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治阶级的分析
——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二)
作者：寒流急
总摘要
随着中国“特色”资本的快速崛起，经济规模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左派阵营却在很多问题上，如薄案上，表现出严重的思想混乱，甚至敌我不分。为了澄清思想，认清局势，本文试提出以人民群众是否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这一辨别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资本主义改良的是非标准，并以此来衡量近期事态的发展，然后对中国社会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由国有资本和私人大资本组成的垄断资产阶级这三大阶级进行分析，尤其是分析掌权的“特色”国有资本集团的特征，而后论证当今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且必不可免地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并说明带领中国资本崛起和走向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恰恰就是国有资本集团，进而论证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内的工人阶级和以国有资本集团为首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把这一矛盾放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帝国争霸前夜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在这一基础上探讨工人阶级再解放的道路。
本系列文章的结构是首先分析左派思想上的各种混乱，然后在第二章里探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在第三章里论述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在第四章里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第五章里探讨中国崛起与帝国的关系和在第六章里探讨工人阶级如何重新崛起等等问题，并以此来论证左派主流思想目前的错误所在。
第二章 当今中国的统治阶级是以国有资本为首的资产阶级
在当今中国社会都有哪些阶级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左派的分歧还不小。
(一) 中国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三大阶级的划分与分析
按照马列毛主义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阶级分析方法，中国社会明显的三大阶级是：
1、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他们因为不拥有生产资料，或拥有不足以谋生的小量土地，不得不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其谋生的主要来源。工人阶级内部有国企、私企工人之分，有产业工人、服务业工人之分，有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和派遣工之分，有技术含量高低之分，等等。更具体的、科学的分类有待于大量的调查研究。
2、人数比工人阶级少得多的如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和小商小贩小业主类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因为拥有小量的生产资料，所以是基本不靠雇佣他人，或主要不靠雇佣他人。他们是以自己的劳动为生的自食其力者。对这一阶级更详细的分类也有待于大量的调查研究。
3、占人口极小数的资产阶级。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占有生产资料，从而可以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剩余价值。由于这一阶级的统治地位，有关他们的资料相当丰富。但是左派对资产阶级内部的分类争议较大，细节的分析放在后面来探讨。
这三个阶级在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和将来的出路上有着根本的分歧。由于工人阶级每日每时承受着资本的压迫，且不拥有生产资料，一旦他们懂得了马列毛主义的真理，对于推翻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是义无反顾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当然是最恐惧的，因而会不顾一切地反抗。而小资产阶级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所呈现出的摇摆性、两面性却是和它自身的二重性相关联的。一方面，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和工人阶级一样反对大资本统治阶级的压迫；但是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又和资产阶级一样捍卫私有制，因而他们对于革命没有彻底性。
