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朗到新疆—美国大中东战略阴影下的“椭圆形”漩涡

 　　马钟成

 　　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战略分析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30多年前，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在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战略大师的筹划下，美国调整战略将苏联当做最主要敌人，一方面与中国缓和关系，另一方面支持伊斯兰激进势力使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并最终将其肢解。今天作为奥巴马的外交教父，布热津斯基又重新开始在台前幕后运筹帷幄：表面上，美国逐步结束在中东的兵力，将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然而，就阿拉伯世界的布局来说，美国的撤退实际上是另一种进攻。通过10年反恐战争美国已经成功用“大棒”遏制住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反美倾向，美国现在又对其伸出了“胡萝卜”，美国又像30年前所做的那样驾驭这支力量去攻击中国和俄罗斯。2011年，美国与基地组织密切配合的局面愈发明显，美国驾驭这支“恐怖主义烈火”从阿富汗伊拉克出发，扫过突尼斯、也门、埃及、利比亚并继续向东烧向叙利亚和伊朗，不出意外的话，其中心最终将落脚和聚集在新疆，中国西部的危机在未来几年里将持续升级。本文将针对2011年以来的西亚、北非局势做初步的分析和预警。

　　一、“椭圆形”动荡漩涡中的中国新疆 

　　2012年6月29日中国新疆和田发生了劫机事件。嫌疑人木沙接受采访时称，行动计划把飞机劫持到境外参加伊吉拉特圣战。[1]众所周知，自“7·5”事件后，虽然中国政府对新疆境内的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打击，但其活动仍然十分猖獗，新疆地区的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这次劫机事件仅仅是其中一例而已。三股势力的出现固然与国内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关，但其根本性的主导因素仍然在境外。毫无疑问，没有境外因素，境内三股势力绝不会如此猖獗。因此，新疆地区的安全形势历来和国际局势的大趋势密切相关。

 　　1993年，冷战刚刚结束，美国垄断财团的头号智囊布热津斯基便“预言”：“伊斯兰教的政治觉醒不仅会引发在北面与残余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冲撞，而且还可能在南面与美国的统治抗争。”[2]布热津斯基还在欧亚大陆上划出了一个“充满激烈动荡漩涡”的长“椭圆形”：“它从西向东，由亚得里亚海至巴尔干各国，一直到中国新疆地区的边界;由南向北，环绕波斯湾，包括中东部分，南面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和北面的沿俄罗斯-哈萨克边界的全部中亚地区，一直到沿俄罗斯-乌克兰的边界。因此，这个长椭圆形包括东南欧部分、中东和波斯湾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前苏联的南部地区。”[3]

 　　众所周知，布热津斯基的“预言”之所以一贯准确，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能很大程度上主导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可以说，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全世界的热点、焦点几乎没有离开布热津斯基所划的这个“椭圆形”：1991年及2003年针对伊拉克的两次海湾战争发生在这个椭圆形的中部;1999年由科索沃危机引发针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和肢解发生在这个椭圆形的西部边缘;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发生在这个椭圆形的中部;2011年初开始的“茉莉花革命”的首发地突尼斯处于这个椭圆形的西南边缘，这场来势凶猛的大火一直向东燃烧，扫过埃及和利比亚，蔓延到了椭圆形的中央地带叙利亚和伊朗;在未来几年，这场大火会不会将继续蔓延，燃烧到这个椭圆形的北部(中亚)及东部边缘——中国新疆?

　　二、美国近三十年的布局：驱动“恐怖之火”烧向苏联和中国

 　　其实通过分析美国近三十年地缘战略布局，上述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布热津斯基所划的这个“椭圆形”，正是欧亚大陆上石油及各种矿产资源丰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盛、地缘战略位置重要(能向东、向北辐射中国和俄罗斯)而政治宗教问题却极度复杂的地区。他之所以一直多年看重并筹划这个“椭圆形”，是吸取了美国二战后的经验教训。二战后，美国先后遭受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巨大失败，一度陷入历史的低谷。七十年代，美国不得不进行外交转型，一方面美国缓和与中国的关系，集中精力对付苏联。另一方面，美国大量扶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势力，不断向苏联势力范围及苏联境内渗透。而这两项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正是布热津斯基。

 　　二战后直到七十年代，伊斯兰国家出现四种势力：第一是以沙特王室为代表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力量，在阿拉伯国家都有广泛势力的穆斯林兄弟会也是同一阵营，第二是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力量，他们于70年代末在伊朗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第三是以纳赛尔为代表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力量，第四是西化派自由民主派力量。前两者属宗教型力量，在冷战时期，沙特等逊尼派原教旨主义一直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而伊朗即反美又反苏但总体上更反美。后两者属于世俗性力量，大体上伊斯兰社会主义力量亲苏亲中、反美反西方，西化派亲美亲西方。80年代后期，伊斯兰社会主义力量逐渐进入衰败阶段，冷战结束后，在外部西方势力及内部极端宗教势力双重压力下，其残存力量更加显得薄弱而畸形，这就是萨达姆政权及卡扎菲政权被美国和西方顺势一扫而光的原因。

