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六月中旬到九月初，张国焘在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方面步步进逼，他抱着掌握党中央和红军领导权的希望，在自然条件恶劣，粮食短缺，敌人调动频繁，军情紧急的情况下，带领红四方面军缓缓向北移动。正是这种缓慢的行军速度，才导致不断失掉战机，增加了红军以后作战的困难。通过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张国焘没有达到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的目的。张国焘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又不甘心放弃对中央领导权的争夺。因而，想通过南下来迫使中央改变北上方针，从而事实上操纵中央决策权，达到夺权的目的。 2、张国焘向中央夺权的原因分析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从主观上看张国焘具有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动机。应该说这种动机很早就存在，并非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才产生。这表现在他从中央到鄂豫皖根据地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就是要筑固他个人的统治地位，肃反的严重扩大化也与此有关。从他在红四方面军实施家长制领导到想要夺取中央领导权，这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但是仅有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动机，如果不具备实施的条件，也难以成行。张国焘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看到红一、四方面军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损失严重，而红四方面军不断发展壮大的事实，使他认为这是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有利条件和机会。过去潜伏于头脑中的野心急剧膨胀，开始了夺取中央领导权的行动，最终导致了红军分裂，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 现在我们首先分析张国焘向中央争权的原因。 （1）张国焘具有攫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张国焘的野心并非会师的时候才产生，而是在此前就已存在。不过以前由于条件不具备，这种野心只能潜存于心中，没有表现出来而已。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面对红一、四方面军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张国焘认为具备了实施的条件，出现了攫取中央领导权成功的可能性。这种野心就逐渐表现出来，并付诸于行动。与此相对照，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当时以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整编的陕甘支队才七、八千人，和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人数差不多。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立即将指挥权交给毛泽东。虽然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也是从张国焘经营的鄂豫皖根据地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这与张国焘向中央争权相比，真是风格迥异，大相径庭，泾渭分明。两相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徐海东对党中央的赤胆忠心，而张国焘却是意图攫取中央领导权，野心勃勃。应该说，出身于那个时代的人，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和个人独特的经历，多多少少受到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不少见。关健是要清醒意识到这种思想意识的危害性，努力加以克服，防止这种思想意识的蔓延扩大，导致自己最终走向深渊。对于张国焘的这种行为，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张国焘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党性修养不高，个人主义严重，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他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不是为实现革命的理想而奋斗，而是具有浓厚的功利意识，想通过参加革命为自己谋取利益，获得比较高的职位，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贪婪享受。这些因素只不过是萌发张国焘野心的温床，并由此成为他向党要权的内在动力。单有这种野心，如果没有适宜的条件，一般也不会酿成大的变乱；但是如果一旦条件适宜，这种野心就会迅速膨胀，并转化为实际行动，从而酿成严重事件。具有这种野心的人，如果地位越高，掌握的权力越大，造成的危害也就愈发严重。因而我们说，张国焘之所以伸手向党要权，首先产生于他内心深处的思想动机，这种思想动机是个人功利主义思想意识的外在表现。正是由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有了适宜的条件，所以这种潜伏于内心深处的动机才最终转化为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直接行动，并由此酿成了严重后果。 （2）张国焘认为凭自己的资历和贡献，也有资格夺取中央领导权。张国焘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中共一大代表，中共建立后长期在中央任职。从在中央高层任职的期限和资历上来看，张国焘觉得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很难与他相比。张闻天、博古是在一九三一年六届四中全会后才到中央工作的，根本无法与他相比。周恩来虽然在中央高层任职的时间较长，但张国焘却是在建党初期就在中央长期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领导人，相比之下，仍然没有他资格老。毛泽东虽然同他都是中共一大代表，但毛泽东只有在中共三大短时间内一度成为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在中央高层的任职也没有张国焘时间长。张国焘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后，又经三千里艰难征战，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他领导的红军也发展到八万多人。这个时期的张国焘就由在中央作口头指导工作变为深入中国革命斗争一线从事具体工作的领导人，他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确实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就使得张国焘觉得自己不论从资历上还是从对革命的贡献上，都有资格角逐中央领导权。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张国焘才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想夺取中央领导权。由此我们看到，张国焘在党内高层长期工作以及近年来红四方面军不断发展壮大的事实，成为他要挟党中央，以便最终取代党中央的一个重要依据。 （3）红一、四方面军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更进一步刺激了张国焘觊觎中央领导权的野心，使张国焘想凭借红四方面军的绝对优势，来实现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我们知道，中央红军在出发时，共有五个军团八万多人，此前探路的红六军团和调敌的红七军团共一万余人，留守中央苏区的有一万余人，当时长征前中央红军共十万余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红一方面军有近两万人，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张国焘向周恩来询问一方面军的实力，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72]周恩来曾批评张国焘说中央红军有十万人[73]，徐向前在回忆中也说自己曾反对陈昌浩说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人。