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批辛子陵修正主义集团的投名状

　　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与变异

　　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简而言之，它是19世纪末国际工人运动在恩格斯逝世后泛滥起来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俗称修正主义，其当仁不让的鼻祖、创始人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

　　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1850年1月出生于柏林一个火车司机之家。1866年中学肄业后当过学徒，1878年前一直当银行职员。早年受反普鲁士君主专制运动的影响，具有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学生时代他曾组织过“乌托邦”讨论俱乐部，早期思想倾向于拉萨尔主义，随后又信奉杜林的学说，后因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872年，伯恩施坦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78年，伯恩施坦开始担任社会主义政论家赫希伯格的秘书，参与《社会民主党人报》(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创办。1879年初伯恩施坦与赫希伯格和施拉姆一起(俗称“苏黎世三人团”)，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这篇文章否定暴力革命，宣扬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其时，年轻的伯恩施坦思想尚未定型，尤其是较多地受到恩格斯的影响， 1880年12月，他随同倍倍尔到伦敦向马克思、恩格斯认错，表示悔过。

　　1881年以后，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的日子里，伯恩施坦发表了许多受到恩格斯称赞的好文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普鲁士反动政府、争取群众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1888年5月，瑞士政府在德国俾斯麦政府的要求下，将伯恩施坦和该报编辑部一起逐出瑞士苏黎世，他被迫移居英国伦敦继续办报。“非常法”废除后，1901年伯恩施坦返回柏林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

　　从1881年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伯恩施坦一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目出现的，他甚至获得了“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并被恩格斯生前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之一。

　　然而，伯恩施坦在骨子里始终只是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综观其一生，尽管其思想往往随环境而不断变换，从早期的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到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再到英国的费边改良主义(1884年英国知识分子创立费边社——以古罗马擅长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战略著称的将军费边的名字命名，是一种主张实行点滴改良、渐进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伯恩施坦信仰的主义如此多变，但这样变，那样变，反映其世界观的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却始终未变。

　　恩格斯早在批“苏黎世三人团”时就批判过，在1879年9月17日的《通告信》中就警告伯恩施坦及其同伙，“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党内)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否则，你们最多只能算是革命的同路人，而“在工人政党内”只能是个“冒牌货”!(《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书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02页)当时，年轻的伯恩施坦很快就接受了批评，认了错，且其后一直表现“良好”，这才受到恩格斯的信任。

　　晚年的恩格斯也觉察到伯恩施坦性格上的“多变”弱点和思想上的某些变化，曾以嘲笑式的口吻谈到“爱德华对于费边社分子的可笑的尊重”。恩格斯在1892年8月20日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讲到，伯恩斯坦“对费边分子的过高评价”，告诫倍倍尔需要“抵制他对费边分子的迷恋”。(转引自张世鹏：《关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

　　让恩格斯万万未能想到的是，一个曾被他欣赏的“追随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伯恩斯坦，竟在1895年他逝世后，立即同马克思主义分庭抗礼，并成为修正主义的鼻祖。

　　从1896年起，伯恩施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在《新时代》上接连发文6篇，公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挑战。在这些文章中，伯恩施坦借口在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刻，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1899年2月，伯恩施坦又推出他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这一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年以来的内心斗争的产物”，这无疑是他内心世界真实的表述。在这本著作里，伯恩施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否定与“修正”，从而完成了他的“社会主义”——实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即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

　　概括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体系，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

　　二、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说什么“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的力量的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认为通过阶级调和与合作，社会主义是可以通过资本主义而存在、而不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灭亡而实现。社会民主党人的目标应该是“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按：指阶级对抗)的情况下转移为一个更高级的制度”。

　　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只要通过“合法”途径就可实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提法“肯定具有非常合理的内核”。

　　四、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是全民利益的调节器，无产阶级专政对其他阶级是“不公正”的。

　　五、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奋斗目标;认为“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彻底背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理想。

　　仅从以上几点，足以证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所否定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核心，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最基本的原理，那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可言，还能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吗?

　　诚如威·李卜克内西所指出：“如果伯恩施坦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埋葬我们的纲领。埋葬我们整个的过去和整个的社会民主党了，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的争论》第51页)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出笼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至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了巨大震动。但囿于他曾是一位受恩格斯信用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却未能对其进行及时的批判(这表明革命队伍内部的两面派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党的主席倍倍尔和主要理论家考茨基虽对他的观点感到不安，但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故在1898年10月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他们也未把伯恩施坦问题单独列入议程，只是在讨论党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时围绕“运动和最终目的”问题进行了争论，结果，时在伦敦的伯恩施坦只通过书面声明表示不愿放弃他所表述的任何观点。