 　　布热津斯基在70年代末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即大力援助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激进势力以对抗苏联和中东地区的反美力量。1998年1月15日布热津斯基在接受法国“新观察”(Le Nouvel Observateur)采访时称：在苏联出兵阿富汗前，“卡特总统早于1979年7月3日便签署了第一道秘密援助喀布尔亲苏政府的反对派的命令”，布热津斯基同一天判断“该援助计划将诱使苏联进行军事干预”。布热津斯基还称：“进行秘密援助根本就是个高招，它的结果就是让苏联跌进阿富汗陷阱”，“当苏联队伍跨越边境的那一天，我写信给卡特总统说，我们终于等到个机会，送给苏联一场它自己的越战。近10年时光，苏联果真陷入了一场令其政府无法支撑的战争，使得该帝国士气败坏并最终分崩离析。”[4]

 　　显而易见，历史的真相是美国先于苏联用军事情报手段秘密干预阿富汗内政，而苏联出兵阿富汗，其目的正是它当时宣称的“对付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行动”，尽管全世界当时根本不相信，但事实正是如此，布热津斯基业已作证。正是因为布热津斯基让苏联深陷“自己的越战”，苏联未能成功阻止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苏联周边的复兴和扩张。80年代后期，趁着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新思维”等东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势力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内大力扩张，他们和地方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推动苏联解体的最大动力。这段历史对中国解决当前面临的新疆危机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苏东巨变及冷战结束后，中美蜜月开始终结：如果说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时中国人尚未觉醒的话，1999年的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事件发生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已经成为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共识。自90年代以来，东海黄海南海危机和台湾危机一直持续不断。也正是自90年代以来，台独、藏独、疆独在美国的扶植下羽翼渐丰，美国试图裂解中国的战略意图一目了然。

 　　就新疆地区来说，自新中国建立后，新疆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出现突飞猛进的进步，民族分裂势力到70年代已经基本绝迹。进入90年代后，三股势力却进入历史上最为猖獗的时期。其国际背景是，苏联解体后，在美国的扶植下，三股势力迅速膨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等政要曾多次秘密会见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美中央情报局指定专门机构的人员负责培训新疆民族分裂分子。克林顿甚至在公开场合与“东突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会面。[5]

 　　苏联解体后，美国扶植起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产生分化，腐败的沙特王室继续执行亲美政策，美国及沙特资助的穆斯林兄弟会的上层越发腐败及亲美，而部分原来与美国合作对抗苏联的激进势力逐渐将美国当做最大的敌人，其代表人物便是本·拉登，他原来和沙特王室团结一致在美国的帮助下对抗苏联，他率领阿拉伯军团曾在阿富汗击退了苏联军队，现在因为反对美国在其心目中的圣地沙特驻军，从而与沙特王室决裂并将矛头对准了美国。这就是1993年布热津斯基所言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可能继续对抗俄罗斯，但也有可能与美国相抗争。因此，按照布氏的意见，美国应对这支势力的对策只能是将其驯服，继续将其变成自己能够驾驭的力量为我所用。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给了美国这样一个机会。美国自2001年开始的反恐战争，其根本目的绝不是消灭所谓恐怖主义，而是杜绝恐怖主义的反美倾向，将恐怖主义继续引导到反俄、反中的道路上去。

 　　对于同样的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暴力活动，如果它针对的是美国，便是“恐怖主义”，如果它针对的是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它便是“民主斗士”。这一点，中国人已经领教甚深：新疆境内的“东突”等三股势力在克林顿年代是美国政府及中情局的亲密战友，在布什发动反恐战争后及奥巴马时代，三股势力仍然是美中情局的亲密战友，逃到境外的代表热比娅仍然是美国的座上宾;这一点，俄罗斯人也已经领教甚深：“车臣”恐怖分裂势力的暴力活动比拉登有过之而无比及，然而西方特工机关在肢解完苏联后仍然要肢解俄罗斯，他们支持“车臣”独立，在法国印制“伊奇克里亚护照”、在德国印制“伊奇克里亚货币”并且通过格鲁吉亚向车臣非法武装运送武器，美国国防部长前顾问理查德-佩尔也曾公开表示，“据我所知，我们试图在向车臣分离主义人员提供道义上的支持，物资上的支持似乎同样也有。……我觉得，当时可能会改变局势，遗憾的是，什么也没发生”;[6]这一点，已经被肢解的南斯拉夫的国民们恐怕更领教甚深：引发科索沃危机并最终导致南斯拉夫被肢解的所谓“科索沃解放军”，正是美国扶持起来的伊斯兰激进势力……

　　可以看出，冷战结束后，布热津斯基谋划“椭圆形”地带的经典案例在不断地进行着：通过科索沃危机肢解了俄罗斯的铁杆盟友南斯拉夫，通过车臣危机差点肢解俄罗斯(被铁腕普京有效化解)……美国在新疆地区的阴谋其实施效果会是如何?

