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必有其伟大的军事战略思想理论，一个伟大的军事战略理论，决定着军事家战略实施的成败和其军队的生存与发展。毛泽东战略思想理论之所以富有坚强战斗力和永久的生命力，其重要原因：在他的军事战略理论中，始终贯穿着“三个”基础。即：借鉴中国古典战争思想、亲临革命战争实践、辩证唯物主义军事观。
一、借鉴中国古典军事战争思想
毛泽东把古代战争经典论述与中国革命战争相结合，创造了最灵活、最完整、最成功的，形成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的新的战略战术，他是一位最杰出、最巧妙地运用中国古典战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军事家。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在他的万卷苦读中，历史书籍占有很大比重，尤其是历史兵书占有重要位置。如《战国策》、《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他对春秋战国“七雄”争霸古战史十分精通，同时，对孙武、孙膑、诸葛亮等用兵之策颇有鉴赏。他领导和指挥的“赤水”、“乌江”、抗美援朝第一战役以及解放战争中的战役和战斗，从战争的形式上看，很像战国时期的齐鲁“长勺之战”和齐魏“马陵之战”。事实上，毛泽东在1929年的一次与朱德谈话时说：“要学会向孙膑那样，诱敌至深入，出奇以制胜”。他在解释游击战争六个问题中说：“游击战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迅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 “……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这里的“诱”指作战时不厌弃造假象，为了克敌制胜，尽可能采取欺诈方式迷惑敌人。这里就是借鉴了《孙子·计篇》：“兵者，诡道也”的计谋。“奇”指的是用别人意想不到的策略谋取胜利。毛泽东在解释游击战的“奇袭”而“迅速”时，运用了《孙子·势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之意。“攻”，指的是以军事势力对敌展开进攻战。进攻又是防御的有效措施之一，对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来说，防御只是进攻的暂缓，而进攻才是战争取胜的最有力的手段。
如毛泽东将古典战争中的“诱敌至深入、出奇以制胜”和“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论述，运用红军初期的战略战术，是十分符合发展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际。虽然当时有些军人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看作是软弱、右倾加以反对，但通过多次实战验证，不坚持这一原则作战往往受挫，正确运用了这个原则，就能以小的代价，战胜超出自己数倍的敌人。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特别下功夫地论述的问题就是游击战。而在他的客观而精辟地论述中，时常借用古典战争的术语。如《孙子·计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孙子·谋篇》“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尤其对《孙子·九地》：“兵之情主速。”及陈寿的《三国志·魏书·郭嘉传》中，太祖将征袁尚，问计于郭嘉，嘉言：“兵贵神速”之类的论述很是赞赏。毛泽东把古典战争经验和理论，以最简练的语言、最生动形象的比喻，赋予革命战争的实践。如“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当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游击队分散使用时，也需注意不要因情况不明、行动错误而受损失。……打鱼要时常变换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这种深入浅出十分明了地论述，一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在军事谋划和指挥上所坚持的观察、分析事物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善于古为今用的现实主义思想和风格。
二、亲临革命战争实践
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理论中最活跃的游击战争思想理论，是他的亲临战争实践与古典战争经验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创立的游击战争理论，决非单纯的游击战术，它是游击战略思想与红军队伍建设相结合的，是我军各时期对敌作战的战略方针和在实践中灵活运用的，并不断发展的军事战略思想理论体系。这种战略思想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毛泽东亲临战争的实践。
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发展的标志。特别是反映在我军初期的队伍发展和军纪军风建设上，毛泽东亲临战争实践，总结战争经验，再运用于指导战争的思想和作风尤为突出。
如1927年秋，由于当时共产党军队的力量薄弱，战略战术十分简单，致使先后发起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秋收暴动接连失败。会师井冈山后，毛泽东认真研究红军队伍建设和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制定了著名的“十六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作战原则。这个原则后被定为作战方针，贯彻红军全军。这个方针，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强调了在敌强我弱情况下，灵活运用游击战略，避免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重要性。这样，使红军的机动性和神速而有力的“短促突击战”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使红军队伍因此而不断的发展壮大起来。
为加强红军队伍建设，毛泽东将游击战的原则和纪律，作为红军官兵的守则，以军歌形式在红军中传颂，促使红军队伍掌握战争原则和加强纪律建设的自觉性。他总结失败原因时，得出必须加强我军根据地建设的结论，进而又强调加强我军根据地建设，必须考虑我军依靠的对象和力量的重要性。因此，在完善军纪上大做了文章。如最初在红军战士中规定的三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这三条简明纪律，突出军队整体一致性，也突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本质。该纪律贯彻执行刚开始，就得到了根据地农民的极大拥护和支持。后来，又在三条上增添了八项。即：上门板；捆铺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和农民买卖要公平；买东西要付钱；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这些纪律的制定和逐渐完善的过程，反映了毛泽东亲身体验和实践的过程，它既反映我军的性质是革命的队伍，又反映了这支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它是毛泽东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创立的红军建军思想，它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此后，又向红军颁布了三项原则：“第一、对敌人要斗争到死；第二、要武装群众；第三、要筹款帮助斗争。” 和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体现了毛泽东亲临战争实践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
