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武汉。毛泽东对武汉的向往，源于1911年武昌城内的一声枪响。 1911年辛亥革命后，毛泽东很想北上武汉投奔湖北革命军，正在这时，长沙革命党人举行了起义，毛泽东成为湖南新军的一名列兵。 1918年，25岁的毛泽东经过武汉短暂停留后，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带到北京。这之后，毛泽东开始有大量机会常到武汉。1919年，毛泽东第二次来时，恽代英在武昌横街头创办的利群书社，给了他极大启发，他回湖南后在长沙办了文化书社。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周斌说，1927年之前，毛泽东5次来汉，基本都是经过。 大革命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在武汉历经了革命斗争中的起伏。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到武汉，却再没有亲临过大革命时期的旧址。或许1926年底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留在他心里的是黯淡时光。 1953年，阔别武汉26年的毛泽东再返回时，却被在蛇山上玩耍的一位小姑娘认了出来。时任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谢滋群说，“没办法，我们赶快调一百多警卫搞人墙”。 1958年4月3日和9月12日，毛泽东先后两次到老通城惠济支店，品尝三鲜豆皮，并称赞说，“豆皮是湖北的风味，要保持下去”。 武昌红巷13号 1926年底，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身份，从上海溯江而上，在武汉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并在武汉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至1927年8月12日，毛泽东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这段日子里，毛泽东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苍凉，却也逐渐确立了发动农民革命运动的道路和方法。 在武昌临江大道边，离中华路轮渡码头几百米远的巷子里，有一个占地1.2万多平方米的幽静院落。中年以上的武汉人，哪怕并不确切知道红巷的位置，对“农讲所”也并不陌生。农讲所岁月是毛泽东革命思想发展必提的一个阶段，武汉也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发端地。 武汉的夏天酷暑难耐，但走进红巷13号院落，清净淡雅。这是典型的晚清学宫式建筑，4栋砖木结构的房屋灰瓦青墙、朱柱红檐，第三栋是两层的青砖小平瓦楼房，其他几栋均为平房。古色古香的房屋有100多年历史，湖广总督张之洞1904年在这里建造了北路高等小学堂，后为湖北省高级商业学校校址等。老房子内部空间有四五米宽，坐北朝南，加之2800平方米绿草茵茵的操场，十几种苍柏古翠，散发着淡淡的历史幽香。 第一栋平房正是“农讲所”大教室，上百张长凳摆开来，旁边屋子是常委办公场所等。屋后大操场是学员们军事训练的地方，每天4小时。第三栋楼一层为办公所用，二层展出了“毛泽东在湖北”的四五百张照片，是目前比较全面的毛泽东在湖北不同阶段的照片展览。 记者两次到这里，并没有碰到参观者。农讲所负责人周斌说，现在是暑期淡季，去年农讲所接待了17万参观者，今年上半年有8.5万人，在同类型景点中，算比较热闹的了。周斌同时是武汉革命博物馆的馆长，一直研究毛泽东在武汉的历史。 从1926年底到1927年8月，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武汉的关键岁月，“对毛泽东来说，这段日子既愉快又郁闷，愉快的是难得一聚的家庭生活，但他在事业上却经历了不少曲折”。 1926年，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到武汉。但在1926年12月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从上海到武汉主持会议，批评农民运动过火，社会上也有一些议论，说农民运动“糟得很”。