除了上述三个阶级之外，中国基本上没有其它独立的阶级。知识分子，就其谋生手段来说，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像作家一类的小资产阶级，要么是以剥夺他人劳动的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像财团经理一类的资产阶级，要么是以出卖自己脑力劳动为生的像工程师一类的工人阶级。所谓的“农民工”，按其谋生手段来看，其实就是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因为他们家里还有地，他们算半个无产阶级，但是这些土地资源实际上仅仅起着“失业保险”的作用，不能作为真正的、长久的谋生手段。传统的自食其力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已经严重地老龄化，他们正在消失中。小资产阶级的主体似是城市里商业和服务业里的小业主一类。至于地主和佃农两大阶级，在60多年前就被土改消灭了，因此中国没有任何封建的生产关系，仅存的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就各阶级占人口的比例，官方的统计很难找到，我们目前只能间接地加以分析。2012年官方统计以户籍为基础的所谓“农民工”就有2.6亿多，而且其中将近87%（外出1.6亿中的95%和本地近一亿中的73%）是官方所谓“受雇”人群，也就是大约2.3亿的“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一员。2012年全国总就业人口是7.67亿，其中城市户口就业人口3.6亿左右主要的是工人阶级，官方似也没有公布其统计，按85%算，有3亿多，按保守一些的75%估计也有2.7亿，加上来自农村的2.3亿，在城市打工的中国工人阶级就是5到5.3亿，占全国总劳动力65%到70%。这一数据还不包括在农村为他人打工的“受雇”人群。因此我们说工人阶级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余两大阶级的人口数没有很好的统计，不好说。城乡小资产阶级的人数估计占人口20-25%。其余的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百分比很小（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城市的“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一项只占城市人口的3.5%）。
除了那些非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如资产阶级社会学者的那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按收入划分高、中、底收入阶层，或那种唯心主义的“按思想划分阶级”，和“按分工划分阶级”所造就的如“干部阶级”和“管理者阶级”，等等）以外，大家对于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分析好像没有太大的分歧。分歧主要的就在于对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认识上。
(二) 中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部分
笔者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国家官僚集团掌控的国有资本，也就是由党、政要员和军事将领以及国企高管组成的所谓“国家垄断官僚资本集团”阶层（简称“国有资本”），一个是私人大资本势力（简称“私人资本”*），或称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资本势力（所谓“体制内”仅指当权者，不包括公务员）。中国3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央企和地方国企为代表的国有资本的实力，另一方面在国有资本的大力扶持下，通过抓大放小的国企改制和招商引资等一系列措施，一个更为庞大的（但还并不强大的）以珠三角、长三角的私企为代表的私人资本势力也在成为中国资产阶级（从人数上来说）的主体。这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有很多是前者的亲属或“下海”的官员；前者又往往入股在后者的公司里。因此他们往往相互依靠、狼狈为奸(比如说在房地产的开发上)。但是他们两者之间毕竟还是有体制内外的区别。政府的方针、政策等等基本上是体制内的当权者制定和决策的。体制外的人一般对体制内的安排影响有限。
【*有些人称其为“自由资本”，不太合适。列宁时代所指的“自由资本”是存在封建势力的情况下对后者的称呼。目前资本已经获得自由，没有争取资本自由的要求，因而不应把他们称为“自由资本”。】
不像私人资本掌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西欧和日本等，那里的政府要员是私人资本花钱雇来的，官员是私人资本的公仆，他们可以随时被资本撤换，在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不是私人资本花钱雇来的公仆，而是按照官位的大小直接或间接地占有和瓜分国有资本的老板，体制外的人无权撤换他们。虽然为了缓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他们也要兼顾私人资本的利益，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主人和公仆的关系，而是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即国有资本是老大，私人资本是老二（这两者的关系在省级以下的地县级官员中和地方私人资本之间有可能是颠倒了的，但是这不影响大局)。就拿国家权力机关的运转来说，明显地，每次都是老大先开完每届内部权利再平衡的党代会。然后才有安抚老二和协调两者之间关系的人大和政协会议。
