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批辛子陵修正主义集团的投名状

　　马克思、恩格斯对机会主义的批判

　　那么，辛子陵之流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这就不得不去了解一下它的前世今生，去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历史。

　　1848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撰写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问世，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从此，马克思主义很快就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共产党宣言》公开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与伟大的革命纲领，决定了在它的发展道路上是不会平坦的。它每前进一歩，都必然会遭到它的敌人——从外部公开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扼杀、镇压，到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潮和传统私有制观念的顽强抵抗。

　　整个近现代国际工人运动史证明：只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尚未取得完全胜利，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永远不会停息。马克思主义前进道路上每一次同机会主义斗争的胜负，又决定着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发展与人类解放事业成败的命运。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定还是如此。

　　还在科学共产主义诞生前后，马克思就开始了对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批判。这其中包括1846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克利盖“爱的梦呓”的批判(《反克利盖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更是专门列出一个章节(即“宣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对“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

　　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1864年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成立，几乎同时马克思主义就开始了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整个12年的“国际”历史上，前期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后期又有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比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主义的创始人。他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却主张保存小私有制，反对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纲领;主张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蒲鲁东主义反对政治斗争，反对工人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反对任何政权和政府权威，是无政府主义的鼻祖。蒲鲁东主义要求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建立“供销合作社”，成立“交换银行”，保护他们不受商人的中间剥削。

　　蒲鲁东主义在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拥有一批信徒，尽管1865年蒲鲁东本人已经辞世，但蒲鲁东主义在“国际”内部仍有很大影响。经过1866年的日内瓦会议、1867年的洛桑会议和1868年的布鲁塞尔会议，通过激烈交锋，马克思主义者驳斥了蒲鲁东主义的错误观点。特别是在布鲁塞尔大会上，又以“大会决议”的形式，明确主张“矿山、土地和交通手段都应归社会公有”，粉碎了蒲鲁东主义“维护私有制”的理论核心，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同蒲鲁东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

　　亚历山大·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长期流亡欧洲，1864年参加第一国际，是巴枯宁主义的代表。巴枯宁主义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鼓吹无政府主义主张。他的全部纲领可以归结为：使用“无情地破坏”手段，废除国家，取消继承权，不要政党，不要政治斗争，建立一个人人享受“充分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

　　在1869年的巴塞尔大会上，马克思为批判巴枯宁的经济理论，专门写了《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文中论述了继承权是私有制的产物，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承认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这在理论上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84页)另外，巴枯宁又是个野心家，他屡次在“国际”内部玩弄阴谋手法，搞分裂活动，如伪造代表大会的代表证等事件，最终于1872年被“国际”开除。

　　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内部对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显示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战无不胜的力量，它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从高潮走向低潮;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也使各民族国家工人阶级的建党活动提上了日程，按照组织形式必须服从政治任务需要的原则，1876年第一国际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自动宣告解散。

　　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各国工人政党纷纷建立起来。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肩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以及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任。

　　1889年7月，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法国工人运动领导人拉法格、瓦扬等人主持。在恩格斯(时正忙于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未能出席大会)的影响下，大会议决，今后将以定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形式，继续进行活动，这次大会就此也被公认是第二国际的建立。

　　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继续旗帜鲜明地对工人运动内部出现的机会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斗争。

　　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的工人运动理所当然地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关心与帮助。1869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在爱森纳赫成立(又称“爱森纳赫派”)。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纲领明确宣布：私有制是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政治斗争是经济解放的前提。党建立后即宣布自己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一个支部。

　　其时，德国境内另有一个工人运动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受拉萨尔领导。拉萨尔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但他却是个机会主义者。

　　拉萨尔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工人总是太多，工人只能得到最低工资，也即“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造成的，主张采用“依靠国家帮助工人建立合作社”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他反对暴力革命，把无产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活动，迷恋于“合法手段”，对当时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1864年拉萨尔去世，其继承人约·施韦泽、哈森克莱维尔和哈赛尔曼等人仍坚持执行拉萨尔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帮助下，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开展了斗争。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推翻容克地主阶级的统治，实现德意志统一;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巴黎公社革命。

　　爱森纳赫派影响不断扩大，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派终于合并。1875年5月，双方在哥达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颁布新党纲，改称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再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然而，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制订新的纲领中，在很多原则问题上迁就了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错误，随即写下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以求明确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问题的不妥协立场。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着重批判了如下的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

