚弱，神经也非常衰弱，稍一活动就出虚汗，不时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神态。 那时，通讯还不发达，一栋偌大的楼房只有五部电话：江青办公室有两部，厨房一部，大门口一部，我的办公室兼宿舍一部。李讷的宿舍没有电话，但她在解放军报社挂着总编的职务，报社有些重大的事情要请示报告她，她认为重要的事情也要通知报社，因此经常到我屋里接、打电话。由于心情不好，有时她在电话里就跟对方吵了起来。她怕母亲听到打电话的声音，每次接、打电话都把门关上，一讲就是很长时间。江青睡觉以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文件资料，锁上门睡觉，经常是刚刚躺下，李讷就按响电铃要到我的屋里打电话。我赶紧全副武装（那时我是军人），穿好衣服，开门说：“请进。”她打电话少则十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有时一个晚上（江青是夜间办公，睡觉时间实际是白天）进来四五次打电话，闹得我也开始神经衰弱，吃安眠药了。我嘴上不好意思说，可是心里烦极了。
后来，我鼓足勇气向汪东兴提出给李讷安一部电话，并把她的宿舍从一层搬到二层。汪很快就答应了，并负责说服她搬到二层去住。
李讷同意搬家。我们要给她打扫房间、布置家具、安装电话，于是请她暂到丰泽园居住。
李讷走后，我们利用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间很快给李讷打扫干净了房间，布置了家具，搬了家。我派人到中南海把新宿舍的钥匙交给她。也怪我想得不细致，应该给她安上电话后再把钥匙交给她。
过了两天，李讷打电话问我：“是不是你找汪叔叔叫我搬的家呀？”我回答：“是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讨厌我？叫我离你远一点？”李讷又问。我解释说：“不是的，我为了你好。二层只有江青同志和你二人居住，比较安静，你身体不好，睡眠很差，楼下人多，影响你休息。”李讷说：“我明白了，看来你的心还是蛮好的，谢谢你的好意。”我以为她真的理解了我的意思，就心平气和地说：“你最近几天能不能回来一下，请你来看看家具布置得合适不合适？电话安装在什么位置？”
这时，李讷火冒三丈地说：“你现在就给我安电话，我回去就用。”我耐心地说：“门钥匙在你手里，开不了门，怎么安装电话呢？要不我派人到你那里去取钥匙。”她一听火气更大了，不讲理地说：“钥匙我不给，门我不开，锁不能搞坏，你今天就得给我安上，这是我的命令。”
“文化大革命”风云变幻，加之各种压力，李讷的性格、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出这样不讲道理的话来。我毫不客气地说：“肖力同志，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后代，你现在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怎么失态不讲道理了呢？咱们是同龄人，你怎么不尊重别人了呢？”她停顿了一会儿说：“我不讲理了，你看怎么办？”我说：“如果你再不讲道理的话，我就想办法报告主席。”她说：“别，别报告我爸。”我看她的态度软下来了，就心平气和地说：“算了，算了，在你方便的时候请你来一下，好尽快把电话安上。”她答应说：“那好吧。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请你不要生气，我是心情不好，对不起了。”
李讷的无理我并不怪她。我理解她当时的处境：工作多，压力大，江青不但没有给她更多的母爱，还经常叫她这样做、那样做，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况且，她那时已29周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江青对她的婚姻关心不够。由于江青疑心较大，反复无常，谁敢给她的女儿介绍对象呢？人们对她都是虚与委蛇，敷衍应付，敬而远之，李讷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亲的江青不是关心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而是如何控制更多的权力。在她的建议下，李讷先后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
1970年下半年，李讷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身体几乎垮了。中央办公厅领导建议并经毛泽东和江青同意，李讷到了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面休息，一面适当参加劳动锻炼，以松弛神经、促进睡眠、增加食欲、增强体质。
