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中央具有“左”倾机会主义观点的同志斗争方式不当，强化了张国焘向中央夺取领导权的心理。据杨尚昆回忆：“在两河口会议讨论过程中，博古等几个同志不讲方法和策略，挖苦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麻雀飞到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自以为资格老又有本钱的张国焘一下子跳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你们说我是麻雀，你博古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苏区这么大块根据地都丢掉了；你们打了败仗，不能说要由李德负责，他是外国人，你们都要负责。”“有一次，张闻天写了一篇叫《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内容是阐述行动方针的，说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川康没有出路。文章还没有念完，陈昌浩就拍桌子大骂，话说得非常粗鲁，还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来斗你。闻天同志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为了避免冲突，还是把文章抽了下来。毛主席知道后说：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个文章干什么，一点用处也没有。毛主席对情况的判断是很准确的。”[77]在这个问题上徐向前也有一个回忆：“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作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待毛主席和一、三军团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78]由此我们看到，“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讲究斗争策略，态度偏激，上纲上线，抨击张国焘。一方面刺激了张国焘，进一步强化了他同中央的敌对意识；另一方面，他便以此为借口煽动起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的对立情绪。这样更进一步增加了张国焘对中央的不信任。我们看到，这些过去持“左”倾机会主义观点的同志，主观动机是好的。就是希望树立中央权威，反对张国焘拥兵自重，违反党的方针政策，搞分裂活动。但他们要知道，不是张国焘应该不应该批评，而是如何批评，用什么方式批评，批评到何种程度，才能对革命大局有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鉴于红一、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差异，张国焘拥兵自重，对党中央态度蛮横，当时的大局是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开辟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对张国焘的斗争就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服从这个大局，讲究斗争策略，注意适当妥协和退让，不激化矛盾，防止分裂局面的出现。而具有“左”倾机会主义观点的同志却是从革命热情出发，不考虑当时的大局，不注意斗争方式，结果事与愿违，更进一步加大了张国焘和中央的隔阂，客观上也为张国焘调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对立提供了条件。这是这些同志起初没有想到的。徐向前回忆道：“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后来同彭德怀同志谈起这些问题，他对我说，这是教条主义那些人搞的。会合的时候，毛主席主张讲团结，团结第一，大局为重。我说：要是按毛主席的意见办就好了。”[79]八月十九日，在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的常委会议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在毛儿盖时已经说过，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不指名，不引证。可指定专人搜集材料，研究这个问题。[80]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张国焘的斗争是坚持原则，服从大局，讲究斗争策略，缓和矛盾，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加强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共同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对张国焘的问题留待作历史总结时再搞。而具有“左”倾机会主义观点的同志，由于忽视大局，斗争方式不当，因而这种指责和批评不但不利于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反而增强了张国焘的敌对情绪，刺激了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决心，并引起红四方面军干部的不满，使张国焘有机会制造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的对立，客观上也为其夺取中央领导权提供了条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张国焘本来就有夺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这种野心平时处于潜伏状态，如果没有适宜的条件就难以表现出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为张国焘提供了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物质基础。同时张国焘又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党内高层长期任职，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近年来的转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使他自认为有夺取中央领导权的资格。长征以来，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力量削弱，内部出现分歧和矛盾，以及中央“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批评与指责成为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条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国焘置党的组织纪律观念于不顾，向中央的领导地位发出挑战，实现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标。 3、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方式。 刚才我们分析了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所以才产生了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行动。为了实现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张国焘采取了多种方式来施行，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巧妙斗争下，虽然张国焘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最终没有成功。下面我们就分析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方式。 以“统一指挥”为名，改组中革军委，控制红军领导权。当时处于战争时期，张国焘首先抓得是军权，红四方面军又占有绝对优势，因而张国焘认为自己掌握红军领导权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张国焘想自己首先控制军事领导权，再通过掌握的军权施加影响，进而掌握党中央的领导权，从而达到控制中央领导权的目的。我们看到，张国焘希望自己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这样张国焘就控制了红军的指挥权。并且强调说中央政治局大政方针确定后，给军委以独断专行的权力。这实际上就是在张国焘控制军委后，通过扩大军委权力，挑战党中央的权威，消弱党中央对张国焘的监督，加强红军对党中央决策的影响力，这样张国焘就有更大的自主权通过红军的行动来贯彻自己的路线，按个人的意志行事。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张国焘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这样明目张胆地提出改变红军指挥机构，这是公开向党要军权。他的目的是清楚的，这种行为是不正常的。但是为了团结张国焘北上，如果不让张国焘担任红军中的重要职务，具有军事指挥权，张国焘是不会北上的。但是鉴于当时的形势，又不能让张国焘控制军事指挥权。因为张国焘一旦控制了红军指挥权，党中央也就成为张国焘的傀儡，下一步就必然要夺取党中央的领导权。这就要妥善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红一、四方面军力量对比面前，同时也为了团结张国焘一起北上，在斗争中在保证党中央对红军领导权的前提下做出适当让步是必要的。毛泽东在征求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后，决定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这在红军中是一个掌握实权的职位，代表党指挥军队，监督党的方针政策在军队的执行，具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的想法是，让张国焘具有军事指挥权，但又不使他控制军事指挥权。