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援崔永元委员——转基因大豆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健康灾难 ...

　　(五)转基因大豆已经带来严重后果

　　1.不能排除进口转基因大豆与我国人民健康恶化存在因果关系

　　长期以来，孟山都及其资助和影响的媒体大肆宣传草甘膦低毒、无害，国内更有人公然叫嚣草甘膦对人体没有任何危险。农业部基本上成为孟山都公司的传声筒，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对草甘膦负面影响的科学研究进行打压和封杀。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国家标准GB2763-2012《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依然对大豆的草甘膦允许残留量未作限制，其直接后果是，全世界草甘膦残留量最高的转基因大豆均流向我国。

　　2012年9月，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团队)的试验研究证明，水中仅含有5μg/kg(即5ppm，或0.005mg/kg)微量草甘膦，即对受试老鼠的健康构成明显损害。而我国大量进口的抗农达大豆中草甘膦含量接近20mg/kg，高出4000倍，其风险令人忧虑。当然转基因玉米(美国孟山都公司的NK603抗农达转基因玉米)本身对大鼠也造成类似损害。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文献库网站收录了2013年6月8日《食物与化学毒理学》发布的泰国科学家的论文《草甘膦通过雌激素受体蛋白诱发人类乳腺癌细胞增长》。论文揭示，极低浓度的草甘膦(0.000169 ng/L~169ng/L) ，即可促进癌细胞的生长，具有致癌作用。(1g=1000mg=1000000ng)。

　　很显然，我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含有对健康有害的转基因成分，其危害已经由法国、俄罗斯、奥地利等国家的科学家通过试验证实;第二营养价值显著降低，科学研究表明其蛋白质和各种微量元素均严重劣于传统大豆，而2007年我国卫生部悍然删除了对“新资源食品在营养价值和食用安全性方面不得低于对应的传统食品”的要求，证明立法者明知并敢于承认转基因食品的营养价值和食用安全性低于传统食品，并执意在我国并不存在食品短缺的情况下蓄意放任转基因食品泛滥;第三含有浓度不明的草甘膦残留。

　　这里简单估算一下进口转基因大豆中的草甘膦总量。2013年我国进口6338万吨大豆，我国人口以13亿计算，则人均进口约0.05吨大豆。草甘膦以20mg/kg的含量计算，我国每个人每天从大豆中摊到的草甘膦高达2.74mg。

　　我国进口的大豆，主要用于生产食用油，转基因成分、草甘膦成分通过转基因大豆油已经覆盖我国人口的全部，尤其是通过集体食堂和餐饮业覆盖了我国幼儿园、中小学、大学在校师生，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机关食堂也未能幸免。这些转基因大豆油，营养价值严重低于非转基因食用油，前已述及，草甘膦具有致突变毒性、致畸毒性、致肿瘤毒性、生殖毒性、发育毒性、神经毒性、遗传毒性和免疫毒性。

　　由于未开展任何研究工作，因此无法排除草甘膦与我国多种疾病发病率异常升高的因果关系。

　　这种因果关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被抑制而从来没有启动?

　　另外，美国的转基因大豆主要用于生产生物柴油或者用作饲料，而我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主要是用于生产食用油。

　　本届两会，崔永元委员提出的转基因非法滥种问题，已经持续10余年，而农业部坚持10余年零作为，事实上肆意放纵非法滥种，已经影响到我国法制尊严和政府形象。

　　2.建议开展调查，调查应该排除农业部的干扰

　　对技术问题本文不做结论，但是上述严重情况足以要求在技术和管理上做出必要反应。建议国家重视这一问题，组织专业队伍，比如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卫生部，对这些问题，即转基因大豆和草甘膦对糖尿病、不孕不育、肥胖病、癌症(乳腺癌、肝癌、多发性髓质瘤)、胚胎发育异常、肾上腺功能异常、自闭症、多动症、炎性肠道疾病、克罗恩氏病、脂肪肝、心血管疾病、抑郁症、恶病体质、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病、脑血栓、脑出血、神经性厌食症、维生素D3缺乏症、锌缺乏症等疾病的致病性，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这一调查，有必要独立自主，排除利益集团，尤其是外国利益代理人的干扰。