中办五七学校的不少学员都认识李讷，对她很客气、很关心，连队的领导对她也很照顾。但李讷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同大家一起劳动、吃饭、休息，泼泼辣辣，干活不惜体力，不怕脏，不怕累，经常满脸汗水，浑身是泥。她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搞得很好，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几个月后，李讷的神经衰弱大大减轻，睡觉好了，吃饭香了，体质明显增强。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姐夫曹全夫（毛远志的丈夫）的来信，说李讷在五七学校一切都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并在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叫小徐，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该同志身体健康，精明能干，政治可靠，年龄比李讷小一些，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小徐的出身没有任何问题，本人情况比较好，现在他俩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同意的话，他们近期就可以登记结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江青看了信以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意见。信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江青迟迟不表态。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问：“曹全夫同志写给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你给江青同志看了没有？江青同志批了没有？江西那里还等着意见呢。”我说：“早就给江青同志看了，还没有批示。”汪东兴说：“你在她精神好的时候提醒她批一下。”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提醒。”
我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她正在看文件。由于晚上的觉睡得不错，没有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我问：“江青同志，曹全夫同志的信你批了没有？汪东兴同志来电话说，李讷还等着回音呢。”这时，江青用力将手中的文件摔在茶几上，生气地说：“这个李讷呀，对于婚姻大事如此轻率，找男朋友也不事先和我们商量，征求老人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儿大不由爷呀！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随她去吧。”说完，拿起笔来，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个圈。
放下笔，用力把信扔给我并问道：“小杨，你认识这个叫小徐的吗？他的情况怎样？你知道的话告诉我，如果知情不报，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你告诉我。” 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曹全夫同志是中办五七学校的校长，他介绍的情况是代表组织的，应该相信他的话。”
“对，曹全夫同志既是校长，又是我们的亲戚，正因为我相信他的话，才觉得这个人和李讷不般配，两个家庭的情况相差甚远，他们两个人的文化程度相差甚远，职务地位也相差甚远，我不相信他们俩有什么共同语言，能生活到白头偕老。你说呢？”江青问道。
我说：“两个人的感情好比什么都好。当然，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要达到两全其美也是很难的。心想事成只是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
“不，不是有一定道理，是完全正确的，不信，你等着瞧，不出问题才不正常呢。”江青不高兴地说。
我想：哪有当母亲的盼着孩子婚姻出问题的呢？
一周后，李讷和小徐高高兴兴地登记结婚了。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双方的家长也没参加。结婚那天，毛泽东派人给李讷和小徐带去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婚礼仪式是曹全夫操办的，请食堂做了两桌便饭，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参加，吃了几粒糖，吸了几支烟，就算结婚了，非常简朴。
恩爱的小夫妻结婚后回北京度蜜月，住在丰泽园。可能是从南方回到北京不能很快适应气候变化，加上尚不习惯婚后的生活，李讷经常感冒发烧。江青找茬说小徐身体有毛病，不然为什么李讷老发烧，命令小徐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是没什么大毛病。
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过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女婿，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电话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他。”
我为小徐开脱说：“记几个电话号码不能说明什么，为了联系方便，不少人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如果你对他不放心的话，是不是通过组织跟他谈谈。可以告诉他，怕电话号码泄密，只要用心记，不要用笔记，叫他保密。李讷与小徐结婚不久，他们俩的感情不错，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俩分开，恐怕不太合适。如果你认为小徐有问题，还是以教育为主，做做思想工作，动不动就采取组织措施，往往效果不好。”