在所有权这一资本的根本特征上，私人资本实行的产权明晰的个人私有制（即便是帝国寡头垄断资本集团内部也是如此)，产权的买卖是个人说了算，政府如果不控股，它对私人资本的影响是有限的。相反地，中国的国有资本实行的是官僚集团所有制，资产对外的买卖是政府说了算，私人资本的影响更是有限的。
私人资本的产权无论多么的错综复杂，最终都能落实到个人。个人在私人资本集团内部的话语权都是和其产权的大小相匹配的，和其在经济领域外的政治行为和地位关系不大。个人要增强其在某一个资本集团中的话语权，他就必须增加在这一资本集团内部的投资（比如美国的所谓“股神”巴菲特近期花钱购买了不少华尔街最大投行高盛的股权，因而增强了他在高盛的话语权)。相反地，国有资本的集团所有制并没有明确的个人产权。个人在这一集团内的话语权、地位和权力的变更不是通过市场行为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官场内部权力大小的变更来实现的，靠拉选票来操作的（据说某高官因其儿子半夜三更带着美女飙车出车祸死亡造就了十八大官场人事安排的明显变动)，且这一话语权、地位和权力是不能合法对外买卖的，是不能合法兑现的，因而得不到“物权法”的保护。这是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或体制内和体制外资本的一个根本区别。虽然政府不是铁板一块，但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保证了政府行为的一致性，不会有太严重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公开的对台戏。
除此之外，资产阶级中也还有在人数可能占多数的中小资本家，比如说雇佣不到上百人的企业主之类，或那些依靠类似房地产的出租为生的新型“房主”食利阶层。这一群体的分析还有待研究。但是他们目前好像除了西方“民主”、“自由”之类的理念外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单独的、与私人大资本不同的政治主张（即便是在反垄断这一要求上，他们的目标好像仅仅是针对政府的垄断，而不是针对所有的垄断），因此目前我们似乎可以不单独考虑这一群体。
承认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这两大资本势力的存在，认清这两大势力的区别是洞察当今中国社会很多重要问题的一把钥匙，否则我们就不能有效地用马列毛主义来解释一系列问题，如：关于“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这一争论的实质，关于中国这一畸形资本主义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明显差别的根源，关于中国近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关于中国“崛起”的本性，关于东欧和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的本质，关于“转型备战、反腐锄奸、整党救国”口号的起因等等问题。
国有资本的特征
中国这个国家垄断官僚资本集团的特征不光是它的国有性，不光是它的垄断性，也不光是它的官僚性，而是其政权、垄断和官僚的统一性。
就国有性来说，西方的国有企业的性质就和中国的大不相同。在那里，由于政府官员是私人资本花钱雇来的，是为私人资本服务的，因而西方国企的所有权不属于当地政府官僚（因为在那里，政府官僚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间接的按照一元一票的股份原则属于整个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这一资产阶级的内部，国企真正的所有权是按每个资本家拥有的资本量来决定其话语权的。这就是西方民主的实质。相比之下，中国国企的所有权仅仅属于国有资本集团，而不属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整体，私人资本不能通过“民主”的手段来有效地干涉国企的运转。
国家垄断官僚资本集团的官僚性也和过去的官僚资本全然不同。官僚个人利用自己的权力掌控的资本，只要是他个人说了算的都不是国有资本的一部分，而是私人资本的一部分。比如解放前的四大家族所拥有的财产就不是国民党政府的财产，也不是国民党官僚集团共同所有的，而是这些官僚利用自己的官位，假公济私形成的，在资本实际的操作上看得出来是完全属于他们个人的财产。其它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类似的现象。在那里，往往也是几个大家族控制着当地的政权，这些官僚资本依然是私人资本，只不过官僚资本对政府的掌控要大于其它私人资本罢了，故称为官僚资本。当今中国的官僚也有私人财产，如温家的27亿美元。这些财产从资本的实际操作上看也都是个人的财产，受物权法的保护，而不是国有资本的财产。因此，国家垄断官僚资本的“官僚”在这里仅仅指的是这一资本集团的主人，是为了明确国有资本的所有权属于整个官僚集团。
中国的这个国家垄断官僚资本集团的垄断性也是一种特有的垄断形式。它是由计划经济的指令性垄断，通过90年代的所谓“抓大放小”，一方面把大批竞争领域的国企私有化，另一方面保留了自然垄断和国计民生关键部门的国有垄断，逐步演变成为当今市场上的国有资本的垄断地位。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私人垄断资本中，只要是国家不控股的,像海尔、华为、三一重工等,还不属于国有资本。
因此我们说这一国家垄断官僚资本的属性不光是“国有”的，不光是垄断的，也不光是官僚的，而是政权、垄断和官僚的统一。
但是中国的这个国有资本集团的垄断性又不是铁板一块。它既不同于高度集中统一的单个垄断资本集团，又不同于松散的卡特尔一类的垄断联盟。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垄断形式。它既有央企和地方国企两大类，还有国有资本控股的、合资的和其它类型的股份公司。同时，它也懂得单一垄断的害处。即便是同一行业的国有资本，他们之间也往往有竞争关系，比如通信行业的联通、移动和电信三家都是国有的，但也都在有限的程度上相互竞争。金融、能源、交通等行业也是如此。
