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北京时间3月18日，中纪委官网通告称，电信国企“巨无霸”中国移动河北分公司3位高管被调查。同一时期，对大型国企一向绕道走的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副会长刘俊海也罕见地作出表态，舆论普遍指责的电信服务业惯例“流量清零”是典型的霸王条款。在这种官民同时围剿情势下，中国移动等相关电信国企的改革势将难免。其实，在中国移动陷入被此种局面前后，许多其他国企也遭波及，并且如中石油、贵州茅台等都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改革动向。 观察人士指出，在经历过去一年下放审批权及高举全面深化改革大旗之后，以市场决定性地位为目标的经济层面的改革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如果说前一段时期是以向社会放权激发活力，提供更为适宜的发展环境为重点，第二阶段就需将重心放在对自身，尤其是向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动手，以攻坚克难的决心将经济体制改革真正推向深入。对于主导此轮国企改革的现任总理李克强来说，20年前朱镕基国企改革既有很多有价值的经验，也有必须吸取的教训。 简政放权让位国企改革 获反腐助力 据中纪委官网通告，中国移动河北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张连德、经理助理丁占武和张磊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组织调查。在此之前，中国移动原副总经理鲁向东、广东移动董事长兼总经理徐龙也因违纪问题被免职被调查。其中，鲁向东已被判处无期徒刑。值此之际，一向对大型国企绕道走的中国消协副会长刘俊海也走上前台，指责中国移动所代表的国家垄断通信行业中“流量清零”（即当月套餐中的多余流量次月自动清零）的惯例是“霸王条款”，并大谈法律、“契约”、自由、正义等要义。 观察人士表示，中消协的跳出和表态，其实是既定顶层设计和当前改革形势发展变局中的一个缩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关键点即是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中便有具体部署和要求，“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李克强在两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指出，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这些指定领域因之被认为将成为接下来改革的重心。在这种顶层设计下，与这些领域有关的部委和国企高层产生某种程度的人事动荡也就不可避免了。 事实上，自胡锦涛任中共总书记后期开始，决策层对某些国企高层和与之深度关联的部委整顿已经展开。去年两会间最引人注目的是以铁道部为代表的大部制改革，这也是在一直拒绝将铁道部并入交通部的刘志军、张曙光等人接连落马后才得以实现的。而对石油系统的整顿则是以中石油为侧重点，而且也是在国务院系统通过离任审计将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揪出之后，其“四大天王”随之浮出水面之后才出现进展。最新的动向是，该集团成立内部深化改革领导小组，9位新高管集体上位，磨刀霍霍备战改革。 不止如此，其他省级地区的诸多国企在两会后也出现了类似的改革动向，并且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局面。例如，贵州茅台将探索员工持股、进行内部拆分、整合其他非茅台酒类业务等。另外，上海、安徽等地一批国有企业也向外界展示了较为明确的改革意向。值得一提的是，三中决定和李克强在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指示成为了各地国企的改革目标。 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任之初曾提出在五年内取消和下放1,700多项行政审批中的1/3以上，实际上仅在一年周期后便已经下放了400多项，完成了预定目标中的过半数量。这有可能意味着在接下来几年内，本届政府将调整改革侧重，将重心放到对金融、电信、电力等垄断领域，以及医疗、养老等公共领域，对相关部委和国企进行更为深入和改革调整势将难免。 也有分析认为，新一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或将进入第二阶段。之前的简政放权意在解除社会元素的准入壁垒，释放和激发制度红利和活力；而对垄断国企盘踞的“最后的堡垒”的攻坚才是本届政府改革的重心所在，这是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也是衡量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重要标志。由决策层攻克铁道部、中石油、中国移动等“据点”的步骤来看，以反腐肃纪的名义助力对高层的人事洗牌或许是其手法之一，并有可能多次重演。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有港媒报道称，自2013年4月至6月，已有1,370名金融高管被列入审查、监控黑名单，422人被拘捕。 20年前朱镕基经济改革成李克强得失借鉴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新成立的三大“超级机构”中，李克强均紧跟小组组长习近平之后成为副组长，与其本职工作更为契合的是中央深改组副组长身份。这一安排自然体现了李克强本人在中央集权后的仅次于习近平的党内地位和权力，也说明了其主管的经济层面的改革可预见效果。 习近平不久前在两会中表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习的讲话是对既有目标的重申，也是对李克强工作的支持，另外也可被认为是对接下来改革行动的要求。 李克强曾先后主政农业大省河南和工业大省辽宁，在河南时着重发展工业，在辽宁时将国有企业改革列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所以，李克强在就任总理之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不过，在面对范围更广、差异更大、更为复杂艰难的全国一盘棋时，确实也有更高的要求。而习近平所称的“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很可能是指20年前朱镕基所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这对李克强及其国务院系统具有十分必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层面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国有企业改革日益紧迫，历史的重任落到了朱镕基的肩上。朱镕基的改革大体奠定了中国迥异于各国的经济体制模式，刺激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增强公有制经济实力和控制力，促成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民生等层面的问题，同时收获和“誉满天下”和“谤满天下”的评价。 朱镕基之前奉行的也是放权策略，但是是给国企放权。这一做法被事实难以起到预期效果。朱镕基果断采取了“抓大放小”的“一刀切”式策略，将重心放在支柱型和经营业绩好的部分国企，而对于其他为数极众的企业则以“关停并转”之名向民间出售，若无人要，则予以破产。这之后，在石油、电力、电信等领域迅速崛起了一批“巨无霸”型的国企，巩固了国家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心剂。但也有批评者称，此举造成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成为了许多依附于体制的人谋取暴利的机会。 同时，数量约为1,500万曾经在国企工作的普通职工被以低价买断工龄后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培训或其他安置措施，成为影响至今的“社会炸弹”，也被认为揭示了中国世人瞩目的经济变革中残酷血腥的一面。另外，现今社会中饱受诟病的土地财政、房价高企、强拆等问题，也都能从朱镕基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找到源头。 那么，中共高层即将展开的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能否在朱镕基改革的基础上，吸取其经验，避免其教训？能否在保护国企职工权益的同时完成对国企的深度调整？能否在确保国有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同时释放公有与非公有经济的制度红利和活力？能否使更多的中国民众真正从改革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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