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周恩来、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当时增补陈昌浩为军委常委，但仅是五位常委中的一位。这样我们看到在中革军委里面，张国焘虽然处在总政委这一关健位置上，掌握着军队实权，但他的力量并不占优势，没有控制红军指挥权。从芦花会议关于军队人事变动的结果看，张国焘以“统一指挥”为名要求控制军队指挥权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为什么张国焘没有达到目的呢？因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建军原则，因而从组织程序上讲只有党中央才有权决定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任免和调动，毛泽东在军队指挥权限方面虽然对张国焘做出重大让步，但是这种让步是以张国焘不能控制红军领导权为前提的。同时，张国焘在中央又不占优势，红四方面军只有张国焘一个人是政治局委员，孤掌难鸣，因而尽管他在军事力量对比方面占有压倒性优势，迫使中央在军队指挥权限方面做出重大让步，但他却没有控制军队指挥权。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毛泽东的让步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芦花会议后，张国焘同意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但张国焘对夺取红军领导权的失败是不甘心的，随后他又开始了夺取中央领导权的行动。 （2）以“提拔工农干部”的名义，通过提拔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控制政治局多数，力求获得中央领导权。芦花会议上张国焘控制红军领导权的失败，使他切身体会到，只有党中央才能决定军队的重大人事变动，因而不管自己在党内如何颇有资历，在军事力量对比方面怎样占有优势，要想成功就必须控制中央的领导权。自己在芦花会议上夺取红军领导权的失败恰恰是由于在中央的劣势所致，因而大力提拔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使自己在政治局中占有多数，就能够控制中央，那么一切问题就应刃而解了。因为自己的主张以中央名义发布，就不但在程序上合法，而且也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张国焘经过反复考虑后提出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这样在表决时就会形成张国焘占多数的局面。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在这次斗争中，毛泽东的主张是可以让步，但这种让步不能动摇中央的权威和对全党事务的领导权。张国焘关心地是能否取得中央控制权，而取得中央控制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够使自己提名的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能够顺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而这次斗争就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维护中央领导权和张国焘试图取得中央领导权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体现在九名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能否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这个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非常清楚的，心照不宣的。毛泽东在反对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政治局方面是坚定的，但是他采取的策略又是灵活的。在拒绝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政治局问题上，他的话说出来又是委婉的。他首先肯定红四方面军有许多好的干部，又说现在不必都集中在中央工作，地方基层还需要的，又说本来依据党章规定政治局无权决定中委，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决定。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央提拔这几位同志是慎重的，负责的，也是费了很大努力的，如果增补九位同志是很难成行的。因而，决定增补两位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位为正式委员，一位为候补委员。六位同志进入中央委会员，其中三位为正式委员，三位为候补委员。这个决定虽然是张闻天宣布的，此前中央几位常委一定对此交换过意见，并征取了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大家取得了一致看法。后来，在张国焘坚持原意的情况下中央又作了一点让步，决定进入中央政治局的两位均为正式委员，最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表决通过，由于当时红四方面军仅张国焘一个人是政治局委员，他个人是无力改变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决定的。这表明张国焘想通过以“提拔工农干部”的名义让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政治局以求改变政治局力量对比，进而达到控制中央的目的化为泡影。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努力又失败了。我们看到，这次失败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次失败最终坚定了张国焘南下的信念，张国焘就以总政委的名义公然违背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的北上方针，擅自命令红军南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迫使中央向他屈服，承认他的决策地位。这种行为是违犯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因而不但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在党内斗争中也是不正当的。这也是张国焘在采取正常方式攫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采取的又一非正常手段。 （3）张国焘以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突破口，损害中央权威，破坏中央领导人的威信，以促成中央领导层的更替，为夺取中央领导权创造条件。从过去党的历史看，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是由于路线错误而下台的，因而此时张国焘提出党的路线错误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这里关健问题不在于党的政治路线究竟有无错误，而在于提出路线错误的动机和时机，张国焘显然是以纠正党的路线错误为名，进而变动党的中央领导人，以达到自己成功控制中央的目的。当张国焘从周恩来口中知道中央红军的人数时就开始打这方面的主意了。张国焘想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及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损失的分析中，来论证中央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为现任中央领导人下台寻找历史依据。从批判错误的政治路线出发，进而促使中央领导人的更替，以便使自己顺理成章地掌握大权。这就是张国焘否定中央政治路线的根本用意。在批判中央路线错误的同时，从自己率领的鄂豫皖红军长途转战到达通南巴，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将红军发展到八万多人的史实，来论证自己执行的政治路线正确，把自己装点为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张国焘就从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历史中来寻找自己夺取中央领导权的依据。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想从目前红一、四方面军实力对比的现实出发，进而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两支红军发展历程的比较中演绎出两条不同的路线，再从对两条路线的比较中寻找否定现任中央领导人，有利于自己获得中央领导权的依据。张国焘清算错误政治路线，自然就要清算到王明集团的人身上，想以此打开改组中央领导层的缺口，由此深入下去进而更换中央领导层，建立以张国焘为核心的中央。毛泽东当然洞悉张国焘的用意。毛泽东这个时候仍然是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和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这样做并不是认为这个政治路线正确，而是认为纠正政治路线的时机尚不成熟，过早地清理政治路线会使党陷于分裂，不利于开展对敌斗争。当然还有策略的考虑，也就是保持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团结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原王明集团的成员开展同张国焘的斗争。因而，毛泽东主张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军事路线错误已于遵义会议得到纠正，这样既驳斥了张国焘要求清算政治路线的主张，又维护了遵义会议的决议和地位。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