对于陈独秀的责难，毛泽东并没有开口，他认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他要考察农民运动的决心，因这次会议更加坚定。 没等会议结束，毛泽东就应邀去湖南参加农民代表大会。毛泽东也趁这机会，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足迹踏遍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村。他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和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考察，历时32天，行程1400余里，随后写下了影响深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4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的小册子在汉口长江书店出版，也是在这个月的4日，农讲所开学典礼，来自全国18个省区的800余名学员聚集到这里。 此时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武汉，逐渐浮现出重重危机。支持蒋介石的江浙财阀与共产党要解放的工农群众，根本利益不一致，随着革命深入，矛盾日益暴露。1927年春毛泽东在武汉写下的《菩萨蛮·黄鹤楼》词，表现出了忧患之心。后来毛泽东写下这样几行说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如今这首词被雕刻在黄鹤楼公园里。 这年四五月间，国共合作背景下的中共“五大”在都府堤20号召开，它与毛泽东当时的住所隔街相望，仅距20米。这次“五大”撤消了毛泽东农委书记的职务。这一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直到8月12日，毛泽东才离开武汉秘密回到湖南，9月9日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都府堤41号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武汉居住过，可是他确切的住址在哪儿呢？有趣的是，这个答案的揭秘者，居然是建国后的毛泽东本人。 据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周斌说，建国后一段时间，湖南与湖北的研究者曾有过争执，1927年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村后，曾在长沙望麓园小住过，然后回到武昌的居所，那么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底是在哪儿写的？大家争论不清，于是1959年毛泽东回长沙和亲朋相聚时，湖南的学者托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问主席:“考察报告在哪里写成的？”毛主席当即答道:“武昌都府堤41号。” 可是因为1956年武昌公园扩建时，都府堤41号被当作普通民房拆除了。周斌说，好在房东的儿子是武汉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师，还清楚记得房子的结构。于是在他的帮助下，旧居恢复得比较顺利，当时政府还请来了去过都府堤41号的夏明翰夫人、毛泽覃夫人、毛当时的保姆陈玉英等。1967年，这里按原貌修好并辟为纪念地。 记者如今看到的故居，修建如旧，436平方米，三进三天井，青砖黑瓦，是一座典型的晚清江南风格民居。都府堤与红巷垂直成T型，毛泽东的故居与农讲所只相隔200米，他的住所也是中共中央农委所在地。旧居也由农讲所工作人员一并管理，游客只用花8元钱，就可以参观相隔不远的农讲所、毛泽东旧居和中共“五大”旧址。 走进大门过了天井，便是堂屋。左边的房间，是毛泽东的卧室兼工作室，墙上挂着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母子三人1925年在上海照的，也是杨开慧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虽然不是在都府堤拍的，但是杨开慧母子确实和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团聚时光，毛泽东在此地还有了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毛岸龙的生日恰好在1927年4月4日，农讲所开学典礼的日子。