那时，我认为江青十分爱她女儿，小徐是她的姑爷，我替他说说情，江青也就放过他了。我没有料到，江青对我的话不但不参考，反而大发雷霆，她大声训斥道：“你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职员，你没有任何发言权。我对小徐怎样看，怎样处理，这完全是我们家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你认为他是个好人，有什么证据？我认为他不好，有坐探的嫌疑，我看到证据了，电话号码就是证据。你赶快把春桥同志叫到我这里来，我有事想和他商量，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以后再做决定，这里没有你发言的权利，更没有权利教训我。”
张春桥动作很快，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钓鱼台10号楼。我把他引进大客厅，就退出来了。他俩都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很快就决定把小徐送到石家庄铁道学院学习。
从表面上看，这种决定无可非议，送小徐去学习深造是件好事。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李讷和小徐分居两地，淡化他俩之间的感情，为离婚做准备，这就不可思议了。
李讷与小徐新婚燕尔，把小徐弄走，李讷的痛苦可想而知。李讷性格倔强，宁可忍痛割爱，也不再央求她的母亲。从此，李讷和小徐就永远地分开了。
可怜的李讷发现自己怀孕了。由于精神折磨和身体不适，神经衰弱症更严重了，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整天不出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安眠药用量逐渐增加。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惧怕、尊重、不敢多言，转变成不理睬，对她做的事看不惯，对她说的话不想听，有时见面还吵几句。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1972年初“批林整风”期间，江青突然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开刀（也有整汪东兴之意），这股风来得很猛。有一天深夜，江青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参观的名义，约了6名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八一厂已是午夜时分，演职员们都已休息。江青命令把他们从被窝里叫起来，召开全体演职员大会。她不讲电影艺术，专讲“批林整风”的意义。主题是讲中央办公厅出了一个大坏蛋，他就是王良恩，是周恩来的大秘书（王良恩不是周恩来的秘书，而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权力大得很，九届二中全会6号简报出笼的责任，他是有份的（这是江青强加给王良恩的）等等。
王良恩受不了这种政治高压，含冤自杀。
这天早晨，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难过地说：“真糟糕，王良恩同志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报告她一下。”我报告江青以后，她高兴地说：“好哇！这就更说明了王良恩这个人有问题，这叫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此后，批王简报一批接着一批。一天，江青叫我把6期批王简报送到中南海给李讷看。我到丰泽园李讷的住处，看见她正烦躁地在屋里踱步。看到我后不耐烦地问：“你又奉江青什么命令到我这里来。我没有那么大谱，敢麻烦你杨大秘书一趟。”
我说：“你这是客气呀，还是讽刺我呀？”
李讷用疲倦红肿的眼睛瞅了我一眼，说：“我是讽刺她，不是讽刺你。开个玩笑，何必当真。”
我笑着说：“别开玩笑了，你妈叫我送给你几份简报看看。”
她接过简报，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非常生气地大声说：“叫我看这些干什么？！”一下就把简报从窗户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我忙说：“李讷，你不看也别扔到院子里，万一丢几份我可不好交代呀！”
“告诉她，以后不要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李讷说。
当时，我不知道她烦什么：是烦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还是烦江青打倒一个又一个领导人？
三月底四月初的一天，凌晨3点，李讷来到钓鱼台江青的10号楼，要求见江青。江青刚刚睡觉，大门口值班的同志说：“江青同志刚睡下，你现在见她不是时候。”李讷不听劝阻，硬是往里走。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你是知道的。现在打扰她，今天她就不可能再睡了，她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吃不消。请你现在回去，等她起床后，我报告她，就说你晚上来这里找过她。她如果同意你来，我打电话请你再来，谢谢你与我们合作。否则，我们就为难了。”