　　在这项调查完成之前，建议叫停所有转基因产品的进口和商业化种植。

　　3.应采取措施弥补农业部失职行为给党和政府造成的恶劣影响

　　当今我国政府正在以各种手段防范“颜色革命”的发生，然而利益集团强行大范围推广转基因的行为很可能成为一颗隐蔽的定时炸弹，实现“颜色革命”不能达到的目的。转基因水稻等滥种(非法种植)行为长达10余年，农业部肆意纵容，以至于中科院学部主席团被迫发出《关于负责任的转基因技术研发行为的倡议》，而农业部对此继续视若无物，不理不睬，表明中央权威已经被农业部绑架。

　　人民群众对转基因乱象早已怨声载道，展望未来，一旦转基因技术的潜在危害被证实或大面积显露，那么，对转基因扩散采取支持或默许态度的我国政府将极其被动，“愚昧无知”、“反民主”、“反人类”、“戕害人民”、“草菅人命”等一系列罪名将因此而被坐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将因此被彻底打断，整个中华民族将陷入长期的、难以逆转的灾难。真到了那个时候，与转基因决策有关的在中国政府兼职的外国公司顾问，以及与美国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转基因推手们，将弃船而去，无从追究责任。因此，再不采取措施，决策层将在民族生存的根本问题上酿成不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

　　(2014年3月9日初稿)

　　附件1. 我国多种疾病发病率飙升

　　近20年来，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悄然劣化，部分疾病的发病率直线上升，令人触目惊心。

　　1996年，我国新生儿缺陷率为0.87%，2000年，上升到1.09%，2010年，上升到1.53%。

　　2013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我国60岁以上老人，表现出抑郁症的高达40%。

　　我国痴呆症和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也在急剧上升。1990年，中国痴呆症人口370万人，这一数字2010年增加至920万人。1990年，中国65~69岁人口中痴呆症比例为1.8%，2010年该数字增加到了2.6%。

　　2011年11月22日《新民晚报》披露，中国女童性早熟发病率十年间翻10倍，8岁即发育。

　　2013年06月27日《中国网络电视台》披露，“上海小朋友的哮喘发病率高达10.6%......调查城市中确诊哮喘患病率平均6.8%，相比于1990年的0.91%和2000年的1.50%有大幅增长”

　　2013年05月06日《中国新闻网》披露，重庆儿童哮喘发病率全国第二： “近年来，全国各地儿童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均有所上升，重庆市儿童哮喘病发病率已居全国第二。…据介绍，重庆市儿童哮喘的发病率为4.43%，居全国第二。2012年，重庆儿童医院呼吸科的接诊量约3万多人次，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哮喘病患儿。”

　　2010年09月10日《新浪健康》发表《三大成人慢性病袭击肥胖儿童》披露：“北京市政府首次发布的《市民健康状况白皮书》中， 一些让人忧心的数据显示：10%的肥胖儿患有脂肪肝;2型糖尿病发病率增长了11-33倍;高血压和血脂紊乱已成为儿童流行病。这三类一向被认为是成人才有的慢性疾病，已经出现了低龄化的趋势。”

　　2010年11月30日《科技日报》载《先天心脏病发病率达0.8%》：“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院长胡盛寿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先天性心脏病已成为中国内地5岁以下儿童首位死亡原因，全国每年新增患儿30万例，但主动接受手术治疗的仅7万例。据统计，我国每年都有近120万新生儿有出生缺陷，其中先天性心脏病是出生缺陷的首位疾病，每年新增15—20万，发病率高达0.8%。…有资料表明，我国每年新增先心病患儿15到20万，如不经治疗，一半患儿会在一岁内死亡，到两岁时三分之二的患儿会死亡，且心脏畸形越复杂、病情越重，死亡越早。”

　　2013年04月02日《郑州日报》报道《中国自闭症患儿已达164万人 20年间上升百余倍》“国内专业研究机构数据表明，20年间确诊的自闭症患儿数量上升百余倍;研究报告显示，我国自闭症患儿数量在160万以上。”

　　2013年02月20日《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刊登《儿童癌症发病上升如何保护孩子》，披露：“近年来，中国儿童肿瘤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平均每1万个儿童中，就会有1个癌症患儿。在14岁以下儿童死亡原因中，恶性肿瘤已排名第二。在所有儿童肿瘤中，白血病、脑肿瘤、恶性淋巴瘤和神经母细胞瘤发病数量位列前四，其中白血病占到1/3。”