央企的国有资本中还有各种家族势力，比如据说李鹏家族的势力主要的在电力，王震家族的势力主要的在通讯，陈云家族的势力主要的在金融，等等。这里面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但是他们又是一个总体。家族势力不得违背这一集团的全局利益。无论那个家族的势力，最高决策权仍然是这一集团的中央。这是特色资本垄断性的源泉。
地方国企之间的竞争性就大于其垄断性。钢铁行业就是如此。这一行业里面既有央企、地方国企，也有私企。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就是因为这一行业的垄断性还不够高，尤其是地方国企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地省级钢企是地方财政的源泉和势力的靠山。国资委下令各地关闭中小钢铁企业以便缓和产能过剩，各地就以更新改造为名，大肆借贷，扩大本地（国有和私有）钢企规模，结果是越整顿，产能就越过剩，使得2012年整个行业的利润几乎为零。即便如此，大量的亏损钢企仍不愿破产，不愿退出已有的市场份额，一方面期待着市场的好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试图通过“走出去”等方法来扩大自己的市场，指望熬过“黎明前的黑暗”。
由此可见，资本扩张的动力并没有因为一个企业是“国有”的性质而有所改变。
中国这种国有资本集团的形成具有它的特殊性，是世界上少有的，必须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才有可能形成，比如从原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脱胎而来这样的特殊历史环境。这是因为，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是把原先全民所有制的资产通过剥夺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转变为统治集团的集团所有制的资产。人民群众一旦丧失了当家做主的权利，全民所有制就不再是全民所有了，而是统治集团所有了。走资派上台就完成了这一转变。
私人资本的特征
中国私人资本内部也是可以分为几个较为清晰的类别，其中主要的有（一）属于官僚个人的私人资本，（二）其它国内大小私人资本，（三）属于列强和依附于列强（如韩国）的国外私人资本，（四）和属于港澳台（严格地讲应该不算是外资）的私人资本。前两者往往被视为国内的私人资本，后两者往往被视为外资。
这四类私人资本中，官僚个人的私人资本属于中国资本的暴发户。他们与国有资本、外资和港澳台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内的私人资本对这些官僚资本发家的路径极其羡慕和愤慨，称后者为“权贵资本”，两者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但是，官僚的私人资本在官场上和国家政策上的话语权，如果不是通过权钱交易，是不会随着其私人资本的扩大而加强的，反而有可能成为政敌（以反腐为由）攻击的把柄。
中国的土富豪是国内私人资本的代表，多由私人垄断集团的头目组成，比如阿里巴巴、腾讯、海尔、三一重工和华为等企业。这些私人资本与官僚的联系极其紧密。有些企业，如海尔，原先是地方国企，但是管理层通过各种改制，用很低廉的价格，就把企业收入囊中，逐步地变成了企业的所有者。这些私人资本的话语权随着他们经济实力的上升而提高。
外资在中国的地位，不像有些左派人物所描述的那样高，他们并没有掌控中国的经济命脉。改开以来外资在中国的扩张不是在列强的压力下形成的，而是中国当局积极主动邀请进来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是“夫妻”关系（汪洋语）而不是强奸关系。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为了充分地利用后起优势，国有资本集团当初指望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用效仿的方法或直接抄袭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为此，他们对外资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制定了严格的限制。哪些行业准许进入，哪些行业不得进入都有详细的规定（上海自贸区的试点就是仅仅列出不得进入的行业即所谓的“负面清单”，其它都可进入）。因而外资才有合资和独资两种形式。其中最主要的合资形式是与国有资本（像汽车制造业那样）的合资，这是外资不得已的合资形式。独资形式被政府严格地限制在（类似日用化工品那样的）非关键行业里。为了自身的利益，国有资本往往会照顾外资在中国的利益，但是哪些利益值得照顾，哪些不值得完全取决于国有资本集团本身的利益和基于推动中国资本发展和崛起的考虑。
港澳台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要比其它外资的规模大（比如2012年港澳台的直接投资，按照官方的统计，占外资总额的60%以上，这其中光是香港的就占了58%，因此这里面很有可能包括了各种为了获得各地政府的优惠政策而设置的先是在港澳投资，然后转投内地的，“出口转内销”式的各种国内资本）。由于没有强大的靠山，名副其实的港澳台资本在中国的话语权远远不如外资的话语权大。
(三) 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分析
