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面我们作一点考证。因为陈昌浩、徐向前收到张国焘九月九日二十四时电报时，已是午夜，而这时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以就周恩来、王稼祥开会为名住在彭德怀的三军团驻地阿西，[50] 从徐向前的回忆看陈昌浩是见到了中央领导人，还挨了批评。虽然陈昌浩驻地巴西与阿西相距不远，陈昌浩向中央反映情况就要赶往阿西，况且在陈昌浩去了以后，还要和中央领导人进行谈话，这都需要时间。而中央应是在陈昌浩从阿西回来以后才率领红三军团北上的。可是据叶剑英回忆，他带领居住在前敌指挥部的军委纵队于凌晨二时出发北上，天快亮的时候才追上了彭德怀的三军团。[51]由此我们判断中央率领红三军团北上出发的时间比叶剑英还要早，在陈昌浩前去红三军团驻地阿西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时候，而中央及红三军团这个时候正在准备北上，甚至已经出发。刚才是我们从时间上进行的判断。下面我们从九月九日二十四时电报的内容上再作一点分析。张国焘在这封电报中主要谈得是北上的困难和他主张南下的原因，希望中央同意他南下的主张，和他一同南下。此外，这封电报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把这封电报和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张国焘给徐向前、陈昌浩发的南下电报比较一下，这封电报还不如九月八日二十二时的电报重要。因为在九月八日二十二时的电报中张国焘首次对右路军发出了南下电令，而这封电报不过是对他主张南下和反对北上作了一些分析而已。因而，我们认为从电报内容上看在已到午夜的情况下，陈昌浩收到这封电报后似不值得再专门到阿西去向中央反映情况。由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陈昌浩收到张国焘九月九日二十四时电报后，向中央反映意见，似不确，徐向前的这个回忆可能有误。 那么，徐向前南下的态度是什么时候确定的呢？我们从前面引用的徐向前的回忆中看到，在九月八日晚中央为致张国焘七人联名电报召开的会议上，徐向前对南下问题没有表态，这说明他自身尚在犹豫之中。毛泽东获悉九九密电后，这天晚上征求徐向前意见时，他才确定南下。据徐向前回忆：“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去。”[52]张国焘要南下，徐向前不愿意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然也是要南下了，徐向前是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南下立场。 据徐向前回忆：“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一军团已在俄界），速出甘南。他们于九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我们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了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亲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队伍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八日南下电令。陈昌浩决心南下，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警卫员，骑着马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53]我们看到，徐向前这段回忆，反映了自己的所思所想，坦露了自己当时矛盾的心情，是很真实的。从回忆看，当时他对中央没有通知他们就北上也有几分埋怨情绪，但是在维护红军团结，防止出现红军之间的自相残杀方面则是坚定不移的，当然他对自己在当时防止矛盾激化所起的作用也进行了恰如其分的估价，对陈昌浩当时所起的作用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对自己当时没有及时跟随中央北上“终生抱愧”，体现了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总结历史方面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他逼真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场景，对自己处在中央与张国焘斗争风头浪尖上的为难处境及矛盾心情的展示，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是令人难忘的，也是很难得的。但我们也不能不说，他在回忆中回避了九九密电问题，在对九月八日至十日这两三天的回忆中，在史实材料时序的运用上有错乱的地方。比如他在回忆中说中央北上他们凌晨才知道，又说九月十日早晨起床后，底下才来报告，显然凌晨和早晨并不一个概念，早晨是天亮了，而凌晨则是天未亮的时候。其实，对于中央北上陈昌浩和他在至少九月十日凌晨四时前就已知道了，这有张国焘在九月十日凌晨四时给中央的电报为证。在左路军的张国焘显然是得到他们报告的消息后才知道中央北上的，这些在徐向前回忆录中似缺乏一个明晰的交待，这就不免令人产生几分遗憾，我们在本文的研究中对此作了一定程度的辩析和纠正。 张国焘很快知道了中共中央先行北上的消息。九月十日凌晨四时，他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并转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54]我们看到，九月四日凌晨四时张国焘就中央北上问题发出致中央和红一、三军团领导人的电报，身为左路军的张国焘是如何知道在右路军的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消息呢？很显然，是陈昌浩、徐向前在发现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向张国焘报告的。由此我们判断，至少在十日凌晨四时前陈昌浩、徐向前就已经知道中央北上的消息。张国焘在这个电报中，用语还算平稳，没有刻意指责和威胁中央，还是希望争取中央及红一、三军团南下。那么，张国焘在得知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他的真实态度如何呢？当然，毫无疑问他是反对的，但他以何种方式反对呢？他身在左路军，一时鞭长莫及，但是他还是可以指示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采取措施的。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右路军中的陈昌浩、徐向前在向张国焘报告的同时也会请示应对此采取什么措施。我们现在虽然尚未发现在得知中央北上后，陈昌浩、徐向前与张国焘在对中央北上应采取什么措施方面的史料，但是我们可以经过分析来推断出张国焘这时的态度。