正是在这种思想和原则的指导下，解决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也避免了我军孤立、简单、拼消耗、伤亡惨重的局面。解决了巧妙地打击了敌人，发展自己等一系列重大军事战略问题。
此外，在毛泽东的亲身战争实践中，有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集中了集体智慧。他的军事战略思想理论包含着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诸多军事将领和众多前线战士的才能。可以说，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辩证唯物主义军事观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思想，就是毛泽东辩证观在游击战中的具体体现之一。又如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强调：“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的很远，……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反映了他认识问题的客观性和他对客观规律决定作用的重视。他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符合红军当时兵少力簿、武器弹药缺乏、军事技术贫弱的实际状况。第二，他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具有客观性。如“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小的兵力牵制敌人，适时击之，贯彻了一切的“走”都是为了“打”的原则。红军正是贯彻了这一原则，克服和纠正了那些一贯主张与敌打正规战、阵地战的错误战略。尖锐地批评了那些否认小游击和流动战作用而导致了一个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的大游击和大流动的主观主义战略。第三，他指导战斗的原则具有客观性。他强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原则，具有对立统一性。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后者是实现前者的目的，同时，也是实现前者的保证。“隐蔽身体，发挥有效的活力射击”，强调了有效地保存自己的重要性，如果失掉了保存自己这个前提条件，也就失掉了消灭敌人的能力；而保存自己不是强调活命，而是为了集中力量、发挥优势打击敌人，以此来实现“只有有效地歼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的可能。这里是强调了歼灭敌人的重要性。这与整个战略进程中提出的“消灭敌人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前提和目的”的思想是一致的。这和他倡导的“全军将士要发扬革命的牺牲精神”决不是矛盾的，这种牺牲不但是消灭敌人的必要，而且也是保存自己的需要。它体现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和军事实践整体关系上的辩证观。
毛泽东在提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同时，又强调了“发展自己、壮大力量”观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军事战略思想的又一体现。如他对游击战中“六个”具体问题的阐述，即“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 体现了“保存自己”作为“发展自己”的具体手段，以达到游击战到正规战的转变目的。他指出：“‘集中火力，打敌小部’，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也只有每战集中优势兵力，……一律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包围敌人而消灭之……。”这个说明，是毛泽东运用哲学思想解释和解决军事战略上的进攻和防御、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等诸多问题的卓见。毛泽东这种军事战略思想的哲学基础，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识战争中的客观性
毛泽东始终注意战争的客观变化。尤其在决定战略和实施战术的进程中，坚持“敌变我变、以敌之短、补我之长。”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兵力的使用必须按照任务和敌情、地形、居民等条件作灵活的变动，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他既强调兵力使用要从实战出发，又强调战术实施中因地多变方法。如在抗美援朝作战的第一战役前，毛泽东相继两次用了长达1000多字电告彭德怀、邓华等前线同志，对什么时候要走，什么时候走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不打，什么时候坚决打；什么时候不能打，什么条件下必须放弃以及敌人有几种企图和我军如何应变都要从客观实际决定，并对此做出详细的部署。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入朝第一战志愿军就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为扭转朝鲜战局奠定了良好开端。毛泽东的实战客观战略观最终目的，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一切暂时的不打，都是客观实际条件不成熟，一旦有了条件，要坚决彻底地消灭敌人”。
2、揭示战争中的多变性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战略思想理论的根本点，就是反对与日本侵略军进行速战速决和以妥协实现和平的两种倾向，主张持久战。其理由是：“然而，情况是继续变化的。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敌强我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
在这段论述中，战争发展存在多变原理出发，正确地解释了我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他预见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理论，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防御，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为坚持持久战提出了可行性方针。
