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是什么态度呢？据徐向前回忆：“我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北进夏河后，坚决向东发展。我说：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右岸向东突击。陈昌浩的态度同样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其它同志的发言内容，是一致的，都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27]从徐向前的这个回忆看，当时他们是赞成中央毛儿盖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的，对于他们的发言毛泽东给予肯定和表扬，这会使毛泽东对争取张国焘北上感到欣慰。 由于张国焘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会后，徐向前、陈昌浩立即于八月二十日晚将会议决定的内容电告朱德、张国焘，说：“中政局议定：夏洮战役前途主要向东发展，拟右路主要由洮右岸捷路向岷州、哈达铺进，争取洮河东岸，洮西及夏河县用一部力量，免大部放在洮、黄两河之间不利，不宜分兵出西宁。左路主力应速攻取阿坝，不然则向右路靠近以便集中灭敌。”八月二十一日，陈昌浩、徐向前又致电朱德、张国焘，提出：“左路可以一部经阿坝，不必肃清该敌，只可迅速向目的地前进。”“目前主力向西或争取西宁不当。”[28] 在右路军进入草地的同时，左路军先头部队于八月二十一日占领了阿坝。但张国焘到达阿坝后，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的主张，按兵不动。[29]徐向前、陈昌浩于当晚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电告朱德、张国焘，因而张国焘及时了解了中央毛儿盖会议关于东进的意图。张国焘不会感觉不到他和中央在行动方向上的尖锐对立，他之所以仍坚持左右两路分兵北进，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实际上说明他对东进还是西退，内心仍在犹豫中。 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精神，指出中央的具体部署是：“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向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半数。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辅，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 [30] 我们看到，在中央这个电报中，首先通报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然后将中央关于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并具体说明中央反对西退的理由，要左路军和右路军并肩东进，占领洮河流域，并进而向陕甘边界发展。 徐向前、陈昌浩于八月二十四日又致电朱德、张国焘：“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31]我们看到，由徐向前、陈昌浩联名签署的这个电报中可以看到，这是在催促张国焘迅速北上，向右路军靠拢，并说单靠右路军单独行动难以消来来敌，因而需要左路军北上东进配合右路军一块作战，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徐向前和陈昌浩认为非得北上东进不可了。当然，这还是与毛泽东对他们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分不开的。 右路军已过草地，并且由右路军中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发起了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四十九师大部，打开了北上通道。这时，位于松潘、漳腊地区之敌胡宗南部，因其第四十九师大部被歼，持重不出。蒋介石令其绕道文县开赴西周（今舟曲）堵截红军，胡宗南则要求待薛岳部到达松潘、漳腊、南坪接防后才能开动。东北方向之敌于学忠部，尚远在陕甘交界的徽县、两当地区。甘肃南部之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等广大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红军如从巴西地区到西固、岷州，仅五六天的路程，而且多为汉族聚居区，路大、粮丰、房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左路军能够执行中央指示，迅速向东与右路军靠拢，集中全力向东北开进，将会迅速开创一个新局面。[32] 九月一日，为催促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毛泽东同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情况下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候左路到达，既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33]这是又一次催促张国焘迅速北上东进了，左右两路军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开创一个新局面。 在中共中央一再电示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劝告之下，张国焘才开始令左路军向班佑行动。八月二十七日，红军总部决定左路军向班佑开进，与右路军靠拢。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第五军、第九十三师先后由查理寺地区出发；三十日，第二十五师、红军总部也分别由阿坝和查理寺向东北前进。三十一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倪志亮、周纯全，令左路军第二纵队北进，规定第七十三、第八十一、第二六二、第二六九团和红军大学及供给部，于九月八日集中箭步塘向班佑前进；第二十七师和第三十二军及独立团，于九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先后集中查理寺向班佑前进。九月一日，左路军第一纵队东进到噶曲河。[34]我们看到，在夏洮战役计划制定后，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重提西退南下主张。中央为催促张国焘北上，在毛儿盖会议上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以拉动张国焘北上东进，实现既定的战略方针。在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反复催促下，张国焘终于命令左路军北上东进，进入草地，其中一部已到达噶曲河。随后，张国焘以噶曲河河水暴涨难以渡过为由，命令左路军及右路军南下，夏洮战役计划被迫中止。 以上通过对北上两次战役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情况的回顾，我们看到张国焘对北上始终持消极态度，拖延塞责，行动缓慢，致使失去了及时北上攻打松潘的良机，松潘战役计划被迫放弃。夏洮战役计划制定后，张国焘鉴于在沙窝会议上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没有达到，就又重新提出南下西退主张，但中央及时调整北上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想以此带动张国焘北上，同时又通过电报进行做工作和催促，终于迫使张国焘将左路军带进草地。