　　另有调查表明，儿童炎症性肠病发病率急剧增加：上海儿童炎症性肠病发病率十年增12倍;78%的患儿是有生长迟缓的表现。

　　2012年，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2012年中国男性精子质量调查白皮书》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孕不育患者目前已超过5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5.6%。而10年前的2002年这一数据为8%，20多年前(约1992年)，这一数据为3%，1970年代则不超过1%。

　　新华网报道，中国帕金森病的发病率在近20年内至少增长了20多倍，其发病率提高可能与环境及食品因素有关。医学专家表示，已经有动物实验证明，一些农药和除草剂残留物可能会引发帕金森病发病。

　　当前我国糖尿病发病率超过11.7%，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超过13%，慢性肾病人口达到10%，不孕不育症人数超过5000万，癌症发病率直线上升。自闭症、抑郁症等过去很少听说的疾病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

　　附件2. 国内外对草甘膦慢性毒性的研究举例

　　国内外大量独立动物研究表明，微量草甘膦具有致突变毒性、致肿瘤毒性、生殖毒性、发育毒性、神经毒性、神经行为毒性、遗传毒性和免疫毒性，例如：

　　1995年，埃及亚历山大大学环境研究系科学家发现，草甘膦造成实验兔体重、性欲、射精量、精子浓度等指标下降，危害精子质量。

　　2000年，加拿大安大略圭尔夫大学科学家使用FETAX分析，观察到草甘膦对非洲爪蟾蜍晶胚致畸形作用，提示接近农业中允许使用的“安全浓度”的草甘膦可能致畸。

　　2001年，加拿大科学家发现，孕前接触草甘膦除草剂提高流产的风险，孕后接触草甘膦除草剂通常与晚期自然流产相关。

　　2003年，巴西国立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大学的研究揭示，老鼠怀孕后第6-15天接触高剂量草甘膦造成胎儿毒性，试验中近一半新生鼠出生时有骨骼发育失调症。

　　2004年，法国科学家发现，草甘膦除草剂对海胆胎晶具有影响，观察到细胞周期控制失败。

　　2004年，巴西联邦圣卡塔琳娜州大学报告，草甘膦降低老鼠肝中的转氨酶活性，损害其淋巴球，导致肝组织损伤。

　　2004年，孟山都公司证实，喷洒草甘膦除草剂的当天，60%的男性农民尿中检测到草甘膦;他们的配偶中4%的女性尿中检测到草甘膦;他们的孩子中12%的孩子检测到草甘膦!

　　2005年，科学实验证实，草甘膦对蝌蚪(nasicus Scinax)存在影响，2-4天接触3mg/L草甘膦，造成超过一半实验动物发生畸形。

　　2009年，阿根廷科学家的研究发现，老鼠注射或服用草甘膦后，观察到血液、肝脏与睾丸中氧化应激状态衰变，可能与繁殖性毒性关联。

　　2009年，印度科学家研究表明，草甘膦致小鼠骨髓致染色体断裂与细胞毒性。

　　2010年， 巴西圣保罗大学兽医学院的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配方的草甘膦除草剂在体内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内分泌干扰剂，青春期接触时对老鼠的生育系统发育造成干扰。

　　2010年的另一项研究证明，用1ppm浓度草甘膦对沙漏树蛙蝌蚪处理后，近60%发育失调。

　　2010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稀释5000倍的草甘膦除草剂，造成非洲爪蟾蜍晶胚高度异常，头盖与神经嵴明显改变，前后轴缩短。草甘膦在鸡晶胚中显示类似的影响，结论是草甘膦除对胚胎致畸。

　　2012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生物科学教授瑞克·利莱伊，演示了亚致死量与环境中存在浓度的草甘膦除草剂农达造成两种脊椎动物改变形态，证明草甘膦除草剂可以诱发脊椎动物形态改变。

　　以上是国外学者的研究举例。我国学者也有大量研究报道：

　　在中国，独立于转基因利益集团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草甘膦损害生殖健康和胚胎发育的诸多证据：

　　1996年，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毒理学研究室科学家在《卫生毒理学杂志》上报告了研究结果：草甘膦与试验鼠“肝微粒体蛋白含量明显减少…蛋白含量减少可能与肝细胞受损致使合成蛋白能力下降有关”。