实战证明：正是毛泽东客观运用战争局势随战争发展产生变化的理论，把握战争发展的规律，坚持了持久战的方针，并采取了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相互配合的多种战争形式，促使战争不断向有利我方转化，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3、阐述战争中的辩证性
毛泽东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用于指导战争，解决战争中重大问题，是对我军军事战略思想理论的创新。如划分游击区问题的论述：“我军对日作战，其主力部队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击敌人的奇观。而且各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形成了我游击区与兄弟游击区在战线上的联系。”内线和外线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有着相互对立和统一的关系。毛泽东以此阐明：我军分散作战不是孤立的，各个区域间的作战也不是分离的，而是与战争整体密切联系的，各个游击区的斗争，只不过是整体战争的一种形式，而这种灵活多变的战斗形式，正是我军不断消灭敌人的特殊的、有效的战略战术。
又如在包围与反包围矛盾中，毛泽东说：“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之中。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而且从国际上看，当时的日本处于孤立状态，中国同许多国家都有同盟关系。这是对日本的很大包围。”
此论阐明：包围和反包围不是绝对的。某一方面、某一点的被包围，往往在战略全局上又是反包围的布局，就像下围棋一样，往往是被包围的棋子成了反包围的关键子。他告诫我们，军事和政治是同属完成战争任务的统一体，某些方面的军事上的不利，往往又是政治上的有利，把握住政治上的有利，支援军事，就能弥补不利，获取最终的胜利。
再如“大块与小块”问题。毛泽东指出：“日本占领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比较狭小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军队是在除此之外的占有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建立游击区，若能使这些地区变为光明的地区，那么，被敌人包围的只不过是小块地区的城市将会变为黑暗的地区。”实际上，此论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
“大块”与“小块”的关系，是矛盾的统一体。日军占领的文化相对发达的大城市，较全国范围是“小块”。我军战略区虽是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占领范围则是“大块”。由于日军的践踏，大城市由文化相对发达变成了“黑暗”，我军则在广阔的农村，在抗日民族统一思想的指引下，民众的抗战思想和民族精神得到振奋，民族斗争意识较城市进步。相反，日军虽然占有相对发达的城市，由于其黑暗统治造成民族斗争思想相对处于落后地位。这一理论，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驱逐日军的正确性。
4、解释战争的复杂性
《矛盾论》是一篇哲学佳作，表面上看与军事战略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它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经典论著。所表现是以其哲学理论阐述军事战略间诸多矛盾方面的问题。可以看出：毛泽东潜心研究哲学理论的目的，在于对战争多面性认识，解决劣势兵力的我方对付和压倒占优势兵力的敌方，所涉及到的诸多方面的矛盾问题。《矛盾论》首先从原则上论述了诸多战略战术上的问题。如：“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又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这种辩证统一论述，更适应中国革命战争。他在对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地研究，得出的精辟理论，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军事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即指导一切军事行动的理论依据。有位外国学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毛泽东的《矛盾论》不单是一篇精辟的哲学论著，也是一部具有实战意义的军事名著，它为中国的共产党军队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5、明确战争中的两点性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亦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哲学观的重要表现。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农民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显然，这里说的枪杆子就是军队。中国革命的进程和世界各国一样，凡建立一个新政权，就要“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推翻一个旧政权，最有力的是“枪杆子”，即直接有效的要靠军队，“以武装夺取之”。在这里，他不但强调了军队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军队和领导这个军队的关系，就是要“党指挥枪”。党永远是绝对领导，军队是被领导者，而被领导者——军队，又反作用于领导者——党。即军队对领导军队的党，负有保护作用。“可以造党……造干部、造学校……”。实际上，这是军队与政党、政党与政权、政权与军队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关系。毛泽东正确地论述这种关系，意在告诫我们：在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的斗争中，“枪”和“党”的关系十分重要，任何时候都不能只强调一方的作用，而忽视另一方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战争、毛泽东亲临战争实践、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相结合，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根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察分析战争规律，制定了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策略，并结合自身的战斗实践，总结了不仅适应战争，而且适应军队建设的整套军事战略思想理论。创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完善了人民军队的建设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与发展，不但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事业提供了理论武器，而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也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