　　以资产阶级的“劳动价值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回避对德国容克地主所有制批判的观点;鼓吹“分配决定论”，宣扬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观点;胡说“只有工人阶级是真正的阶级”，“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的观点;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的观点;所谓“国家帮助”的改良主义的观点;在国家问题上的诸如“自由国家”等种种机会主义观点。

　　1876年起，恩格斯又接受威廉·李卜克内西建议，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批判杜林的机会主义思潮。这一工作直到1878年才全部完成，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以单行本《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出版，第二版起以《反杜林论》书名问世。

　　欧根·卡尔·杜林原是一名社会改良主义者，后一度成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他在哲学上宣扬先验主义;在经济学方面仅仅批判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但不否定它的私有制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主张用所谓的“共同社会体系”来对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否认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杜林狂妄地自称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等领域都作出了全面的“变革”，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受到了恩格斯的严厉批判。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革命理论的彻底性，揭穿了杜林主义是“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权威，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杜林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杜林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一度有很大影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注释89)。

　　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进入30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工人运动的持续发展。到了90年代，欧洲各国和德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国内的阶级矛盾、国外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均不断激化。

　　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利用一部分超额利润收买工人贵族，推行社会改良主义，力图维持国内的稳定。德国政府在政治上也被迫做出某些“让步”，扬言要实行“自由主义”政策，1890年宣布废除“反社会党人法”。

　　“反社会党人法”，俗称“非常法”，1878年由德国俾斯麦政府颁布，此法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置于非法地位。该法实施期间，约1300多种出版物被查禁，约有1500人被判处总数达1000多年的监禁，约1000多名社会民主党成员被驱逐出其居留地，还有些人被迫流亡国外。社会民主党被迫转入地下，工人运动一度处于低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了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经过英勇斗争，逐渐恢复和壮大了自己的组织。

　　容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策略上的改变，使拉萨尔主义沉渣泛起，德国工人运动内部以褔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空前猖獗起来。他们要求党放弃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与消灭私有制，主张进行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良。公开吹捧“自由主义”政策的进步性，胡说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也能“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社会主义者只要进行宣传教育，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议席，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

　　为了肃清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恶劣影响，趁着德国社会民主党恢复活动重新制订新纲领之机，恩格斯毅然不顾李卜克内西等人的阻挠，把原先作为“党内文件”而存在的马克思手稿《哥达纲领批判》，于1891年在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公开发表，对拉萨尔机会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极大地遏制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

　　晚年恩格斯，面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严重的右倾思潮，他竭尽所能地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

　　1892年7月，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中，痛斥鼓吹阶级调和的修正主义“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6页)

　　1894年11月，就在恩格斯病逝前半年，他还念念不忘对褔尔马尔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在回答《前进报》编辑部关于褔尔马尔在法兰克褔党代会上，就有关土地纲领发言中要求保存小农私有制观点也“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直接赞同”的求证时，就明确地回答：

　　“据《前进报》11月10日报道，我们敌人的报刊也在传播这种说法……如果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的话，那末我所说的就恰好是同褔尔马尔所听说的相反的东西。”(《恩格斯致〈前进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97——498页)

　　同年11月24日，恩格斯在致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几乎更是直斥褔尔马尔是无产阶级革命“叛徒”了：

　　“你说褔尔马尔不是叛徒。就算是吧，我也以为他自己不会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将把一个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10——30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目前状况(这种状况的基础是剥削雇工和零工)永久不变地叫做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度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可以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吗?!”(《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0页)

　　由于所有的机会主义其本质都是要保留私有制，因此，恩格斯对任何宣扬或要求保留任何形式私有制的主张都采取“汉贼不两立”的态度!

　　须知，其时的褔尔马尔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在整个社会民主党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对他显然是持庇护的态度。然而，恩格斯全然不顾这些，足见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是何等的鲜明，辛子陵、谢韬之流污蔑恩格斯晚年背弃了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立场显得多么地无耻!

　　由于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长期侨居英国，他虽然对各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对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具有重大的影响，但毕竟不能完全左右各国的革命斗争。他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也只能让其暂时受到遏制，不可能让它完全绝迹。1895年恩格斯不幸逝世，国际工人运动失去了明确的政治方向，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滋长起来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很快泛滥起来，最终汇合成民主社会主义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