但是繁忙的毛泽东既没有守在儿子身边，又没有参加典礼，而是在忙着开中共“五大”的准备会议。杨开慧在附近阅马场的武汉三医院生产，毛泽东到第4天才看到孩子。 这段家庭生活温暖美好，杨开慧的母亲当时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解放后，保姆陈玉英老人重返故地，回忆起来，她从湖南到武汉，听不懂武汉话，出门经常找不到家。毛泽东特意为她写了一个小布条，“武昌都府堤41号陈玉英”，这样她就可以顺利回家了。 1927年6月，因为工作原因，毛泽东把杨开慧母子送回老家，自己又奔波于湘赣两地。8月下旬因秋收起义离开家人，成为与杨开慧的永诀。 42次畅游长江：武昌江边“716艇”、武昌造船厂纪念雕像等 从1956年毛泽东第一次如愿游长江，到1966年最后一次畅游，11年间，毛泽东实际横渡长江40多次。能在长江里搏击波涛，是毛泽东喜欢夏天来武汉的一个重要原因。 轮渡依旧是武汉人生活的一部分，夏天江边凉风习习，武昌的中华门码头排着等待轮船靠岸的人们。忙碌过江的多数人并不知道，就在距他们身边几百米的江边，停泊着当年毛主席畅游长江的“716艇”。 从中华路码头往武昌造船厂方向，沿江走上几百米，穿过长江大桥桥洞，很快就会看到江边一块“军事管理区”标志，两名武警站在江边的岗亭值勤。江边停泊的船艇中，编号为66-716快艇，正是1966年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最后一次畅游长江后登上的快艇。如今广为流传的一张毛泽东游泳后，穿着白色睡衣，向人群挥手的照片，正是在这艘艇上拍摄的，快艇也因此改名为“716艇”。 沿江边，继续往武昌造船厂方向前行，长江向左拐了一个弯，造船厂也正好在这个弯道上。为纪念毛主席数次从这里下江游泳，造船厂在江边树立了毛泽东雕像。武昌造船厂是军工企业，有相当强的保密性，因此纪念雕像并不对外开放。但是在武汉，能讲述毛泽东渡江历史的，却有一批负责保卫工作的老人。 谢滋群老人已经90岁高龄，曾任武汉市公安局局长。1956年，毛泽东到武汉，“毛主席到汉后的安全保卫工作，由我具体负责。记得那天毛主席视察了长沙后来武汉，我去接车，车子经过鲇鱼套的时候，毛主席突然叫停车”。谢滋群没想到，主席随后说出一句令他吃惊的话:“我要游水。” 1955年初夏，毛泽东就曾在湖北向省市负责人正式提出要游长江。武汉市公安局组织专门调查，认为长江不能游泳，并报告给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但195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又提出要游长江，“把大家吓了一跳”。 主席不听劝阻，派一中队韩庆余队长去武汉考察，韩到武汉找了几个人问，大家都说不能游，他就匆匆赶回广州去汇报。主席问:你下水了没有？韩说，没有。主席又让副卫士长孙勇去武汉，孙勇自然到长江游了一趟，回来报告主席:完全可以游。 这才有了1956年5月31日，63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投身长江，并在当夜写下《水调歌头·游泳》。当时守卫一旁的谢滋群说，“毛主席游泳兴趣来了，他游了三十几华里，从大桥底下游到徐家棚、武钢那里，他精力是好”。 为了这次毛泽东顺利游泳，武汉方面设计了三条路线。朱汉雄负责具体路线的安排，据他的亲属张一弓介绍，姨夫当年为设计路线绞尽脑汁。路线要根据主席下榻的住处决定，他可能住在汉口惠济路16号，也可能在武昌东湖客舍，即现在的南山宾馆。“汉口有一个军用码头，在江汉关的外边，叫江汉关码头。如果毛主席下榻汉口‘16号’，就把江汉关码头作为游水的靠船点。如果下榻于武昌东湖客舍，则把武昌造船厂码头作为靠船点。” 毛泽东乘坐什么样的轮船到江中下水呢?那时没有豪华轮船，挑来拣去，只有武汉轮渡公司的“轮渡2号”客轮比较好，但它是每天在汉口、武昌之间摆渡乘客的“班船”。毛泽东游长江时，必须把它从航班上撤下来，执行“专船”任务。另外，不能叫老人家从大船上直接下水呀，于是要从大船下到小船上，再从小船上下水。游完，还要从小船回到大船上。 “一般说，他不情愿被动地进入别人为他安排的程序，而要主动地支配程序。你不能指挥他，他要指挥你。”如今很多资料上介绍毛泽东十几次游长江，事实上，谢滋群记得，“1956年后，他每年都要来游几次，在我记忆里，应该有42次。” 梅岭1号 从1960年到1974年的14年间，毛泽东每到武汉，必定住在东湖宾馆内的梅岭1号，下榻44次之多。东湖宾馆由此被称为“湖北的中南海”，直到1993年才对外开放。 “梅岭1号”掩藏在东湖边一片密林中，这里是临湖的一块高地，早春，红梅、黄梅、白梅竞相开放，因此有了“梅岭”这个美丽的名字。整个建筑群由梅岭1、2、3号楼组成，1959年，省里请来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年轻的留洋女专家吴芦生，年底梅岭1号竣工，1960年就开始接待毛泽东。 “梅岭1号在当时可是全国领先的建筑，里边安装了空调和暖气，保持恒温，3号楼还有一个很大的室内恒温游泳池，东湖美景就在眼前。”1959年，18岁的王天亮被分配到东湖宾馆交际处，开始了他长达十几年接待毛泽东的工作。 据王天亮介绍，1、2、3号楼用途各不相同，梅岭1号是主席的起居之所，主要包括会议室、办公室及卧室等，卧室和办公室相连。这里还有一个内庭院，古木蔽日，曲径通幽。梅岭2号是两层楼，有10多个房间和会议室、餐厅、接待室，是中办领导及警卫人员的住处。梅岭3号是活动场所，可以举行大规模的会议、接见来宾。 现在梅岭正在进行大规模整修，2号已拆除，1号内部布局也暂时拆除，记者无法看到当年的景象。现场施工人员说，2号外貌将按原风格重建，但内部房间要扩大，用于接待宾客;1号“整旧如故”后继续供游客参观。 2004年7月，曾有媒体报道“梅岭1号”失火，烧毁了二楼建筑。王天亮说，实际上是3号在重新装修时，因电路问题失火了，烧毁了部分天花板。1号的主楼根本就只有一层，没有遭遇过火灾。 如今空旷的1号楼，只能在工作人员介绍下想象整修前的情景。进入靠东南方向、临湖的大房间，是毛泽东当年的卧室，“毛泽东的大木床一边高一边低，是按老人家睡觉的习惯特别做的”，床上1/3的地方摆着书籍，床边的挂衣架上，原来还挂着一件蓝白条长睡衣，这睡衣就是主席当年畅游长江时穿的。梅岭有一条内走廊，全长170米，除了连接梅岭1号和3号外，也是雨天毛泽东散步的地方。 “1959年以前毛主席就住在东湖宾馆内的甲所，甲所很小，没有空调，夏天只能搬进大量冰块，放在大缸里降温。于是1959年六中全会开完后，省里就决定在梅岭新建一所房子。房子建好后，开始主席不同意搬，后来经大家做工作，主席就说，既然这样，怕浪费了，那还是住吧。” 毛泽东尤其喜欢梅岭幽雅的环境，每次来湖北总对汪东兴、罗瑞卿说:“到武汉去，还住梅岭。”自此以后，来武汉只住这里，少则几天，多则半年。在这里，毛泽东接见过蒙哥马利等外宾，组织了对苏联的“九评”论战，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等。 毛主席在武汉喜欢吃武昌鱼，再就是他最爱的红烧肉。王天亮说，主席随身带两个厨师，湖北再配备一个厨师，定点定人采购食品，保障安全。主席爱吃蒜，每顿饭都有一小碗大蒜泥，在保健医生建议下，他还会吃些红薯、玉米等粗粮，“主席也用西餐调料，比如黄油。不过总体说，生活还是十分简朴的”。 1969年10月到1970年4月，毛泽东在梅岭整整住了半年。1号门前有毛泽东亲自从武汉大学珞珈山移来的油松，门前的荒地，也在他的建议下，变成了橘子园。 到70年代再来武汉，“主席的身体明显差了，精神状态也不太好”。王天亮清晰记得，1974年7月18日，毛主席最后一次来梅岭时，“张秘书偷偷问我，你看看主席现在怎么样？我说，身体差多了。他轻轻点头:是啊”。最明显变化是，主席不抽烟了，经常咳嗽，接见五国元首时，“以往他都是走到梅岭1号的门口，亲自迎进送出，声音洪亮爽朗”，这次他只是在工作人员的巧妙安排下，坐在门厅后的布帘子那儿，外宾来了，“主席出来，握手照相，赶紧进会议室，精力大不如前了”。 王天亮说，作为主席身边的接待人员，他对当时的国家大局并不十分清晰，但是从细小的接触中，能感觉老人家为国操心，“心力交瘁”。1967年来梅岭时，正值文革高潮，一天夜里，值班的王天亮发现1号楼会议室灯亮着。已经是夜里两点钟，王天亮以为灯没关好，一推门，发现主席一人坐在沙发上，“他招手让我进去，问我外面的形势怎么样”。也就是在当晚，所谓“百万雄师”向武汉城防部队闹事，一直堵住了梅岭的外部通道。为保证主席安全，紧急调来空军部队保卫，“主席走的时候很匆忙，梅岭1号门口的灯也没开”。 1974年10月12日，81岁高龄的毛泽东离开这里，便再也没来过。就在这次居住期间，1974年10月4日，毛主席在梅岭1号，叫人拨通了北京的电话，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在武汉做出的最后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定。 （感谢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农讲所提供的帮助）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