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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毛泽东经历革命斗争起伏的地方

2014-3-13 23:1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73| 评论: 0|原作者: 吴 琪 |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武汉:毛泽东经历革命斗争起伏的地方时间:2014-03-10 10:28来源:投稿作者:吴 琪点击:181 次武汉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武汉。毛泽东对武汉的向往,源于1911年武昌城内的一声枪响。  1911年辛亥革命后,毛泽东很想北上武汉投奔湖北革命军,正在这时,长沙革命党人举行了起义,毛泽东成为湖南新军的一名列兵。  1918年,25岁的毛泽东经过武汉短暂停留后,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带到北京。这之后,毛泽东开始有大量机 ...

武汉:毛泽东经历革命斗争起伏的地方

时间:2014-03-10 10:28来源:投稿 作者:吴 琪 点击: 181 次
      武汉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武汉。毛泽东对武汉的向往,源于1911年武昌城内的一声枪响。
  1911年辛亥革命后,毛泽东很想北上武汉投奔湖北革命军,正在这时,长沙革命党人举行了起义,毛泽东成为湖南新军的一名列兵。
  1918年,25岁的毛泽东经过武汉短暂停留后,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带到北京。这之后,毛泽东开始有大量机会常到武汉。1919年,毛泽东第二次来时,恽代英在武昌横街头创办的利群书社,给了他极大启发,他回湖南后在长沙办了文化书社。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周斌说,1927年之前,毛泽东5次来汉,基本都是经过。
  大革命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在武汉历经了革命斗争中的起伏。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到武汉,却再没有亲临过大革命时期的旧址。或许1926年底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留在他心里的是黯淡时光。
  1953年,阔别武汉26年的毛泽东再返回时,却被在蛇山上玩耍的一位小姑娘认了出来。时任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谢滋群说,“没办法,我们赶快调一百多警卫搞人墙”。
  1958年4月3日和9月12日,毛泽东先后两次到老通城惠济支店,品尝三鲜豆皮,并称赞说,“豆皮是湖北的风味,要保持下去”。
  武昌红巷13号
  1926年底,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身份,从上海溯江而上,在武汉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并在武汉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至1927年8月12日,毛泽东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这段日子里,毛泽东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苍凉,却也逐渐确立了发动农民革命运动的道路和方法。
  在武昌临江大道边,离中华路轮渡码头几百米远的巷子里,有一个占地1.2万多平方米的幽静院落。中年以上的武汉人,哪怕并不确切知道红巷的位置,对“农讲所”也并不陌生。农讲所岁月是毛泽东革命思想发展必提的一个阶段,武汉也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发端地。
  武汉的夏天酷暑难耐,但走进红巷13号院落,清净淡雅。这是典型的晚清学宫式建筑,4栋砖木结构的房屋灰瓦青墙、朱柱红檐,第三栋是两层的青砖小平瓦楼房,其他几栋均为平房。古色古香的房屋有100多年历史,湖广总督张之洞1904年在这里建造了北路高等小学堂,后为湖北省高级商业学校校址等。老房子内部空间有四五米宽,坐北朝南,加之2800平方米绿草茵茵的操场,十几种苍柏古翠,散发着淡淡的历史幽香。
  第一栋平房正是“农讲所”大教室,上百张长凳摆开来,旁边屋子是常委办公场所等。屋后大操场是学员们军事训练的地方,每天4小时。第三栋楼一层为办公所用,二层展出了“毛泽东在湖北”的四五百张照片,是目前比较全面的毛泽东在湖北不同阶段的照片展览。
