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德发言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应决定下来。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打下敌人，建立根据地。 [15]朱德的发言表明他是同意中央北上方针的，强调了迅速攻打松潘，建立根据地。 张闻天发言指出：在战略方针上大家既然意见一致，就应团结一致来实现。目前这个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要实现这个战略方针，首先要进攻或控制松潘。他批评了避免战争、退却逃跑的倾向，强调创造川陕甘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应用尽力量克服困难。他还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应该统一。 [16]张闻天作为当时的党内总负责，首先肯定了这个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这实际上说张国焘的南下主张是错误的。又批评了“避免战争、退却逃跑的倾向”，这实际上也是批评张国焘不敢向北通过战争采取进攻的态势来开辟根据地。他“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应该统一”，实际上就是说红一、四方面军要由中央统一指挥，张国焘应该听从中央的指挥。我们看到，张闻天的话说得是强硬的，有针对性的，真可谓一针见血，坚决果断。参加会议的张国焘不会听不出张闻天话里的弦外之音是在指向他，因而听了以后，是不会高兴的。尽管张闻天用心很好，是希望顺利实现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但我们也不能不说，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绝对优势而中央又暂对无力制止张国焘的情况下，在张国焘对北上或南下尚处于狐疑的情况下，过早地发起斗争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会引起张国焘的猜忌，导致矛盾激化，于大局不利。因而我们说张闻天的发言显示出他缺乏策略考虑。 六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指出：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二、这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或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17]从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中，我们看到明确提出了北上东进的方针，反对南下西退的主张，红军主力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不能西退，但是可以出一个支队占领洮河夏河流域，以利于将来向东发展；不能南下，但可以在大小金川流域留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以作为川陕甘苏区的一部分；北上遇到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军，因而消灭或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是打开北上通道的充分条件；明确提出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里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显然指得是张国焘反对北上东进，主张南下西退，不过是没有点名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在北上南下、东进西退问题上与张国焘产生的分歧与斗争。 曾经参加过两河口会议的刘英后来回忆道：“6月26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是在一座喇嘛庙里开的。会开了三天，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攻打松潘的问题来讨论，从战略上说这是牵涉到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来说牵涉到谁当打松潘的先锋的问题。我担任这次会议的记录，记得会议由闻天主持，恩来作的报告。在讨论时，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又不愿当先锋。他怕四方面军同胡宗南碰，要保持实力。张国焘这个人长得挺富态，讲起话来半天一句，绕圈子，脸上看不出春夏秋冬。毛主席很耐心，同他慢条斯理讲道理，说得他没有办法。最后他同意中央的决策，并同意由四方面军负责打松潘。”[18]刘英的这段回忆很精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会议争论的焦点，就是打松潘。围绕打不打松潘进行的争论不但反映出双方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还有利益的纠葛，也就是到底由谁来担任攻打松潘的先锋。不过刘英没有进一步指出得是这种利益纠葛并不仅仅是张国焘存在保存实力的问题，而是张国焘认为既然要由红四方面军担任攻打松潘乃至北上的先锋，也就是北上的主要军事任务将由红四方面军来担负，那么就要根据两个方面军贡献的大小来分配党和红军领导权。张国焘反对攻打松潘乃至北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当时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分配没有体现出红一、四方面军实力的对比，当然这个心思，张国焘难以明确表述出来，这从以后张国焘的作为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来。从刘英的回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张国焘这个人还是城府很深的，他最后同意打松潘也是和毛泽东对他做得大量工作分不开的。 通过我们对两河口会议上引用的出席会议人员的发言及有关史料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发展的战略方针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应该北上东进，而张国焘则认为应该南下西退。双方不仅提出了尖锐对立的战略方针，而且也对各自的方针进行了必要的论证。这种交锋最终以张国焘基本同意中央的战略方针而暂时取得一致意见。北上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军，只有打下松潘，才能打开北上甘南的便捷通道。因而攻打松潘，歼灭胡宗南军就成为北上的军事任务。