这时张国焘已达到其北上东进的极限，而后就寻找借口，擅自率军南下，夏洮战役被迫中止。 （3）由张国焘最终决定南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根据我们现在发现的史料，张国焘直到九月三日才最终决定南下。这在他给陈昌浩、徐向前的电报中有明确显示。九月三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称：“（噶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既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35] 那么，张国焘说得这些理由能成立吗？这些理由是果真使他无法北上，还是他为反对北上找的借口呢？我们可以引用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为证。比方说他说得噶曲河水暴涨，难以徒涉，据当年跟随朱德长征的警卫员潘开文回忆：到噶曲河边后，总司令一有功夫就到河边转悠，他看到河水小了点就让我骑马去试试。总司令的马高大一点，我骑上他的马到河里最深的地方，水刚到马肚子，走到河那边，水又浅了。老总说，这可以过去嘛。老总去同张国焘讲过河的意见，但张国焘就是不同意。[36]关于张国焘在电报中陈述的难以北上的理由，徐向前曾回忆道：“这时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了，实际上是要南下。他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一是所谓噶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37]谈到争取张国焘北上时，徐向前又回忆：“中央一方面希望早日北进，一方面也在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因为这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问题，而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那几天，陈昌浩几乎天天往中央驻地跑，希望能找出个妥善办法来。”[38]这个时候，陈昌浩还是配合中央一起做张国焘的工作，希望他能够迅速北上。 由此我们看到，张国焘说得由于噶曲河河水暴涨，难以渡过，又由于粮食不足，因而决定南下，这些理由是难以成立的，这是张国焘为南下寻找的借口。但是，这封电报也标志着张国焘已下定决心南下。当然，他所主张的南下是左右两路军的共同南下。鉴于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中又有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一、三军团，他也应该想到，右路军是不会顺利南下的。因而，他想利用总政委的名义首先命令左路军南下，而后以左路军的南下来带动右路军南下。同时，再发电报要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其码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会南下，这样红一、三军团势单力孤，也就难以北上了，以此来带动整个右路军南下，迫使中央接受他的南下方针。 张国焘首先命令左路军南下，他也估计到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可能会不服从他的南下命令，因而他对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采取强制措施，以确保整个左路军全部南下。九月五日，张国焘致电倪志亮、周纯全，说左路军先头兵团决定转移阿坝，令第二纵队现地筹粮待命。[39] 九月八日，张国焘电令左路军中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红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这句话原文如此，疑“听”字前脱漏了“不”这个字。—引者注。），电复处置。”[40]这里我们看到，张国焘先令左路军南下，他担心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不服从命令，就以总政委的名义强制南下，直至解除武装。这封电报是直接发给左路军中红四方面军有关部队的，不是发给右路军及中央的。同时张国焘担任总政委后，收缴各军的密码本，早已隔断了中央与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联系，因而当时中央还不知道张国焘的这封电报。那么，张国焘对右路军中的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部队，是不是也会采取同样的措施呢？我们看到，情况并非如此。对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张国焘可以以总政委的名义下命令让他们强制执行。对待右路军中的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部队他却难以这样做。由于在历史上形成的中央与红一方面军的隶属关系，这次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可以直接指挥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因而张国焘对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就难以像左路军那样直接采取强制措施，因为他不过是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总政委，所面对的是中央领导集体。如果他要这样做，那岂不是兵变吗？岂不是采取暴力斗争的方式来迫使中央改变决策吗？正是由于这种方式性质的严重性及可能引起的后果才使张国焘难以像他在对待左路军中红一方面军部队那样采取强制方式，这在以后的九九密电和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方面表现出来。 根据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历史资料，到了九月八日，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就北上和南下的争论进入到白热化状态，九月九日转入高潮。 九月八日九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在通报了敌情和红一军的位置以后，请示：“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坪）、岷（州）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并指出：“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41]从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陈昌浩、徐向前认为由于胡宗南尚未进占岷州一带，此地敌人兵力空虚，北上时机甚佳，迫切希望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北上，这实为上策。但是也表示如果左路军无法北上，那么只有右路南下。从这个电报中也可以看出，如果张国焘执意南下，陈昌浩、徐向前还是要跟张国焘南下的。 为了进一步推动张国焘北上，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商量以联名的方式给张国焘发电报催促他北上。据徐向前回忆：“晚上，陈昌浩来电话通知我去周恩来住地开会。周副主席当时患病未愈，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我到那里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说：就等你来了。