李讷说：“你怕她睡不好觉，就是不怕我睡不好觉。你叫护士给我几粒安眠药，我立即就走，不给你们找麻烦。”
按说，李讷不能入睡，给她几粒安眠药并不为错。但江青下过死命令：“李讷服用安眠药量太大，她现在又在怀孕期，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再给她安眠药，如果不通过我，私自给了她安眠药，军法从事。”
江青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于是，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交代过，没有她的指示，我们不敢给你，安眠药一粒也不敢给。请你委屈一下，江青同志起床后我去请示，请你现在先回去，请你理解我们。”
李讷不满地说：“你说来说去还不是怕担责任吗？我不用你们担什么责任，我自己进她的卧室，亲自去求她。”说着就往江青卧室走廊里闯。值班员挡住她的去路，李讷怒斥道：“滚开！叫我进去！”。
我看李讷今晚见不到江青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就拦住她说：“请你消消气，等一等，我叫护士先进去，把江青同志叫醒。”李讷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很不耐烦地等候。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说：“把江青同志叫醒了，同意李讷进去。”
李讷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她大步流星地进去了。我看了看表，已是凌晨四点。
李讷进去不到10分钟，江青就急匆匆地打铃，叫秘书，叫警卫员，叫护士。我们都不知道江青的卧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跑了进去。江青穿着睡袍，坐在床上，李讷坐在地毯上，两人都喘着粗气。江青大声吼道：“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主席和我的女儿，简直就像一个泼妇，你给我滚出去！”
李讷也气得大声说：“你哪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对你的女儿都不知道心疼，你还心疼谁呀？向你讨几片安眠药都不给呀，你知道睡不着觉有多么痛苦，你只知道关心你自己！”
我是第一次看到她们母女俩反目吵架。 当着我们的面，江青觉得失去了一个做母亲的体面，更觉得失去了一个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伟大旗手”的尊严，对李讷又吼道：“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那时，李讷已怀孕七八个月，大腹便便坐在地毯上，喘着粗气，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
江青高声地对我们吼道：“你们还看什么，是不是在看我们家的热闹，这有什么热闹好看的，还不赶快把她给我弄出去。”
我耐心地对李讷说：“肖力同志，先走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好吗？”
李讷说：“不行，不给我安眠药我就不走。”态度很坚决。
江青用发颤的嗓音说：“你们把她抬出去，别跟她讲废话。”
李讷个子大，身子重，我们三人哪能抬得动？又叫来两个小伙子，搬来一把宽大的椅子，把她抬到椅子上，三个人抬，一个人搀扶着，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抬到门厅。我们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她才勉强上汽车走了。
上车后，她觉得从中南海跑来向她妈要几片安眠药也没有达到目的，回到中南海肯定更睡不着觉。不行，还得想办法要几片。当车开到100多米的拐弯处时，李讷从车上跳了下来，坐在马路边上不走了。司机贾德祥无论怎么劝也不走。小贾没办法，又跑回10号楼把我们叫去。
春寒料峭的季节，凌晨显得格外寒冷。一个孕妇坐在冰凉的马路边上，谁见了都会心疼，何况她又是毛主席喜欢的孩子。
李讷看到我们去了，便说：“她心狠，不给我安眠药，你们也不给，你们还真行，真够坚持原则的。今天不给我药我就不走了。”
我说：“你现在怀孕，安眠药吃多了对孩子不好，请你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们再向她请示。她给我们下了死命令，不准我们给你安眠药，对于她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
李讷说：“你讲得对，我理解你们。可是谁能理解我呢？不给药我就不走了。”
我们实在没招了，我就跑回10号楼，鼓足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打电话，说明情况，请示怎么办。
张耀祠为难地说：“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咱们都没有想到的。如果现在我同意给她几粒安眠药，江青同志知道了，怪罪下来，我如何解释呢？如果李讷服了咱们给她的安眠药万一出了问题就砸了。我不敢批准给她，请你劝她回中南海，等天亮了再说。”
我一听就急了：“你不同意给她，她就不走，她在马路上坐久了出了问题就更不好交代了，给她几粒安眠药多好哇，把她打发回去我看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如果江青同志追问责任的话，我和你共同承担。不给她怎么办呢？我是没有招儿了。”
张耀祠显得很为难，最后不情愿地说：“那就给她几粒吧。”