就当时就红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对比来看，这个军事任务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完成，这样红四方面军就成为与胡宗南部进行作战的主力。鉴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与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作战的疑虑与信心不足，而与川军作战自认为尚有把握，同时也由于张国焘对红一、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绝对优势以及在北上军事行动中红四方面军将担当主要军事任务与他在中央地位的反差所产生的失衡心理，这就给中央北上方针的顺利执行带来巨大的阴影，因而事情并未完结。 （2）从松藩战役计划到夏洮战役计划。 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红军总部制定了松藩战役计划。红一、四方面军兵分三路向北进军，目的是占领松藩，打开北上通道。这个时候，张国焘虽然原则上同意北上，却采取拖延的态度。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虽然摆开阵势向北进军，但是行动缓慢，动作迟缓。正是由于张国焘对北上的消极态度，延误了时间，才致使胡宗南部在松藩整修工事，集结完毕，因而松藩战役计划难以施行，最终不得不放弃。这样红军只有通过千里草地来进行北上，这就给北上带来了很大困难。为此中央又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鉴于张国焘在沙窝会议后又主张南下西退，因而中央召开毛儿盖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重申两河口会议制定的北上战略方针，主张阿坝只出支队，左路向右路靠拢，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这就为中央以后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打下了基础。这次会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而采取的一次主动行动，想以此带动张国焘一起北上，推动北上方针的早日实现。右路军因此过了草地，等待着左路军一块北上。 ① 松潘战役计划的制定、实施及被迫放弃。 这时，蒋介石判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可能进入西康、青海或北上陕甘，故集结川军主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约90个团以上，固守江油（不含）、汶川地带，以阻止红军东进。以胡宗南所部27个团，固守甘肃文县和四川松潘、平武、江油地区，阻止红军北上。以杨森、邓锡侯等部约50个团，由宝兴、大川、牛头山地段向北筑垒推进，阻止红军南进。以刘文辉、李抱冰等部约15个团，在康定、丹巴、泸定地域筑垒并扼守大渡河右岸，阻止红军向川康边发展。以薛岳部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向绵阳集中；郭勋祺部集结新津，均策应岷江东岸的行动。万耀煌部留清溪、雅州筑垒待机。同时，调于学忠为川陕甘“剿匪”总司令。中革军委估计，敌军的这一部署是企图阻止红军入甘南和岷江东岸，并防堵红军复渡大渡河，及利用西北广大的草原以封锁和困饿红军。如果发现红军进攻松潘并向甘南发展时，胡宗南部将首先向南坪、松潘集中兵力，以扼阻和截击红军，川军和薛岳部将以主力出剑门、昭化、广元，一部出碧口、文县沿陕甘南部侧击红军，以配合由潼关、汉中、西安西进之敌和甘肃五马，与红军作战。因而，根据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和当时的敌情估计，六月二十九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该计划确定，红一、四方面军根据目前的战略方针，以运动战为消灭敌人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达到赤化川陕甘的目的，首先进行的战役，就是要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上作战和发展。计划规定，岷江西岸为进攻松潘的主力，由两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北进。其中，中心在左路及中路。另以12个团组成岷江支队和懋功支队，钳制敌人，掩护主力北进，并适时北撤跟进。根据《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分三路北进。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共16个团编为左路军，林彪任司令员，彭德怀任副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杨尚昆任副政治委员，由卓克基、康猫寺、马塘等地出发，向松潘西北黄胜关、两河口地区开进，协同红四方面军主力进攻松潘。七月六日，由红四方面军十个团组成的中路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的率领下，从理番出发，计划经马塘、壤口、墨洼、洞垭向黄胜关前进。同一天，由红四方面军八个团组成的右路军，在司令员兼政委陈昌浩的率领下，也从茂县出发，计划经黑水、芦花、毛儿盖向松潘前进。王树声率领由红四方面军八个团组成的岷江支队，则控制北川至茂县一线陈地，继续阻止和牵制川军，并吸引胡宗南部南向。[19]由以上所引用的史料我们看到，根据两河口会议制定的北上方针及当时敌军“围剿”红军的态势，中革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兵分三路，以胡宗南部为作战对象，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法，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战役目标是占领松潘，打开北上通道。当时松潘战役计划制定了，国民党各路军队尚在调动之中，尚未集结完毕，胡宗南部也在松潘地区尚未部署停当，确实是红军北上攻打松潘的良机。如果这个时候，红军迅速北上，集中主力夺取松潘，北上甘南，不但会避免后来因绕走千里草地，遭受惨重的损失，而且会迅速北上甘南，趁当时国民党军在甘南兵力空虚之机，很快打出一个局面。在计划中，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组成左路军，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分别组成中路、右路和岷江支队。以红四方面军为进攻松潘的主力，以红一方面军为主力组成的左路军是协同红四方面军攻打松潘。左路军行动迅速，中路和右路行动缓慢，因而，七月十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率部北上：“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速到上芦花集中指挥。