既然在至少九月十日凌晨四时前陈昌浩、徐向前和张国焘均已知道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的消息，当时中央及红三军团尚没有脱离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警戒范围，如果张国焘要武力阻止中央北上的话，他是有机会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从陈昌浩最终是派出李特带着一些人“劝说”中央南下来看，可以推测当时张国焘虽然对于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极为不满，但并没有做出武力迫使中央南下的决策。虽然张国焘擅自南下，搞分裂直至另立“中央”极为错误的，但在这点上我们对张国焘的作法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李特追来以后，不听毛泽东劝说，大吵大闹，就连李德也看不过去了，他仗着共产国际顾问的身份，再加上自己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上去就把李特抱着弄出几米开外。当时在场的伍修权有段回忆：“一天早晨，毛泽东同志和叶剑英、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一起商量继续北上，我也在场。正谈话时，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他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劝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很冷静，让他到旁边的一座教堂里去坐下来谈。李特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毛主席还是规劝、开导他，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是李特就是不听，强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最后毛主席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有重新会合的机会。毛主席又到外头对部队说：‘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也可以回去。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当时有的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生气。毛主席还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55]李特送来陈昌浩给彭德怀的一封信，毛泽东让彭德怀打了收条。在这封信中，陈昌浩诱劝彭德怀“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内幕”，“立即率队返回阿西”。[56]，遭到彭德怀的拒绝，李特带着红军大学中大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南下了。红军就这样以北上与南下为标志分裂了。 九月十日当天到达达拉界，中央政治局发出在阿西所拟的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指出：“（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屡次决定及电文。（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57] 在中央北上后，仍然在极力争取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北上，并对中央直接指挥右路军的原因以及指挥程序上的变更予以说明，因而才给徐向前、陈昌浩发了这封电报。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央北上的主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九月十日，中共中央还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目前形势完全有利于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饿挨冻，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持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58] 中央也是抱着希望尽力争取张国焘北上的，向他说明既是暂时西退也是优于南下的，又一次向他断喝南下是绝路。 九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其内容与九日致张国焘并致徐向前、陈昌浩电基本相同，电报指出：“阅致徐、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59] 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电报指出：“（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导，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60]我们看到，中央仍然称张国焘张总政委，暂时并没有因为他擅自南下撤销他的职务，开除他的党籍，这对于以后争取张国焘是有利的，也显示出毛泽东是慎重的，深谋远虑的。 九月十二日，张国焘致电中央，指责说：“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声称：“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同日，他还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诱令红一、三军南下。电报称：“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请诸兄其细思吾言。”[61]我们看到，张国焘在批评中央，为自己的南下主张辩护，同时还想诱使红一、三军团南下，架空中央。当然，这只能是水中捞月而已。 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再次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调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二）中央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五[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挥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刘。立复。”[62]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在电报中明确指出了红军分裂的原因和责任问题，对张国焘做出严厉批评，并指出了南下的极端危险性，再次要求张国焘率领红军北上，并说明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将率红一、三军团担负起开路先锋的重任。 通过以上对引用的文献资料的相关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的分歧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就已存在。