我说：“谢谢张主任，你已经睡觉了，我还打扰你，真难为情。”
张耀祠说：“不客气嘛，你们不是也没睡觉嘛。”
我马上叫护士给了李讷三粒安眠药，李讷很快就走了。
李讷走后，江青又呼呼地睡了一大觉。起床后，和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吃了早餐，到办公室看文件，打铃叫我进去，并没有问李讷是怎么走的，反而训斥道：“我告诉你们，我睡觉很困难，睡下以后只有主席有事可以叫醒我，其他任何人都不许打扰我，你还记得吗？”
“记得。”我回答。
“李讷来了，你为什么还把我叫醒，昨天晚上你犯了一个大错误，竟然叫一个毛孩子到我的卧室大吵大闹，你怎样解释吧？”
我解释说：“李讷睡不着觉，是来向你要安眠药的，根据你的指示我们不敢给她，她就往你的卧室里闯，我们用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拦住。她万一闯进去了，还不把你吓一跳吗？我实在动员不走她，才让护士把你叫醒的。你批评就批评我吧，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和其他同志没有关系。”
江青摇头晃脑地说：“算了，算了，谅你是初犯，今后不准再犯。传达我的命令，从今天起，李讷不准进入钓鱼台，更不准进我住的楼，我不想再见到她。谁把她放进来我就唯谁是问，谁敢违抗我的命令，我就狠狠地处分谁。”
我把江青的命令报告汪东兴，请他通过警卫局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汪东兴听了以后，笑着说：“江青的命令能行得通吗？李讷是主席和她的孩子，她硬往钓鱼台闯谁能拦得住哇？我看行不通。江青的命令我可以传达，行不行得通再说吧，我看主席也不会同意江青这样对付他们的孩子的。”
江青的命令传达到钓鱼台各个大门，哨兵和警卫值班室执行得都很认真。 有一天，李讷还真的来到了钓鱼台东大门，哨兵不让进，说这是上级的指示。
她说：“我是江青的女儿，我们还没有脱离母女关系，我是来看我的母亲的，谁敢挡我？你们的上级是谁？我去找她！”
哨兵没有办法，就把实话告诉她：“这是江青同志的命令，现在不叫你进钓鱼台，我们不敢违抗首长的命令，请你理解。”
李讷生气地说：“理解，谁能理解我呀？我看你们谁敢挡我，谁挡我我就跟谁拼！”说着就往里走。这种情况下，谁敢拉她呢。
江青和李讷见一次吵一次。江青不止一次地质问我们：“谁把李讷放进钓鱼台的？”我是实话实说：“拦不住哇，哨兵又不能动武。”
江青听后，只是无可奈何地叹气，出虚汗。
1972年5月，李讷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当我报告江青时，她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既不问大人小孩是否健康，也不说去看看大人小孩，只是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我故意说：“李讷有了孩子，江青同志当了姥姥了，高兴吧？”
江青面无表情地说：“生孩子有什么可高兴的，共产党员生孩子是很俗气的，孩子应该让别人去生，生儿育女是非党员的事。党员生一个孩子就等于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了一条锁链，生得越多锁链越多，党员生孩子不是喜而是忧。我们家的女儿生了孩子不让他叫我姥姥，叫我姥姥多难听，姥姥就是‘老’了，也不叫外婆，叫我叫奶奶，对主席不叫姥爷，而是叫爷爷。”
李讷生了孩子，精神上有了寄托，高兴得像换了一个人。孩子刚过满月，她就到钓鱼台看我们，还带了不少喜糖。
李讷跟我们高高兴兴聊了一会，才去看她的母亲。10分钟左右，她俩一起出来，都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当时，我们对江青很难理解：自己的亲生女儿生了孩子，为什么不高兴呢？
李讷缺少母爱，又没有丈夫体贴，加上孩子拖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维持多久又垮了，而且这一次垮得更厉害。不用说照管孩子，连自己的生活几乎都不能自理。她的儿子很小就送到了幼儿园，由警卫战士接送，接回来后就和警卫战士吃睡在一起。孩子长得很漂亮，聪明，很会说话。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个小孩穿着小皮鞋，拿着冰棍吃，就仰着小脸对解放军叔叔说：“叔叔，我不吃冰棍，省了钱我也买皮鞋。”他是想吃冰棍又想穿皮鞋呀。警卫战士用自己的5分钱（新战士每月只有6元津贴）给他买了冰棍，小家伙赶紧接过去，说：“谢谢叔叔。”他舍不得咬，而是用舌头舔着吃，真够可怜的。
李讷病得不能照管孩子，江青是知道的，但对外孙，她不闻不问，更不照顾，小外孙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没有得到她任何关怀，小的时候都没有抱过一次。她看不起小徐，也看不起李讷和小徐的孩子。
现在李讷有一个幸福的家，丈夫叫王景清，他身体健壮，忠厚老实，性格憨厚，勤于操持家务。李讷身体不太好，他对李讷很体贴，很关心。夫妻二人恩恩爱爱，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中央领导对李讷也很关心。以前，李讷住的地方离合同医院较近，看病比较方便，后来，她的家搬到距离合同医院很远的地方，看病先要坐地铁，再换公共汽车。李讷现在身体较胖，上下车很不方便。中央领导了解这个情况后，给李讷安排了一辆小轿车，不是固定给她的，但保证她用车，解决了她到医院看病交通难的问题。对此，李讷非常感谢组织上的关怀和照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