在座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只有我不是，所以我是个听会的态度。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42]在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为了让张国焘能够率左路军北上，以中央与右路军领导人的名义联合发电，也可以说算是仁至义尽了。但在讨论这个电报时，我们看到陈昌浩虽然同意北上，但是如果张国焘执意要南下的话，表露了他最终还是要跟随张国焘南下的。徐向前对南下问题则没有表态。 九月八日夜二十二时，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七人名义给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发电报：“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术[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功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之虞。（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持续下去。（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既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43]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从地形、经济条件、居民、有无战略退路等方面陈述了不能南下的理由，并说明北上甘南要远胜于南下，就是西退也要胜于南下，北上敌人兵力空虚，时机甚好。但是这个电报并没有打动张国焘，张国焘南下的决心没有改变。 七人联名电报发出的同时，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张国焘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电令徐向前、陈昌浩：“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44] 这个电报是张国焘对陈昌浩、徐向前九月八日九时电报的复电。我们看到，张国焘未经中央同意就向右路军发出了南下命令。这个电报是致陈昌浩、徐向前的，没有让陈昌浩、徐向前并转中央，这是为什么呢？张国焘可能想到，如果要中央批准，那是不可能的。自己争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努力失败了，现在撇开中央，凭着自己掌握的绝对军事实力和在军内的地位，率军南下，以实际的行动向中央挑战，用南下的胜利来迫使中央承认他的领导地位。左路军他是有把握的，右路军中的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部队也会听他的话的，因而他对挑战中央权威实施的南下主张是有信心的。对此徐向前回忆道：“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来和我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我们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我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45]当然，陈昌浩确实报告了中央，这从下文我们引述的中央九月九日致张国焘的电报中“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就可以得到证明。但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并没有说明陈昌浩收到这封电报的时间，并把对这封电报的回忆安排在中央于周恩来住地为讨论七人联名电报召开的会议前。我们从徐向前回忆录的行文看，似乎是陈昌浩、徐向前先收到张国焘的南下电令，陈昌浩报告中央后才有中央讨论七人联名电报的事。我们经过研究后认为徐向前在回忆录中似乎颠倒了顺序，应该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七人联名电报的会议在先，陈昌浩、徐向前收到张国焘的南下电令在后。 我们现在就按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讲的那个程序来考证一下。我们从史料中发现，中央致张国焘的七人联名电报和张国焘致陈昌浩、徐向前的南下电令收发时间都是九月八日二十二时，这就是说在二十二时这一个小时内这两封电报均已发出。我们从有关史料中知道张国焘给陈昌浩、徐向前发的南下电令是九月八日二十二时，但没有说明在二十二时什么时间，我们把时间打足，就算是二十二时整，这已经接近深夜了，陈昌浩听了徐向前的建议后马上向中央报告，而不是等到第二天天亮后。这说明他们在九月八日二十二时收到张国焘电报时没有和中央领导人在一起。那么，要么是中央讨论七人电报的会议尚未召开，或者是已经召开完毕，两者必居其一。中央及右路军领导人七人联名电报是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发出，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在二十二时的什么时间，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在二十三时整前已经发出。那么，在电报发出前中央肯定已经开完讨论七人联名电报的会议。这样如果按徐向前回忆录中的这个程序，也就是收到张国焘的电令在前，中央召开的讨论七人联名电报的会议在后，那么从这两封电报的收发时间上判断，陈昌浩收到电令，与徐向前商量，到向中央汇报，中央草拟电报，前文所述陈昌浩打电话让徐向前参加会议，再召开七人会议讨论七人电报，并于至迟八日二十三时前发出，必顺至多在一个小时内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否则就与两封电报均于八日二十二时收发这一史实相矛盾。另外，前文所引用的徐向前回忆，他到这周恩来住地后，“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从这个回忆看，至少陈昌浩没有参加这个电文的草拟，这个电报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事先起草好了的。既然是陈昌浩拿着张国焘的南下电令向中央报告，中央要以七人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怎么事先就不将此事向陈昌浩打个招呼呢？当然，这个时候陈昌浩可能不知道电报的具体内容，但电报的主旨他应该是清楚的。既然这样，说在会上要陈昌浩表态就似乎不妥。我们认为，应该是九月八日晚中央为了催促张国焘北上，想以中央及右路军领导人七人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这个电报先由中央拟好，因为这七人中包括陈昌浩、徐向前，因而要他们参加会议，待争取大家意见后，方可以七人名义发出，这就是九月八日晚在周恩来住地召开会议的原由。七人电报既然在周恩来住地召开，讨论后应该是用中央电台发出的。而张国焘的南下电令，显然是陈昌浩、徐向前前敌总指挥部的电台接收的。至于这两封电报同时于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发出，纯属巧合，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而，我们认为徐向前的这个回忆在顺序上颠倒了，似与事实不符。 