会师后，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努力下，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一度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因而中央和张国焘才就北上方针暂时取得一致意见。但随着红军的北上，张国焘在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方面态度消极，带领红四方面军向北缓缓移动。松藩战役计划的流产说明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仍在动摇，夏洮战役的制定及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左右两路军的组成，说明中央仍在争取张国焘北上，而张国焘对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上仍处于犹豫，徘徊的状态，尚未最后拿定主意。九月三日至九月九日，是张国焘决定南下并付之于行动的时期。九月三日电报表明张国焘已经决定南下，九月五日电报表明张国焘已经将南下命令在左路军开始实施。九月八日电报强制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南下，同日又命令右路军南下，九月九日电报指示陈昌浩等人为“南下”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此时，张国焘将自己南下的决策已在左右两路军全面实施，以自己个人的决定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才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2、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原因的深层分析 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毛泽东主张北上东进，张国焘主张南下西退的深层原因。 （1）认识的分歧。由于毛泽东和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红军战略发展方向及敌我力量对比认识的不同，才产生了战略方针的分歧。这种认识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面临的形势认识的分歧。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也退出湘西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当时毛泽东和张国焘对主力红军长征后革命处于低潮这一点的认识上是一致的，但对当时低潮所处的程度以及摆脱低潮方法的认识有所不同。毛泽东敏锐地看到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日益逼近，将会带来国内政治形势的一个巨大变动，这种变动就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创造机会。由于日军是从东北而来，党和红军向北向东发展，就可以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担当起抗日的重任，极早摆脱低潮，迎来革命的高潮，从而在抗日的烽火中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地发展壮大。如果党和红军长期处于西南一隅，不但使我党在未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难以起到领导作用，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也失去了发展壮大的机会。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有十万余人，红军集中力量向北，并且开展攻势，创立川陕甘根据地是有保证的。这也是北上抗日开辟根据地的重要条件。张国焘这时对形势的看法比毛泽东要严重得多，而且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基于这种认识他主张党和红军应该继续实行战略退却，使党和红军远离中国的中心区域，处于偏僻地区，以达到保存主力的目的。南下西退就是这种战略退却的具体表现，也是他这种悲观看法的具体表现。 ②敌人力量的强弱决定红军战略发展的方向。正是对北上和南下红军所面临的敌人力量强弱认识的不同，才产生了毛泽东和张国焘在红军进军方向上的分歧。毛泽东认为，中央红军就是从南面转战过来的，国民党追剿军在南方建立了坚固的工事，红军很难突破。在西南三省，川军的战斗力是最强的，而且川军经过激战也基本完成统一。如果红军局限于川康偏远地区，就难以得到发展，有所作为，甚至有可能被国民党军队利用那里的有利地形，将红军围困起来，逐渐缩小包围圈，直至将红军消灭。而南下的红军要避免这种情况，想得到发展，就必须占领成都平原等富庶地区，而这是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的命根子，是他们拚死命要保住的地区。如果红军只是路过而不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四川军阀处于保存实力的目的，也处于防备国民党中央军的考虑，一般不会拚死抵抗。但是也要看到，蒋介石与四川军阀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是在消灭红军方面又有着一致性。当红军的发展威胁到四川军阀在川统治地位的时候，处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四川军阀与蒋介石的中央军都会主动调整彼此关系，协调一致来对付红军，这样红军也就失去了利用蒋介石与四川军阀的矛盾以求发展的条件。红军如果南下在四川腹地建立根据地，就势必会以长期征战的疲惫之师，与以逸待劳的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去争夺成都平原等富庶地区，而当时红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尚未有歼灭川军与在川国民党中央军的把握，因而这就给南下带来巨大的风险。北上要建立的川陕甘根据地，位于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的交界处，敌人力量薄弱，有发展的空间；西北军阀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以利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因而红军要北上，在西北地区谋发展。毛泽东正是基于对革命发展前景的这种估计，同时又鉴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力量增大的现实情况，才主张向着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向着东北迎着日军进攻的方向前进，这样党和红军就能够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不断地发展壮大。