　　罗莎·卢森堡是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先锋战士，1899年4月，她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文中，开始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为其定名“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由此得名，其修正主义的鼻祖地位也从此确立。

　　同年9月，列宁写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在痛斥俄国“经济派”机会主义观点同时，强烈谴责“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其目的就是为了“把革命的工人党变为改良党”(《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95页)，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

　　1900年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各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围绕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入阁”(担任资产阶级政府中的工商部长)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会代表形成了三大派：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认为这是丧失原则立场;以伯恩斯坦、饶勒斯(法国社会党)为代表的右派，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认为这是“策略”问题。最后通过了考茨基提出的一个暧昧味十足的决议案，在维护“团结”、“统一”的口号下，既不反对，也不表赞成，被称为“橡皮”决议。从此右派修正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起来。

　　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理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反映。它的核心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是通过点滴的社会改良以换取工人放弃斗争，消弭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达到保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

　　正如列宁所说，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决“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时代历史的社会的产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54页)

　　首先，政治上自1890年德国的“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合法活动的权利，并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获得178.7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4以上，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为议员的人数大增。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陶醉在合法斗争胜利的喜悦中，而忘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与阶级属性，纷纷成了“议会迷”。

　　其次，经济上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俄日意)陆续完成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面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推行一些社会改良主义政策——从攫取的超额垄断利润中分出一部分来，收买本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以求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国际工人运动内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实质就是上述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

　　这种以社会改良主义瓦解工人运动的做法，其实最早始于英国。早从19世纪中叶起，当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迅速传播，各个民族国家纷纷建立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潮流中，唯独马克思和恩格斯侨居的英国是个例外——基本上不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崇尚“费边”改良主义。究其原因，就是英国的工人阶级基本上全被资产阶级“收买”了。

　　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殖民帝国，它拥有最广大的殖民地，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它拥有最巨大的超额利润，因此，英国资产阶级也就最有条件推行社会改良主义政策。说到底，通过对广大殖民地人民的掠夺，英国早就成了一个食利民族。

　　恩格斯早在1858年就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在英国社会，“除了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所以会这样，因为英国是“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恩格斯致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页)正因此，在英国的工人运动中，有的是工联主义，有的是经济斗争，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以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为目的的政治斗争。

　　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政策，也就普遍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这也就成为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的真正原因。随着修正主义思想在整个第二国际各国工人党内的蔓延，列宁成了批判修正主义的猛将与主帅。

　　进入20世纪以后，帝国主义之间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的斗争加剧，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危险阴影日益逼近。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907年第二国际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举行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有20多个国家工人政党的800多名代表参加，列宁率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会上，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大旗，依靠卢森堡等左派，联合倍倍尔等中派，挫败了右派修正主义，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案。其中特别明确：

　　1、军国主义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工具;

　　2、提出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的任务;

　　3、强调社会民主党不仅要反对发动战争和尽快结束已经发生的战争，而且还要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来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参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64页)

　　1912年10月第二国际又在瑞士巴塞尔召开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著名的反战的《巴塞尔宣言》。宣言号召各国无产者和社会党人利用一切手段，开展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1913年8月，德国社民党的主席之一倍倍尔逝世，德国党的领导权就此落入右派艾伯特手中。

　　1914年7月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除了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忠实地履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承诺，先后发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外，第二国际各政党除个别领导人外(如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人)，几乎全都公开背叛宣言，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沙文主义者，成为为帝国主义战争的支持者。各国信奉修正主义的社会党，实质上也全都蜕变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成为社会改良主义政党。大战开始以后，各党立场对立，互为仇敌，第二国际自行解体。(第二国际27个政党中24个党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3个坚持“巴塞尔宣言”的政党宣布脱离第二国际，认为“国际”已经死亡)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布尔什维主义的鼓舞下，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左派纷纷同原先的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决裂，重新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党。1919年3月，在列宁的帮助下，21个国家的35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团体的代表，正式在莫斯建立共产党国际，成为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统的国际组织——第三国际。

　　民主社会主义为何得以“风光”?

　　1920年，一批已被历史淘汰了的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叛徒，为了同第三国际相对抗，重又在日内瓦开会，标志第二国际恢复活动。“复活”后的第二国际各党，已经公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彻底沦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但仍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1923年正式更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其主要作为就是鼓吹阶级调和与社会改良主义。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再次停止活动。1944年，反马克思主义的英国工党和美国劳联、产联发起恢复该国际组织。1947年，欧洲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召开会议，成立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1951年6月，英国、以色列等16个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在西德法兰克福召开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社会党国际”。此次大会通过纲领性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又称《法兰克福宣言》)，正式打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

　　社会党国际的纲领称：它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民主社会主义之路。提出以民主方法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强调“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反对一党制，主张多党制和分权主义，实行混合经济，提倡市场竞争，不反对私有制。以后，在1989年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中，社会党国际又提出最新的原则纲领，宣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层次上实行民主，认为多元化与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反对权力集中和阶级专政，宣称在宏观调节下通过市场才能使社会创新，要求对国有制进行限制并实行民主控制。

　　社会党国际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说穿了，无非是一剂帮助资产阶级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精神鸦片;同时，也是掩盖那些马克思主义叛徒“反水”的一块遮羞布而已!表面看来，“民主社会主义”非常吸引人：

　　又是“民主”——而且是“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层次上”全面的“民主”，又是“社会主义”，又是建立“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多美妙动听的词汇呀!谁不渴求啊?