　　三、肢解完苏联后，美国为何要继续肢解俄罗斯和中国？

 　　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何要继续肢解俄罗斯和中国?其实布热津斯基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得很清楚。1993年，正是极端亲美亲西方的叶利钦当政时期，布氏在谈到俄罗斯和西方关系时说，“俄国将给欧洲带来一个特别令人困惑的问题。不论内部演变成什么样子，俄国总是太大了——也太‘欧亚’了——以至无法全面地并入欧洲。”[7]

 　　那么怎么办呢?布氏进一步提出了解决方案：“一个摈弃帝国野心的民主的俄国本身可能很容易进一步分化……民主的俄国不得不实施高度的权力分散。这样，要求自治的压力就可能增强……非俄罗斯民族的分离主义一旦得逞就可能促使上述地区内的一些俄罗斯人考虑：为什么不可以像不止一个操德语或操英语国家那样，成立一个以上或两个操俄语的国家呢?很多人可能振振有辞地说，这种做法或许是俄罗斯人民获得民主与繁荣的捷径。”[8]布氏说得很清楚，对于俄罗斯来说，他不仅希望非俄罗斯民族都独立，连俄罗斯民族本身都应分裂成多个国家。到1997年，布氏给了俄罗斯一个明确的方案：“对俄罗斯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领土的丧失。……俄罗斯的优先目标是自身的现代化……一种在自由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力分散的政治制度，可能更有利于发挥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丰富自然资源的潜力……由一个欧洲的俄罗斯、一个西伯利亚共和国和一个远东共和国组成的松散邦联制的俄罗斯也更容易同欧洲、新的中亚国家和东方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并加速俄罗斯本身的发展。”[9]按照这种方案，当西伯利亚共和国和远东共和国必然分裂出去后，俄罗斯变成一个纯粹的欧洲国家，其领土恐怕只剩下今天的四分之一左右。

 　　可以说，正是布热津斯基所代表的美国垄断财团继续对俄国西化派叶利钦政权采取勒索、遏制、肢解的政策，将叶利钦逼得无路可退，最终不得不启用了对美彻底强硬的普京。而在布热津斯基眼里，叶利钦们是什么一副形象呢?布热津斯基于1997年写道，“俄国太落后，被集权统治破坏得太严重，不可能成为美国切实的民主伙伴。这个重要现实是关于伙伴关系的动听言辞掩盖不了的。”[10]对美国来说，戈尔巴乔夫仅仅是美国暂时的朋友，美国80年代后期支持戈尔巴乔夫的目的仅仅是防止苏共左派上台，当苏共左派彻底失败时，美国就扶植叶利钦打压戈尔巴乔夫。对美国来说，叶利钦也仅仅是暂时的朋友，虽然叶利钦在瓦解苏联方面居功甚伟，但是当叶利钦不希望俄罗斯进一步被西方肢解时，美国便开始抛弃叶利钦了。

　　在俄罗斯没有被肢解时，俄罗斯永远无法成为美国的平等的伙伴，而西化派主导的俄罗斯也仍然是美国要肢解的对象，越是在俄国亲美及虚弱的时候，美国越要下手。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在苏联刚刚解体后的几年内，建立一种有效的全球性伙伴关系的主观和客观先决条件均不具备。那些民主的‘西化派’要价实在太高，而自己能做的又太少。……在前俄罗斯帝国范围内就新的地缘政治现实进行一场从帝国心态到民族心态的深刻变革。只有在这以后，与美国的真正伙伴关系才能成为可行的地缘政治选择。”[11]也就是说，无论俄罗斯如何西化如何亲美，只有被肢解后，其各小块国家才会成为美国真正的伙伴。毫无疑问，假如中国的西化派上台，如果他们试图保持国家领土完整的话，仍然会遭受布热津斯基那“要价实在太高，而自己能做的又太少”式的指责和羞辱。

 　　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那些和美国拥有同等潜力和资质的大国没有资格成为美国的盟友，无论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在今天代表美国垄断资本利益的美国的缘政治大师们看来，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拥有丰富的资源、庞大的人口、广阔的地域、独立的文化传统、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国家，从长期看是美国真正的战略对手。美国当然知道，90年代前半期的叶利钦主导下的俄罗斯是美国的真正盟友，但是美国无法保证俄罗斯世世代代的统治者都是亲美的叶利钦。只有彻底将其肢解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根据这个逻辑前提，并结合美国在“椭圆形”范围内的一贯的活动轨迹，美国在新疆多年布局，其目的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