但张国焘在对总体革命形势悲观估计的情况下，对西北自然条件的恶劣看得过于严重，对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部的战斗力有过高的估计，因而导致避开胡宗南部作战的思想产生，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力量大增，北上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缺乏信心，这是他对北上持怀疑态度的重要认识根源。张国焘过去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川军多次交手，从过去的交手中使他并不太看中川军的战斗力，因而导致张国焘在南下向着四川军阀的腹心区域冲击时，对川军誓保成都平原“生命线”的决心认识不足。正是这种不足才导致他产生对川军与红军实力对比判断上的失误，呈现出对革命形势悲观主义笼罩下的冒险主义，使他轻率摆出和川军决战的架势，提出“打下成都吃大米”的口号，这最终给张国焘的南下带来巨大挫折。这是张国焘主张南下的一个心理动因，也是导致其南下失败的一个重要认识根源。 ③关于对在何处建立根据地认识上的不同。毛泽东认为，建立根据地必须要有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必要的条件，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既使建立起来也是很难存在下去的。当时红军处于川西北，从中国本土来看，处于西南一隅，经济落后，人口稀少，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又一时难以消除，虽然从保存实力角度看似有可取之处,但从发展角度看，这个地区并无发展潜力。且长期困守该地，有坐吃山空，力量耗尽之虑。因而红军南下，如果仅仅局限于川康偏僻区域，则难以得到发展壮大，会在西南落后地区自生自灭，主力耗干。由此得出结论南下或西退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党和红军要想对中国的政局发生影响，并进而发展壮大，就必须脱离该区域，向北向东发展，接近乃至进入中国的腹心区域，去为人民争天下。川陕甘地区和川康地区相比，多是汉人居住区，经济条件较好，人口较多，兵员及物资易于补充；且地域广阔，有回旋余地，不易遭敌封锁，有战略退路，这是根据地建立的有利条件。而张国焘的认识却相反，他认为南下是能够建立根据地的，鉴于红四方面军多是出自川陕根据地，南下建立的根据地离川陕较近，从饮食上说也是多以大米为主食，更适合南方人的习惯，据他了解南下粮房不缺，且又可收容北上以来的伤病员，因而他认为应该南下西退。他认为北上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不成熟，过千里草地，粮食匮乏，生病的较多，会造成更大减员，他对北上能否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信心不足，表示怀疑，因而对北上东进持保留态度。我们看到，在北上南下，东进西退问题上毛泽东和张国焘有着相反的认识，双方也为此进行过探讨与争论，都讲出了想说服对方的不少理由，但是也都没有说服对方。那么，到底谁的意见正确呢？我们不能作事后诸葛亮，而要还原于当时的具体场景。当时前途茫茫，到底向何方才为正确，不仅一般的干部战士，就是不少高级领导干部也是难知其所以然，只有真知灼见者才能有所察觉。因而，北上和南下正确与否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到证明。应该说，在革命队伍里，有认识分歧是正常的，经过平等地开展党内民主讨论与协商，以少数服从多数，也是不难取得一致意见的，至少不会出现后来发生的分裂事件。但认识的分歧与实力的差异及利益纠葛交织在一起，就会使这种认识分歧激剧恶化，最终酿成了北上和南下的分裂事件。 （2）张国焘争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失败成为诱发他再次南下的重要原因。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看到，在两河口会议后，直到九月三日张国焘基本上是消极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北上一直持犹豫和观望态度。自从张国焘在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上谋求控制红军和党的领导权的意图落空后，张国焘又开始主张南下了。本来，张国焘对南下还是北上并没有一个明晰的态度。在两河口会议上，他又原则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张国焘攫取党和红军领导权的意图得以实现，张国焘可能在南下西退问题上不会采取如此果绝的态度，或许还能够对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的利害得失进行深入思考，正是因为在党内斗争中争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失利，才促使张国焘想依靠自己力量对比上的优势，通过再次提出南下问题来攫取领导权，这样就使南下问题最终演化成一场关于中央决策权的斗争。南下问题又重新成为当时党内斗争的焦点。张国焘在争夺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有两种选择：一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切按中央的意图办事。这对于自侍在党内资历颇深，功劳很大，野心膨胀，同时红四方面军在当时占有绝对优势的张国焘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既然很难接受，那就要另辟蹊径，寻找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方法。二是利用自己在党内和军内已经取得的权势，同时利用红四方面军在红一、四方面军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擅自命令红军南下。张国焘的南下违背中央方针，但他却以总政委的名义对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采取强制措施，迫使他们南下，以保证他的南下命令在整个左路军能够贯彻执行。他对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南下是有把握的。鉴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部队的历史渊源，又同在右路军，因而中央可以直接指挥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所以张国焘对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南下是没有把握的，这才使他在给陈昌浩、徐向前的电报中提出要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同时，为了防止局势失控，也为了防止在党内斗争中留下把柄，给自己预留退路，张国焘用了 “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术语来使陈昌浩、徐向前执行他的南下命令。