　　可是，请注意：“社会党国际”纲领或“民主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都是以保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为前提的。那么，请问：

　　有了资本剥削阶级的“全面民主”，还能有劳动者阶级不受剥削的“民主”吗?

　　有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还能有劳动人民真正不受奴役的社会主义吗?

　　有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同劳动“1%与99%”的社会关系，还能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吗?

　　在现实世界中，要么保持资本主义私有制，要么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搞社会主义，两者必居其一，哪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可走?

　　列宁说得好：“要辨明政党斗争中的是非，就不要相信言词，而要研究各政党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究各政党关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们的行动，研究它们是怎样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是怎样处理与社会各阶级即与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等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列宁全集》第18卷第30页)

　　这如同看一个人，不能只听他讲了什么，更要看他干了些什么?“社会党国际”纲领中的文字再漂亮，最终仍掩盖不了它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19年，正当解体了的第二国际忙着筹划重新“复活”为“社会党国际”的时候，希特勒也正在组建他的政党——纳粹党，其党的名称就叫“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同样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并同样以“工人阶级”的政党自居。

　　从第二国际到社会党国际的历史演变过程，人们不难看出，“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变异，是第三国际与列宁主义的对立物;“复活”后的“社会党国际”实质上就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政党。

　　按理，自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二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与壮大;历史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同时也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破产。那么，此后怎么还会有20年代第二国际的“复活”和当今“民主社会主义”的“风光”呢?这主要是有如下两大原因造成的：

　　第一，社会主义的节节胜利导致资本主义的拼死反抗。

　　二战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但形成且不断发展壮大：先是有东南欧的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东德等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后又有亚洲的蒙古、中国、朝鲜、越南，以及美洲的古巴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截止上世纪60年代前，世界上已有14个国家组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另外，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社会主义对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有这些，确实对资本主义旧世界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了拼死的反抗，使战后两大阵营的冷战搏杀愈演愈烈。为了稳住资本主义，争夺中间地带，搞垮社会主义，从1947年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宣布直接干涉他国内政帮助各国反动派镇压革命)到1948年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经济上援助资本主义欧洲的“复兴”);再从1950年发动侵朝、1961年发动侵越“热战”，到推出杜勒斯“和平演变”方案的《十条诫命》……，一句话，调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能调动的资源，采用一切资本主义世界中最无耻、最卑劣的伎俩，目的在于保住垂死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遏制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在这一严酷斗争中，扶植“社会党国际”，在资本主义世界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以便蒙蔽在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人民群众，泯灭他们的革命意志，无疑是国际范围资产阶级拼死对抗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现代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最为广阔和最为深刻的一场革命，它不仅要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且还要从根本上消灭人类自有文明史以来推行的私有制剥削制度。这就要求人们在“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时，还必须“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也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在它的进程中，无产阶级革命者根本没有什么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得在实践中探索，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会犯些错误;而其敌人又是历史上最富有阶级斗争经验、最为凶狠、最为狡猾、最为强大的对手。

　　就在社会主义新世界同资本主义旧世界两大阵营斗争交锋过程中，遗憾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却出现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

　　从上世纪50年代的赫鲁晓夫到9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这都是一些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和民主主义者，他们是口头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在世界观上却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根本没有改造。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过程中，他们窃踞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权力，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外在压力，过不了内部社会主义革命关而蜕化变质，堕落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成了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代理人，成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果不其然，在他们长期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在他们揪住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扩大，进行恶毒攻击以后;在他们长期丑化攻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丑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在他们长期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宣扬阶级调和，宣扬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以后，最后终于直接配合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导致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基本上断送了整个社会主义大业。

　　二战以后两大阵营的“冷战”史，已充分证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需要“民主社会主义”，因为它要稳住自己阵营，需要麻痹欧洲工人的革命意志;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叛徒集团，同样需要“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以便用它来腐蚀、解除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装，帮助帝国主义从内部搞“和平演变”。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社会主义”，能在欧洲立足、发展，并从“白人国际”直至向世界蔓延的真正原因，也就是当今“民主社会主义”能得以“风光”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