从中国两大资本势力的斗争来说，国有资本是当权集团，私人资本是“在野”势力（南方报社集团是他们的代言人之一），其斗争表现在所谓的“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的争论上（这里的“在野”指的是像其它资本主义多党制国家的“在野党”那样的“在野”，不是说他们没有话语权，而是说他们不当政）。这是因为市场上强大起来的私人资本势力越来越不满意其政治地位相比其经济地位的落差，步步紧逼国有资本集团。这是他们强调“民进国退”的根本动力。正因为前者以政府行为垄断性地掌控了国计民生的关键部门，如：金融、能源、交通、通讯、冶金、机电、装配等等的行业，后者才愤愤不平，总想打破前者的垄断地位，取而代之。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不论谁垄断，对人民来说差别不大。比如中国的铁路无论是政府垄断还是私人垄断，对人民来说都差不多。差别是，铁道部涨价是政府行为，人民群众的怒火会集中在政府身上；铁路企业化以后涨价是市场行为，人民群众的怒火会更有可能地集中在对企业的不满上，对政府的威胁相对的要少些，政府甚至可以在人民的怒火过分高涨的时候出来痛斥铁路公司，充当人民的“大救星”。因此，铁路的政企分家对统治阶级来说更有利*。
【*我们的有些左派把当局的政企分家运作看成是私有化有些过早。人家还没有准备把铁路公司上市。即便是铁道公司上市，国有资本是不会放弃它的控股地位。我们反对私有化不是在为官方说话,而是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起码在私有化前,表面上人民还有话语权，私有化后人民就什么话语权也没有了，公司的行为就完全是所谓“市场”行为了。右派好像是在说私人垄断比官方垄断好似的，其实说不通，私人垄断也还是垄断。在中国，如果允许私人垄断的出现，外资会很快地掌控这些垄断，造就比以前规模更大的垄断，人民得不到任何好处。这才是我们反对私有化的原因】
左派内部的分歧之一就在于有的人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为一方，民族资本为另一方。但是他们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定义区分很不明确。到底国有经济是民族的还是买办的？如果是民族的，那么国有和外资的合资企业是民族的还是买办的？其它的合资企业呢？再有，依赖进出口的是民族的还是买办的？如果主要依赖国际市场的属于买办的，那么中国有多少企业与国际市场关系不大的？收购了IBM的联想公司属于哪一类？如果没有合资的国有经济是民族的，那么中国的哪一个所谓“买办”行为不是掌握着国有经济的国有资本统治集团亲自制定和推广的？
另一些人则依照政治主张或观念来区分资本利益集团，提出什么“唱红派”和“普世派”之分，或“保守派”和“改革派”之分。这其实是把统治阶级内部唱红脸的和唱黑脸的误认为不同经济利益的代表，就像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看成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一样的错误。这是唯心主义的划分方法。资产阶级内部在政治上的派系和在经济上的利益集团并不一定是一对一的关系。
以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例，两者都是为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寡头集团服务的。而且两党的政府要员都是来自华尔街或被华尔街认可的人。它们两党之间的不同是在如何维持这一利益集团的统治上有着不同的主张。面对国内外的各种矛盾，一派认为回归传统的低税收、低福利的小政府好，另一派认为只有高税收、高福利的大政府才好应对现代问题；一派认为富人应当少上税以便鼓励资本投资来发展经济，把重心放在造蛋糕上，以为蛋糕做大了就能缓和各种矛盾，另一派则认为富人应当多上税以便缓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冲突，把重心放在分蛋糕上，以为在不损害资本的根本利益这一前提下，把分蛋糕的游戏做好了就能缓和各种矛盾。它们的分歧也不过如此。
但是毫无疑义，当前美国两党所代表的都是金融寡头集团的利益。其原因是因为像华尔街投行一类的金融寡头资本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太上皇。美国内战前，北方资本家主要的是投资在工业上，而南方的庄园主资本家主要的是投资在黑奴和农业上，因而当时确实从内政到外交有着两大不同利益集团。今天的美国资本家阶级基本上都是投资在股市上，而且大多数都是极为分散地投资到各种各样的公司和基金上。因而除了企业主管以外，大财团对单个企业或行业盈利与否关心不大。相对不赚钱的企业，他们要么主张改组高管，要么主张撤资。金融寡头资本（而并非阴谋论鼓吹者何新所说的“共济会核心联盟”）就这样把美国几乎所有的产业都金融化了，而且金融衍生品的总量远远地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总量，因而它牢牢地控制着美国资本主义的重心，绑架了整个美国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因此，在美国，代表单个行业，如工业、农业或服务业中的某个利益集团的势力远远比不上金融寡头资本的势力。即便如代表石油利益集团的布什家族，其实也不过是因为它代表了这一金融寡头势力维持其世界霸权利益的需要才得以上台。虽然这些金融巨头之间的竞争有时是很激烈的，但是在维持金融寡头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他们是一致的。即便是单个资本集团内部，两党的支持者在高层也都有。因此我们说，美国的两党都是美国金融寡头资本集团整体利益的代表，而不是哪两个相互对峙的金融寡头利益联盟的代表，比如说，不是民主党代表2008年垮台的以雷曼兄弟财团为首的那些财团联盟，共和党代表以高盛财团为首的那些没有垮台的财团联盟。民主和共和两党如果真的是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美国的内战很可能早就打响了。相反地，在处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上，共和、民主两党就如何救市这一问题上，通过布什和奥巴马上演的无缝衔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两党所代表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同样地，如果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真的有所谓的“唱红派”和“普世派”，那么它们两者也都只能是代表着同一国有资本集团内部的一个派别。他们之间有差别的话，也主要的是在于如何维护这一利益集团的统治上，在这一集团将来的发展方向上，双方意见不同。虽然这一集团内部每个官员和私人资本的联系不尽相同，但是在维护这一集团的绝对统治上，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否则类似苏联的崩溃早就发生了。