关于“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含义、方式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他却没有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这样既给陈昌浩、徐向前处理中央北上问题以自由权力，同时也为以后一旦出现关系恶化导致严重后果（例如红军兵戎相见）时利于自己逃避责任。这显示了张国焘圆滑的处世哲学。张国焘深信，只要红一、三军团被他拉住，那么中央就难以单独北上了。因为脱离部队的中央是难以存在的，尽管张国焘令陈昌浩做了许多手脚，但是最终也没有拉动红一、三军团。张国焘在这个时候提出南下方针，并采取不正当的方式迫使中央接受其南下主张并付诸实施，就是想要以此开辟一条夺取中央权力的新路，为自己以后夺取中央权力创造必要的条件。 （3）张国焘想通过自己提出的南下西进方针迫使中央接受并付诸实行，以此为突破口，在事实上获得中央决策的主导权，以利于他最终掌握中央权力。应该说，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毛泽东与张国焘就战略方针是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主要是认识的不同。从两河口会议直至九月三日张国焘决意南下，在战略方针方面的认识分歧逐渐淡化，这种斗争更突出地表现在围绕中央决策权进行的斗争方面，也就是毛泽东维护中央决策权和张国焘争夺中央决策权的斗争。本来，北上方针是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集体通过的，张国焘作为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有责任负责落实中央政治局北上的决策。在未经中央政治局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改变中央政治局北上的决策是错误的，是违犯党的纪律的，也是作为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严重失职。但张国焘就想以此为突破口，利用自己担任红军总政委的有利条件，同时利用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优势，迫使中央和红军接受并施行其南下主张，通过南下主张的施行，使自己南下的方针最终上升到决策地位。这样随着自己主张的南下方针被中央接受并付诸于红军施行，那么他就在事实上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态势。张国焘这样就以一个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总政委身份改变了中央政治局集体通过的北上决策，这就严重破坏了中央的权威，提高了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影响力，打开了攫取中央权力的大门，成为他攫取中央权力的重要一步。因而，张国焘才不惜违犯党内程序，强迫中央接受其南下主张，以期实现他在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上攫取中央和红军领导权失利后想通过南下迫使中央向他交出领导权的企图。 （4）张国焘在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利后，他想通过施行自己主张的南下方针，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南下的胜利来为自己在党内斗争中赢得优势，实现他夺取中央决策权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上张国焘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利后，他并不罢休，仍在积极寻求夺取中央权力的新途径。中央主张北上，他主张南下，而且利用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及所掌握的军事优势，迫使中央接受其主张，然后再通过南下军事上的胜利，建立根据地，打开新局面，不但以此来证明自己南下主张的正确，而且还可以提高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增强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影响力，为自己在党内斗争中赢得更大的发言权，直至实现控制中央领导权的目的。其实，我们看到张国焘决定南下给他在党内斗争中带来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张国焘在这里走得是一步险棋：一是严重违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依靠自己掌握的军权向党提出挑战，也就是毛泽东说的“用枪杆子来审查中央路线”，这已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二是他采用不正当的方式来实行南下方针。南下方针的实施可能出现两种结果：如果胜利了，就会给他带来荣耀，为他在党内斗争中赢得有利态势；如果一旦失败，会严重破坏张国焘的声望，消弱他在党和红军中的权威，给他在党内斗争中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给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带来的打击是空前的。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在党内颇有资历的张国焘，也非常清楚自己这样违犯中央政治局决策，主张南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因而张国焘在南下后，倾他所指挥的红军全力向川军采取主动进攻态势，执行南下方针是积极的，卖力的，与他此前对北上的消极观望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张国焘所受到的压力是沉重的，既有党内斗争的政治压力，也有南下作战的军事压力。因为张国焘知道唯有军事斗争的胜利，才可以不但化解自己面临的党内斗争的政治压力，而且还成为自己今后进行党内斗争的筹码，并进而为自己在党内斗争中赢得有利态势。因而我们看到张国焘就将自己在党内的政治生命押在了南下军事行动的成败上，他想以军事上的胜利来证明自己南下主张政治上的正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的斗争是复杂的。既有认识上的分歧，也有利益上的差异，这种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斗争，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最终不可调和地演化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张国焘却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北上还是南下，到底向那个方向才是正确的，还有待于实践的验证。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北上与南下的路线，就雄辩地反映出毛泽东与张国焘政治上的远见与短视，并对以后的党内斗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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