[20]从电报上看，在张国焘给中央的来电中是表示带领部队迅速北上的，但他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组成的中路及右路军行动迟缓，没有及时跟进，这令毛泽东等人很着急，因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才对张国焘提出了批评，发了这封催促张国焘迅速北上的电报。 芦花会议后，七月十九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计划指出：“依据目前敌情的变化，证明军委6月29日松潘战役计划中关于敌情的判断，是完全正确和适用的。”然而，“由于我军调动未能高度迅速，及地理、气候、番民关系，致先遣部队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各方面的配合也尚未完全协调”。因此，计划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和一个支队，继续北进，夺取松潘。七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又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第一军由林彪任军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第三军由彭德怀任军长，杨尚昆任政治委员，萧劲光任参谋长；第五军由董振堂任军长，曾日三代理政治委员，曹里槐（怀）代理参谋长；第三十二军由罗炳辉任军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番号不变。第四军由许世友任军长，王建安任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第九军由孙玉清任军长，陈海松任政治委员，陈伯钧任参谋长；第三十军由程世才任军长，李先念任政治委员，李天佑任参谋长；第三十一军由余天云任军长，詹才芳任政治委员，李聚奎任参谋长；第三十三军由罗南辉任军长，张广才任政治委员，李荣任参谋长。[21]我们看到，在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中，肯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的正确性，北上攻打松潘的目标没有变化。同时，也指出了前一段时间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我军指挥调动并不统一，致使先遣部队和后续部队相隔太远，而这是由于张国焘没有积极执行松潘战役计划造成的，因而是在委婉地批评张国焘。为保证集中指挥，在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的同时，又成立了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为主体的前敌总指挥部。红一、四方面军整编后，受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并从红一方面军派谴一批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参谋长，也从红四方面军抽调三个建制团补充红一方面军，扩大两军的交流，密切两军的关系，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队围堵红军部署的新变化。七月中旬，蒋介石在成都召开薛岳部师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新的围堵计划。蒋介石在会上说，根据胡宗南纵队情报，红军先头部队已抵毛儿盖。他判断红军主力可能向西北移动，但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以有两条：一条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而在甘陕边之凤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有进军甘南接应红军主力之企图。七月十八日，敌在《川甘边歼匪计划大纲》中判断红军的企图是以一部袭取松潘；“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经阿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如其不成，仍回窜川北”。根据以上判断，蒋介石调整各部的位置，对围攻堵红军北上进行了重新部署。到八月初，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并在松潘城北的漳腊修建了飞机场，配置了战斗机。薛岳部已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地区，与胡部靠拢。川军已先后占领懋功、绥靖（今金川）、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正逐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并利用土司藏兵阻止红军北上，企图将红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在这种形势下，中革军委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22]我们看到，由于蒋介石对围堵红军的部署作了新的调整，胡宗南部已在松潘集结完毕，驻有重兵，同时又有其它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与支持，红军已经失去了攻占松潘的先机，松潘战役计划实施已变得不可能，因而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 通过以上引用的史料及进行的分析，我们看到，鉴于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绝对优势，又是攻打松潘的主力。而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后在执行松潘战役计划方面，拖延塞责，行动迟缓，致使红军先遣部队和后续主力部队出现脱节现象，严重影响了整个红军的北上和松潘战役计划的及时发动，致使胡宗南部能够从容集结部署完毕，导致松潘战役计划最后不得不被迫放弃。 ② 夏洮战役计划的制定、实施及被迫中止。 松潘战役计划放弃后，为确定下一步红军的进军方向，八月初，中革军委召集会议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这实现这一新计划，徐向前和陈昌浩建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该计划提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这一新的战役目标。”