面对着私人资本势力从舆论上的进攻(如“改革攻坚”、反对所谓“权贵资本”、反对垄断和要求私有化)，从经济上的进攻（如温州炒房团、山西炒煤团、蔓延全国的高利贷和近期互联网“宝宝”支付的金融冲击等)，从政治上的进攻（如“08宪章”、要求“军队国家化”）和其它等等的进攻，步步紧逼国有资本集团，加上国际环境的改变，现政权的执政能力与合法性遇到空前的、越来越强烈的挑战。出路在哪里？
所谓的“普世派”或“改革派”（更确切的应该称为“宪政派”）认为只有完全的私有化才有出路，才能安定各级官员和私人资本的“民心”，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巩固政权。他们主张通过吸纳私人资本加入统治集团（也就是实现西方民主），以及通过国企私有化来缓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缓和国有资本集团与国外列强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们也说不出如何“公平”地私有化。集团内部就如何私有化意见分歧很大，分赃不均才是“腐败”和所谓“国资流失”争议的根源。尤其是这一集团的高层，像党、政要员和高级军事将领这些当权者在这一私有化的过程中如果得不到好处的话，他们是不干的，弄不好他们会从原本是国有资本统治集团一个成员的地位沦陷为私人资本的公仆，尤其是那些掌握军权的高级将领（埃及当前政局的动荡就是一例）。苏联的解体就证明了这种国有资本集团掌控的制度下不太可能有一个“公平”的私有化方案，普京的上台也反映了掌握国家暴力机关的高级官员并不甘心把自己仅仅定位于私人资本的公仆。他们要做国有资本的主人。
这和完全私有化的资本主义不同。在那里，党政军的要员和私企高管都是资本的公仆，都是资产阶级花钱雇来的，任何这类公仆企图篡夺资本所有者对资本的所有权，就会遭到这些资本家们所雇佣打手的无情镇压。这就是军队国家化的实质，也是为何资本主义国家强调军人要忠诚于宪法，即捍卫私有制的宪政原则；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的执政党反对军队国家化，强调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因。没有执政党对武装的绝对指挥权，国有资本集团的统治地位就得不到保证。为此目的，它们也在套用毛泽东时代所坚持的无产阶级政党指挥人民军队枪的口号。
所谓的“唱红派”或“保守派”（更确切的应该称为“特色派”）认识到在中国实行完全的私有化的话，那么他们就做不了“中国梦”了。他们看到帝国列强的危险，认为只有继续穿着执政党的红色马甲才有生路，否则前苏联的结局等待着他们。这才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就像革命者之间虽然为了共同的目的仍然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样，资产阶级内部，即便是同一利益集团内部，为了共同的目标，也会有路线斗争。我们不能把资产阶级内部两种不同的主张一定看成是代表两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尤其不能像某些理论家误以为在革命高涨时期，有一派资产阶级会联合工人阶级去对付另一派资产阶级，甚至指望在革命高潮中，无产阶级夺取一部分地方政权，并与资产阶级中的某集团分享中央政权，或最低限度，形成某种形式的在无产阶级制约下的资产阶级中央政权。这是一种荒谬至极、不可思议和极其危险的一派胡言！
在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妄想联合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去反对其另一部完全是痴人说梦，执行起来就是叛徒行为。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有多尖锐，他们之间的矛盾从来都比不过他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前者捍卫的是私有制，后者恰恰是要推翻私有制。巴黎公社的起因就是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宁愿当亡国奴也不要联合巴黎的工人阶级去反抗普鲁士（德国）的入侵。蒋介石同样的主张“攘外必须安内”，因为不同于共产党人，日本帝国主义起码还是保护私有制的。相反地，面对着工人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的两派在如何镇压工人阶级上从来分歧不大：一派主张枪毙，一派主张活埋。如果工人运动的一部和资产阶级的一翼真的搞联合的话，那么这一运动肯定是改良主义的，肯定是背叛和出卖工人阶级长远利益的运动，而不是主张推翻私有制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
（责编：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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