  记者两次到这里,并没有碰到参观者。农讲所负责人周斌说,现在是暑期淡季,去年农讲所接待了17万参观者,今年上半年有8.5万人,在同类型景点中,算比较热闹的了。周斌同时是武汉革命博物馆的馆长,一直研究毛泽东在武汉的历史。
  从1926年底到1927年8月,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武汉的关键岁月,“对毛泽东来说,这段日子既愉快又郁闷,愉快的是难得一聚的家庭生活,但他在事业上却经历了不少曲折”。
  1926年,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到武汉。但在1926年12月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从上海到武汉主持会议,批评农民运动过火,社会上也有一些议论,说农民运动“糟得很”。对于陈独秀的责难,毛泽东并没有开口,他认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他要考察农民运动的决心,因这次会议更加坚定。
  没等会议结束,毛泽东就应邀去湖南参加农民代表大会。毛泽东也趁这机会,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足迹踏遍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村。他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和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考察,历时32天,行程1400余里,随后写下了影响深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4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的小册子在汉口长江书店出版,也是在这个月的4日,农讲所开学典礼,来自全国18个省区的800余名学员聚集到这里。
  此时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武汉,逐渐浮现出重重危机。支持蒋介石的江浙财阀与共产党要解放的工农群众,根本利益不一致,随着革命深入,矛盾日益暴露。1927年春毛泽东在武汉写下的《菩萨蛮·黄鹤楼》词,表现出了忧患之心。后来毛泽东写下这样几行说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如今这首词被雕刻在黄鹤楼公园里。
  这年四五月间,国共合作背景下的中共“五大”在都府堤20号召开,它与毛泽东当时的住所隔街相望,仅距20米。这次“五大”撤消了毛泽东农委书记的职务。这一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直到8月12日,毛泽东才离开武汉秘密回到湖南,9月9日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都府堤41号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武汉居住过,可是他确切的住址在哪儿呢?有趣的是,这个答案的揭秘者,居然是建国后的毛泽东本人。
  据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周斌说,建国后一段时间,湖南与湖北的研究者曾有过争执,1927年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村后,曾在长沙望麓园小住过,然后回到武昌的居所,那么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底是在哪儿写的?大家争论不清,于是1959年毛泽东回长沙和亲朋相聚时,湖南的学者托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问主席:“考察报告在哪里写成的?”毛主席当即答道:“武昌都府堤41号。”
  可是因为1956年武昌公园扩建时,都府堤41号被当作普通民房拆除了。周斌说,好在房东的儿子是武汉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师,还清楚记得房子的结构。于是在他的帮助下,旧居恢复得比较顺利,当时政府还请来了去过都府堤41号的夏明翰夫人、毛泽覃夫人、毛当时的保姆陈玉英等。1967年,这里按原貌修好并辟为纪念地。
  记者如今看到的故居,修建如旧,436平方米,三进三天井,青砖黑瓦,是一座典型的晚清江南风格民居。都府堤与红巷垂直成T型,毛泽东的故居与农讲所只相隔200米,他的住所也是中共中央农委所在地。旧居也由农讲所工作人员一并管理,游客只用花8元钱,就可以参观相隔不远的农讲所、毛泽东旧居和中共“五大”旧址。