九月九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并致徐向前、陈昌浩，指出：“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前所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46]这是中央据陈昌浩报告张国焘九月八日二十二时致陈昌浩、徐向前南下电令后给张国焘的电报。在这个电报中，中央批评张国焘南下“完全不适宜”，表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由于情况紧急，中央在这个电报中表示的对北上坚决果断的态度前所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北上胜于西退，西退胜于南下。因而为避免张国焘南下，在东进不利时，中央给他提出了一个暂时西退的机会。 九月九日，张国焘给陈昌浩、徐向前发电，“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47]这就是九九密电。那么，九日中央致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与九九密电相比，从时间序列上又是那一个靠前，那一个靠后呢？我们现在没有找到文字上的可靠证据，但是据我们考证应该是九月九日中央致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电报在前，九九密电在后。正是由于中央九月九日致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表明了对张国焘南下电令的坚决反对态度，所以张国焘为了能够南下，才单独给陈昌浩、徐向前发九九密电，要他们为了“南下”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我们看到，中央九月九日致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电报关于南下的强烈反对态度，成为引发张国焘九九密电的诱因，同时也正是九九密电中的为“南下”而“彻底开展党斗争”引起了中央的警觉和不安，这个电报又是张国焘单独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而陈昌浩、徐向前也没有像他们收到九月八日二十二时电报后及时向中央报告这个电报，因此毛泽东在得到叶剑英的报告后，才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紧急磋商，大家一致认为争取张国焘北上已无可能，且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于是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由此我们说九九密电是引发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导火线。关于九九密电问题下文还有详细考证。 就在中央准备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出发之际，九月九日二十四时，张国焘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其南下主张，电报称：“（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是[有]续增可能。（乙）左路二十五师、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丙）1、向东突出蒙[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下[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路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西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亦甚无益。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48] 首先我们看这个电报和九九密电都是九日发出的。不过，这个电报是发给陈昌浩、徐向前并致中央的，而九九密电则是专门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那么，这两个电报既然是同一天拍发，在时间顺序上那一个靠前，那一个靠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电报是九日二十四时发出，而九九密电收到的时候，陈昌浩尚在开会，从叶剑英将密电报告毛泽东，及毛泽东与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到晚上毛泽东征求徐向前南下意见，而后毛泽东等人又到周恩来驻地开会，我们从这个时候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推测尚在白天。同时，如果九九密电也是在九日二十四时发出，中央是根本没有时间就北上进行磋商与准备的，这就与我们了解到的事实不符，因而我们说自然是九九密电在前，九日二十四时电报在后。 在张国焘发出九月九日二十四时电报时，他还不知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在这个电报中，他讲了反对北上的理由：北上对敌作战没有胜利把握，部队减员过多；在夏、洮流域及往东作战能否顺利打开局面，站稳脚跟，信心不足；不然，背靠黄河，又失南返时机，地形极为不利。然后，又讲了南下的好处：南下川敌弱，好打；我们又可利用川敌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打开局面；南下，粮房不缺，又可收容病号，配合红二、六军团作战。因而他提出右路军以一部诱敌北进，主力则乘势南下。当然，如果客观地说，张国焘的这个电报也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当时，张国焘之所以能够南下，直至另立“中央”，原因极为复杂，其中一点就是张国焘南下与毛泽东北上各自陈述的原因在当时那种场景下，别说一般的指战员，就是不少高级领导干部也是懵懵懂懂的，难辩是非，不过是按以前的组织隶属关系行事吧了。北上与南下，靠争论是难以分出上下的。只有靠北上与南下的实践，才是判断北上与南下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 在陈昌浩、徐向前收到这个电报后，据徐向前回忆：“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我不愿意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他去中央驻地反映我们的意见，回来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49]在徐向前回忆录中，这一回忆是放在他和陈昌浩于九月九日二十四时收到张国焘的电报后，显然是说在他们收到电报后向中央反映的情况。在这个回忆中，也似乎是说在收到张国焘的这个电报后，他们才决定跟随张国焘南下。我们对前面的引文分析后认为，陈昌浩至少在九月八日晚中央为讨论七人联名电报召开的会议上，就对北上已经动摇，倾向于南下。在九月八日二十二时收到张国焘的南下电令后，就已经坚定了南下的决心。陈昌浩之所以挨了中央的批评，当然是因为陈昌浩同意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而并不是他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的南下电报。我们分析后认为，徐向前回忆的陈昌浩挨了中央一顿批评，似乎应该是向中央报告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张国焘的南下电令，而不是九月九日二十四时收到张国焘的电报去向中央反映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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