　　2000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了《除草剂农达对黄鳝致突变性研究》，证明草甘膦对黄鳝具有明显的遗传学损伤作用。

　　2001年，《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除草剂“草甘膦”对鲫鱼外周血红细胞微核及核异常的影响》，证明不同浓度的药物对蟾蜍的红细胞微核率和核异常率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2008年，《癌变.畸变.突变》第3期发表《草甘膦对小鼠的致突变作用研究》，证明草甘膦对小鼠具有生殖毒性并具有一定的致突变作用。

　　2010年，中南大学硕士论文《农达对雄性生殖细胞的毒性作用及其机制的初步研究》证明，农达剂量组可引起小鼠精子数目减少、精子畸形率增加,以及附睾和睾丸重量及其系数下降，提示农达对雄性小鼠具有明显的生殖毒性作用。

　　2010年，《生态毒理学报》发表《8种常见农药对海胆胚胎各发育期的急性毒性》，证明草甘膦对海胆胚胎各发育期具有一定的急性毒性。

　　2011年，《毒理学杂志》发表《草甘膦致小鼠机体氧化损伤作用的研究》，证明草甘膦能降低小鼠的总抗氧化能力，损伤蛋白质和脂质，造成机体的氧化损伤，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

　　2012年，《蚌埠医学院学报》发表《草甘膦毒性作用研究进展》，证明草甘膦对小鼠具有生殖毒性并具有致突变作用。

　　附件3. 孟山都对日本监管部门的欺骗

　　中国国际招标网2005年5月公开披露，2003年11月日本名古屋大学MASAHARU KAWATA助理教授称孟山都公司提交给日本卫生部的农达大豆的安全评估申请不够充分和完整。孟山都公司提交了不真实的研究数据，包括对非来自转基因植物的蛋白质的的检测、不充分的喂养研究及故意疏漏“不合适的”数据。尤为重要的是，被检测的大豆并没有施用除草剂(农达)。孟山都公司用来进行喂养试验的转基因大豆及其父本在种植期间并没有施用农达除草剂。

　　用于安全评估的几吨大豆在生产中并没有使用农达除草剂，在文件中也没有给出解释。对于消费者而言，对用不同种植手段生产的转基因大豆样本进行检测，其结果是毫无疑义的。

　　转基因大豆的氨基酸顺序还不知道孟山都公司用于检测的蛋白质来自大肠杆菌，而非来自农达大豆!孟山都公司只测定了大肠杆菌蛋白质的15个氨基酸序列，其余的氨基酸序列被认为就是细菌DNA的序列。孟山都公司仅仅检测了大概总共455个氨基酸序列中的3.3%，而且该蛋白质并非来自大豆。孟山都公司进行的大鼠急性毒性试验中所使用的蛋白质也是来自大肠杆菌。孟山都公司在申请报告中称从大豆中提取大量的转基因蛋白质非常困难。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借口，因为所转入大豆中的基因可能与该基因在原细菌中的表现会不同。而且，根据申请文件，转基因大豆中可检测出0.238 mg的转基因蛋白质，这个含量足以毫不困难地将该蛋白质从大豆中提取初来。孟山都公司对大鼠、牛、鸡、鲶鱼和鹌鹑进行了喂养试验，但试验的程度是很不够的。例如，在大鼠试验中，孟山都公司给大鼠分别饲喂了原料大豆和烘烤大豆，每种大豆都有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作对比，大鼠每组只有10个，并且喂养周期才28天，在这么短的周期且有限的试验中，转基因大豆的繁殖毒性和慢性毒性是无法被检测的。

　　即使是在这些远不能令人满意的试验中，那些被喂养了转基因大豆的雄性大鼠的肝脏、肾脏内和睾丸重量与被喂养了野生种大豆的大鼠明显不同。

　　虽然这些数据在统计学上应该是存在差异的，但孟山都公司申请报告中的结论却忽视了这些结果，并称这些数据在统计学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试验无论在样品问题上还是对数据分析所使用的统计方法上都无法令人满意。日本名古屋大学研究组引录了所有的原始数据并重新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再次表明，被饲喂了转基因烘烤大豆的雄性大鼠在身体及肾脏的生长方面遇到了明显的障碍。

　　类似这样的弄虚作假，在孟山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