  走进大门过了天井,便是堂屋。左边的房间,是毛泽东的卧室兼工作室,墙上挂着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母子三人1925年在上海照的,也是杨开慧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虽然不是在都府堤拍的,但是杨开慧母子确实和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团聚时光,毛泽东在此地还有了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毛岸龙的生日恰好在1927年4月4日,农讲所开学典礼的日子。但是繁忙的毛泽东既没有守在儿子身边,又没有参加典礼,而是在忙着开中共“五大”的准备会议。杨开慧在附近阅马场的武汉三医院生产,毛泽东到第4天才看到孩子。
  这段家庭生活温暖美好,杨开慧的母亲当时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解放后,保姆陈玉英老人重返故地,回忆起来,她从湖南到武汉,听不懂武汉话,出门经常找不到家。毛泽东特意为她写了一个小布条,“武昌都府堤41号陈玉英”,这样她就可以顺利回家了。
  1927年6月,因为工作原因,毛泽东把杨开慧母子送回老家,自己又奔波于湘赣两地。8月下旬因秋收起义离开家人,成为与杨开慧的永诀。
  42次畅游长江:武昌江边716、武昌造船厂纪念雕像等
  从1956年毛泽东第一次如愿游长江,到1966年最后一次畅游,11年间,毛泽东实际横渡长江40多次。能在长江里搏击波涛,是毛泽东喜欢夏天来武汉的一个重要原因。
  轮渡依旧是武汉人生活的一部分,夏天江边凉风习习,武昌的中华门码头排着等待轮船靠岸的人们。忙碌过江的多数人并不知道,就在距他们身边几百米的江边,停泊着当年毛主席畅游长江的“716艇”。
  从中华路码头往武昌造船厂方向,沿江走上几百米,穿过长江大桥桥洞,很快就会看到江边一块“军事管理区”标志,两名武警站在江边的岗亭值勤。江边停泊的船艇中,编号为66-716快艇,正是1966年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最后一次畅游长江后登上的快艇。如今广为流传的一张毛泽东游泳后,穿着白色睡衣,向人群挥手的照片,正是在这艘艇上拍摄的,快艇也因此改名为“716艇”。
  沿江边,继续往武昌造船厂方向前行,长江向左拐了一个弯,造船厂也正好在这个弯道上。为纪念毛主席数次从这里下江游泳,造船厂在江边树立了毛泽东雕像。武昌造船厂是军工企业,有相当强的保密性,因此纪念雕像并不对外开放。但是在武汉,能讲述毛泽东渡江历史的,却有一批负责保卫工作的老人。
  谢滋群老人已经90岁高龄,曾任武汉市公安局局长。1956年,毛泽东到武汉,“毛主席到汉后的安全保卫工作,由我具体负责。记得那天毛主席视察了长沙后来武汉,我去接车,车子经过鲇鱼套的时候,毛主席突然叫停车”。谢滋群没想到,主席随后说出一句令他吃惊的话:“我要游水。”
  1955年初夏,毛泽东就曾在湖北向省市负责人正式提出要游长江。武汉市公安局组织专门调查,认为长江不能游泳,并报告给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但195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又提出要游长江,“把大家吓了一跳”。
  主席不听劝阻,派一中队韩庆余队长去武汉考察,韩到武汉找了几个人问,大家都说不能游,他就匆匆赶回广州去汇报。主席问:你下水了没有?韩说,没有。主席又让副卫士长孙勇去武汉,孙勇自然到长江游了一趟,回来报告主席:完全可以游。
  这才有了1956年5月31日,63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投身长江,并在当夜写下《水调歌头·游泳》。当时守卫一旁的谢滋群说,“毛主席游泳兴趣来了,他游了三十几华里,从大桥底下游到徐家棚、武钢那里,他精力是好”。
  为了这次毛泽东顺利游泳,武汉方面设计了三条路线。朱汉雄负责具体路线的安排,据他的亲属张一弓介绍,姨夫当年为设计路线绞尽脑汁。路线要根据主席下榻的住处决定,他可能住在汉口惠济路16号,也可能在武昌东湖客舍,即现在的南山宾馆。“汉口有一个军用码头,在江汉关的外边,叫江汉关码头。如果毛主席下榻汉口‘16号’,就把江汉关码头作为游水的靠船点。如果下榻于武昌东湖客舍,则把武昌造船厂码头作为靠船点。”
  毛泽东乘坐什么样的轮船到江中下水呢?那时没有豪华轮船,挑来拣去,只有武汉轮渡公司的“轮渡2号”客轮比较好,但它是每天在汉口、武昌之间摆渡乘客的“班船”。毛泽东游长江时,必须把它从航班上撤下来,执行“专船”任务。另外,不能叫老人家从大船上直接下水呀,于是要从大船下到小船上,再从小船上下水。游完,还要从小船回到大船上。
  “一般说,他不情愿被动地进入别人为他安排的程序,而要主动地支配程序。你不能指挥他,他要指挥你。”如今很多资料上介绍毛泽东十几次游长江,事实上,谢滋群记得,“1956年后,他每年都要来游几次,在我记忆里,应该有42次。”