计划规定：以中央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以中央红军第一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指挥，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万一无路可走，可改道阿坝前进；以彭德怀第三军和第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23]我们看到，夏洮战役计划仍然是在两河口会议确立的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制定的，要北上东进，也就是攻占阿坝后，北上夏河流域，然后东进，在洮河流域与敌主力决战，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不过，夏洮战役确定的北进路线比松潘战役要靠西得多，而且要绕过千里草地，这比经松潘北上会遭遇更大的困难。我们还看到，为北上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采纳张国焘的建议，红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张国焘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呢？我们分析认为，在张国焘芦花会议攫取红军领导权失利后，他现在正谋求攫取党中央的领导权，能否成功，他也没有什么把握。他可能设想，一旦谋求党中央的领导权失败，如果与中央在一起，从开会讨论表决来看，自己在中央势单力孤，通过合法的方式不会使自己的主张在中央获得通过。如果兵分两路，自己独掌左路军，凭借自己红军总政委在组织上的优势，同时红四方面军在左路军中军事上的优势，是能够控制左路军的。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也会听自己话的，即使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没有被拉动，中央单独带领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北上也是难以有所作为，由此考虑，这样很可能党中央和整个红军跟自己南下，在南下胜利的凯歌声中也就为自己独掌大权开辟了道路。这可能就是当时张国焘要求分兵两路的原因。从后来张国焘南下和分裂活动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我们的这个分析。 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谋求中央领导权失败后，回到毛儿盖，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他甚至还要南下，出击抚边、理番。[24]我们看到张国焘在谋求中央领导权失败后，才又一次提出南下西退主张的。看来，他谋求中央领导权的失败是直接导致他再次提出南下西退主张的诱因。在这种情况下，为贯彻夏洮战役计划，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五军、三十二军既速开毛（毛儿盖）”。“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本日，左路军先头部队由卓克基向阿坝前进。[25]在这个电报中，中央再次重申北上东进方针，反对南下西退。并讲了北上东进的理由，洮、夏流域目前敌人薄弱，班佑以北，粮房不缺，且气候渐寒，唯有到甘南、夏河才能获得补充，因而要立即行动，不能再拖延不前。同时，对左右两路军在北上中的作用和行进序列首次进行了调整。在夏洮战役计划中，规定红军北上攻占阿坝，再北进夏河流域，然后东进洮河流域歼敌主力，创造甘南新局面。左路军向阿坝进军，右路军拟向班佑前进，如果无路可走，可改道阿坝北进，也就是尾随左路北进，实际上是左路军为北进主力。在中央的这个电报中规定左右两路大军均走右路，阿坝只出支队，这实际上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这是对夏洮战役计划的首次修正。这种调整最终在毛儿盖会议上通过并付诸实行。 鉴于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重提南下西退主张，为统一思想，推动北上，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毛泽东作会议总结，进一步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健问题，应积极采取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今岷县）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应坚持向东打，不应以一些困难转而向西。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以补充六月二十八日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到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当前战役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健，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决定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26]从毛泽东的报告和起草的战略方针的规定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明确主张坚持东进，反对西退。毛泽东提出沿包座至岷州的路线，首先东进占领洮河流域特别是其东岸地区，而后再进一步东进向陕甘边界地区发展。红军主力必须东进，但可以派一个支队到青海、宁夏、新疆地区活动。毛泽东直指西退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其用词之严厉前所未有，这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当时对东进的焦虑和迫切心情，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张国焘出尔反尔的不满和愤懑。这次会议确认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右路军为北上东进的主力，这是执行中央北上东进方针的一个重大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为迫使张国焘北上东进，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的名义，调整北上计划，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这样不但统一了人们的认识，同时取得了同张国焘进行斗争的主动权。由于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可以利用中央的影响及时推动右路军北上，以右路军的北上来带动左路军北上，从而实现红军的全部北上。这就是毛儿盖会议通过的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之要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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