[74]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当时张国焘、陈昌浩之所有这种说法，虽然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人数，但他们一直认为中央红军还是很强大的，其码和红四方面军相比在伯仲之间。因而当张国焘听说中央红军的实际人数时，才感到惊讶，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张国焘是个“实力派”，自然有这样一个想法，依靠实力的大小来划分在中央的权限。既然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占有绝对优势，他就想依靠拥有的军事实力，来迫使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将军事力量的对比带进政治局，使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体现出当时红一、四方面军军事力量的对比。张国焘之所以对北上犹豫徘徊，持消极观望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以此来达到这个目的。这是因为既然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占绝对优势，党中央要求北上，自然还是由红四方面军来执行主要任务。既然红四方面军在北上行动中担任主要军事任务，就要按红四方面军在北上军事行动中所承担任务的大小来分割政治局中的职位。至于张国焘反对北上，不愿意让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打先锋，是为了保存实力，固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其主要原因还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谁力量大，谁出力多，谁就应在中央占支配地位。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北上途中要担负主要军事行动，自然在中央应该占据主要领导地位。但当时中央领导职位的分配并未体现出红一、四方面军军事实力对比的差异，因而张国焘就在执行北上方针上持消极态度，软磨硬抗，以期中央能够满足他的要求。当然我们知道，这种典型的以枪来指挥党的作法是错误的。后来毛泽东批评他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恰如其分的。这里我们看到，张国焘是主张用实力来分配党中央领导职位的。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这种作法是庸俗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是严重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应该说，张国焘当时也并非认识不到他这样做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一旦将来斗争失败，这种作法的弊端将会迅速显露，使自己名誉扫地，置于无可立身之境地。但他本来就有夺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自己又是资历很老的党的高级领导人，现在又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此时又有施行夺权的良机，因而这就驱使着他要抗衡到底，直到中央向他交出领导权。那么，张国焘所看中的良机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分析的内容。 （4）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损失惨重，使张国焘认为这是他向中央夺取领导权的重要条件。张国焘曾经说过，现在的中央红军跟自己刚到通南巴时差不多，自己在通南巴经过休养生息后，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领导的红军迅速发展到八万余人。毛泽东一旦找到落脚的根据地，也一定会像自己那样很快发展壮大。因而他认识到现在正是自己获得中央领导权的最佳时机。张国焘多次说，“中央红军的损失应有中央负责”。张国焘还宣扬“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75]陈昌浩说中央红军有三十万，张国焘说有十万，到底是无意为之，还是别有用心，发人深思。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耳闻目睹了红一方面军的现状，这令张国焘想入非非。他想从审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损失惨重的历史出发，来证明中央路线是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已经不适合于继续领导全党全军的工作了。与此相对照，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到川陕后，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状大，直到拥有一支八万余人的队伍。由此论证张国焘执行了正确路线，具有较高的领导能力和优秀的领导素质，并以此说明张国焘具有领导全党全军的资格和能力，为他下一步掌握中央领导权作准备。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以来的惨重损失，使张国焘敏感地认识到，遭受严重损失的红一方面军现状是他向中央发起挑战的一个借口，而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发展状大又是他向中央领导权发起挑战的一个法宝，因而他就想以讨论中央红军损失的原因为突破口，进而论证中央路线错误，达到改换中央领导层的目的。在中央高层工作多年，富有斗争经验的张国焘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这也就诱使他冲向挑战中央领导权的进程中。 （5）遵义会议、会理会议，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内部出现分歧，使张国焘认识到这是他分化中央，调拔利用，取得中央领导权的良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己并派人了解遵义会议、会理会议的情况，搜集材料，先作好对中央及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分化利用的准备工作。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维护了中央的团结和权威。这些分歧和矛盾是在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高级领导层中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分歧的存在客观上对张国焘是有利的。这是他分化中央领导层和争取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支持以求最终夺取中央领导权的一个有利因素。当然这也就更进一步增强了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信心。他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因而有针对性地争取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内部高级领导人的支持，再配以他从外部的进攻，就有利于他夺取中央领导权。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张国焘曾拉拢过红一、三军团的领导人，但他的活动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和红一方面军的主要高级领导干部并没有被他拉动。当然，也有个别干部被他拉动，例如，张国焘后来另立“中央”的时候，就有一位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配合张国焘的行动，来“揭发”中央，支持张国焘。[76]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内部，当时确实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但这些分歧和矛盾在毛泽东正确斗争策略和政策下得到较好地解决，这种较好地解决表现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大家能够采取一致的态度，从而为后来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奠定了坚实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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