  梅岭1号
  从1960年到1974年的14年间,毛泽东每到武汉,必定住在东湖宾馆内的梅岭1号,下榻44次之多。东湖宾馆由此被称为“湖北的中南海”,直到1993年才对外开放。
  “梅岭1号”掩藏在东湖边一片密林中,这里是临湖的一块高地,早春,红梅、黄梅、白梅竞相开放,因此有了“梅岭”这个美丽的名字。整个建筑群由梅岭1、2、3号楼组成,1959年,省里请来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年轻的留洋女专家吴芦生,年底梅岭1号竣工,1960年就开始接待毛泽东。
  “梅岭1号在当时可是全国领先的建筑,里边安装了空调和暖气,保持恒温,3号楼还有一个很大的室内恒温游泳池,东湖美景就在眼前。”1959年,18岁的王天亮被分配到东湖宾馆交际处,开始了他长达十几年接待毛泽东的工作。
  据王天亮介绍,1、2、3号楼用途各不相同,梅岭1号是主席的起居之所,主要包括会议室、办公室及卧室等,卧室和办公室相连。这里还有一个内庭院,古木蔽日,曲径通幽。梅岭2号是两层楼,有10多个房间和会议室、餐厅、接待室,是中办领导及警卫人员的住处。梅岭3号是活动场所,可以举行大规模的会议、接见来宾。
  现在梅岭正在进行大规模整修,2号已拆除,1号内部布局也暂时拆除,记者无法看到当年的景象。现场施工人员说,2号外貌将按原风格重建,但内部房间要扩大,用于接待宾客;1号“整旧如故”后继续供游客参观。
  2004年7月,曾有媒体报道“梅岭1号”失火,烧毁了二楼建筑。王天亮说,实际上是3号在重新装修时,因电路问题失火了,烧毁了部分天花板。1号的主楼根本就只有一层,没有遭遇过火灾。
  如今空旷的1号楼,只能在工作人员介绍下想象整修前的情景。进入靠东南方向、临湖的大房间,是毛泽东当年的卧室,“毛泽东的大木床一边高一边低,是按老人家睡觉的习惯特别做的”,床上1/3的地方摆着书籍,床边的挂衣架上,原来还挂着一件蓝白条长睡衣,这睡衣就是主席当年畅游长江时穿的。梅岭有一条内走廊,全长170米,除了连接梅岭1号和3号外,也是雨天毛泽东散步的地方。
  “1959年以前毛主席就住在东湖宾馆内的甲所,甲所很小,没有空调,夏天只能搬进大量冰块,放在大缸里降温。于是1959年六中全会开完后,省里就决定在梅岭新建一所房子。房子建好后,开始主席不同意搬,后来经大家做工作,主席就说,既然这样,怕浪费了,那还是住吧。”
  毛泽东尤其喜欢梅岭幽雅的环境,每次来湖北总对汪东兴、罗瑞卿说:“到武汉去,还住梅岭。”自此以后,来武汉只住这里,少则几天,多则半年。在这里,毛泽东接见过蒙哥马利等外宾,组织了对苏联的“九评”论战,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等。
  毛主席在武汉喜欢吃武昌鱼,再就是他最爱的红烧肉。王天亮说,主席随身带两个厨师,湖北再配备一个厨师,定点定人采购食品,保障安全。主席爱吃蒜,每顿饭都有一小碗大蒜泥,在保健医生建议下,他还会吃些红薯、玉米等粗粮,“主席也用西餐调料,比如黄油。不过总体说,生活还是十分简朴的”。
  1969年10月到1970年4月,毛泽东在梅岭整整住了半年。1号门前有毛泽东亲自从武汉大学珞珈山移来的油松,门前的荒地,也在他的建议下,变成了橘子园。
  到70年代再来武汉,“主席的身体明显差了,精神状态也不太好”。王天亮清晰记得,1974年7月18日,毛主席最后一次来梅岭时,“张秘书偷偷问我,你看看主席现在怎么样?我说,身体差多了。他轻轻点头:是啊”。最明显变化是,主席不抽烟了,经常咳嗽,接见五国元首时,“以往他都是走到梅岭1号的门口,亲自迎进送出,声音洪亮爽朗”,这次他只是在工作人员的巧妙安排下,坐在门厅后的布帘子那儿,外宾来了,“主席出来,握手照相,赶紧进会议室,精力大不如前了”。
  王天亮说,作为主席身边的接待人员,他对当时的国家大局并不十分清晰,但是从细小的接触中,能感觉老人家为国操心,“心力交瘁”。1967年来梅岭时,正值文革高潮,一天夜里,值班的王天亮发现1号楼会议室灯亮着。已经是夜里两点钟,王天亮以为灯没关好,一推门,发现主席一人坐在沙发上,“他招手让我进去,问我外面的形势怎么样”。也就是在当晚,所谓“百万雄师”向武汉城防部队闹事,一直堵住了梅岭的外部通道。为保证主席安全,紧急调来空军部队保卫,“主席走的时候很匆忙,梅岭1号门口的灯也没开”。
  1974年10月12日,81岁高龄的毛泽东离开这里,便再也没来过。就在这次居住期间,1974年10月4日,毛主席在梅岭1号,叫人拨通了北京的电话,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在武汉做出的最后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定。
  (感谢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农讲所提供的帮助)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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