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否定遵义会议，实质上是否定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清除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最大障碍。经过党内高层长期斗争的张国焘其实并没有把张闻天和博古等人放在眼里，认为他们不过是打着国际旗号外强中干的“舶来品”，并没有什么力量。当凯丰以《列宁论联邦》来反驳张国焘，大段引用革命导师冗长难懂的话语。张国焘一句“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就在土生土长的四方面军把他们给孤立了。[81]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央主事的是毛而不是张闻天。[82]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所具有的强大竞争力量，才是他感觉到的真正对手。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党内资格颇老的领导人，张国焘虽然比毛泽东在中央高层工作的时间长，现在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比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力量大，但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他领导下创建了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且发展到十万红军，由此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说到底，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川陕根据地也是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张国焘不能不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毛泽东咄咄逼人的威慑力和影响力。这是立足于中国大地，熟悉中国国情，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并从艰难曲折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导人。鉴于当时在中央实际主事的是毛泽东，因而张国焘意识到只有搬倒毛泽东才能顺利掌握中央领导权。而毛泽东是在遵义会议后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的，因而只有否定遵义会议才能否定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由此出发张国焘就首先否定遵义会议的合法性，说自己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不算数。[83]实际上，当时党内有十一名政治局委员，参加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是六名，超半数了，这就是讲得合法性。84[76]因而张国焘的这个观点是毫无道理的。张国焘还通过秘书黄超打探遵义会议情况，为自己下一步活动搜集材料。为否定遵义会议，张国焘还攻击遵义会议采取调和政策，没有纠正政治路线错误。因而，维护遵义会议成果，就成为维护中央领导层团结和稳定，同张国焘进行斗争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遵义会议就成为分歧的又一焦点。毛泽东主张维护遵义会议成果，就是要维护中央权威，团结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维护统一，反对分裂。遵义会议本身是合法的，当时处于策略考虑，只纠正军事路线，而肯定政治路线正确，是为了能够内部团结，一致以敌。如果张国焘一旦否定了本身合法的遵义会议及其决议，从当时的力量对比和政治状况分析，势必由张国焘来重组中央。因而围绕遵义会议进行的斗争，关系到由谁来主导中央领导权的问题。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导人，在张国焘眼中属于在中央有实力的领导人。张国焘想以否定遵义会议为突破口，进而否定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而一旦否定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就意谓着要改换中央领导层。当时以实力计尚没有别的领导人能够和张国焘进行竞争，这也就消除了张国焘夺取中央权力的最大障碍，为张国焘主政中央提供了机会。 （5）拉拢红一、三军团领导人，釜底抽薪，架空中央，为夺取中央权力创造条件。红一、三军团是红一方面军主力，因而红一、三军团就成为张国焘活动的重点。据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回忆：“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我说，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84]当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也回忆道：“我和张国焘是在莫斯科认识的，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时又在一起，对外曾以表兄弟关系相掩护，个人关系还可以。所以在黑水芦花时，他也请我吃了一顿饭。他见面就说：‘老杨啊，你原来是个文才，现在投笔从戎，抓枪杆子啦！’讲了些东拉西扯，不着边际的话，我就礼貌地应付了一下。”[85]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在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有这么一件事，引起我警惕。张国焘想请我和彭德怀同志两人去吃饭。席上，开始他东拉西扯，说我们‘很疲劳’，称赞我们‘干劲很大’。最后说，他决定拨两个团给我们补充部队，而实际上不过是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一千人左右。我们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老总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我说，我也要。往下我再没有说下去，因为那时我脑子里正在打转转。”[86]如果红一、三军团领导人被说服，倾向于张国焘，张国焘就控制了红一方面军主力，本来他就掌握着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那么党中央就会被架空，在张国焘的要挟下，不得不按张国焘的意志行事，难以有所作为。这样中央领导权最终会落到张国焘手中。当然我们知道，张国焘的活动没有成功。但张国焘拉拢红一、三军团领导人，直至控制红一、三军团，这是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方式。既使在过草地的时候张国焘仍然在进行这一方面的工作，以求实现控制红一、三军团。他甚至还想通过对红一、三军团主要领导干部与红四方面军军级干部交流任职的方式来实现他对红一、三军团的控制。据聂荣臻回忆：“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蚕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说话时徐向前同志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说到晚上十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我告诫林彪，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我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命令还没有发出。当时林彪已经有他自己的‘立场’。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这些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87]直到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后，张国焘还发电报和让人写信争取红一三军团南下，使他们摆脱党中央的指挥。我们由此看到，张国焘为了使红一、三军团能够摆脱党中央的指挥，以便自己能够控制红一、三军团，确实是煞费苦心的。前面我们看到张国焘派人给红一、三军团领导人送礼，请他们吃饭，允诺给他们补充部队，称赞他们作战勇敢。我们不排除张国焘这样作客观上起了密切融合两个方面军关系的作用，但他主要用意还是为了拉拢红一、三军团领导人，以便将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控制在自己手中，联系到他向中央要权的一系列事实看，他的这个用意也是很明显的。当然，张国焘是枉费心机的。彭德怀、聂荣臻的警惕性是很高的，并将张国焘的活动及时报告了毛泽东，张国焘的活动更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这种警觉也成为毛泽东后来见到张国焘给陈昌浩、徐向前发的九月九日密电后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原因之一。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夺取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权，张国焘提出“统一指挥”和“提拔工农干部”，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否认遵义会议的合法性，拉拢红一、三军团主要领导干部等方式，以求平稳地夺取中央和红军领导权。但我们看到，这几种方式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巧妙斗争下，先后都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或者放弃攫取中央领导权的企图，接受中央领导，共同北上；或者继续采取不正常的，更为激烈的方式来迫使中央向他屈服，交出领导权。张国焘不甘心于争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失败，依靠自己统领的红四方面军的强大军事力量，决然南下，从而迈出党内分裂的重要一步。 通过对张国焘为什么夺取中央领导权和采取什么方式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分析我们看到，出现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原因是复杂的，张国焘采取多种方式来实现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张国焘的这种夺权活动在毛泽东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高超斗争艺术应对下，最终失败了。正是由于这种失败，所以尽管张国焘将红四方面军带进草地，却又毅然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走上和中央分裂的道路。在张国焘争夺中央领导权失败后，他在对待中央领导权方面有三种选择：①放弃谋求中央领导权，服从中央领导。这在当时拥兵自重，而自认为在党内颇有资历而又野心勃勃的张国焘来说是不甘心的。②采用暴力将中央搞掉，武力夺权。尽管当时张国焘在军事实力对比上占有绝对优势，能够实现其夺权的目的。但在当时党内斗争和政治形势下，既使成功了，也难以形成正统、合法、公认的领导权，以自己的行为将自己宣布为党和红军的敌人，为全党所唾弃，身败名裂。因而这种方法似乎是令人神往的，却是不可取的。③决意南下，与中央分庭抗礼，以实际行动首先推翻中央政治局的北上决策，迫使中央承认其决策权，最终使中央向他交出领导权。张国焘认为北上没有希望，红军应该南下，迫使中央改变北上决策，接受其南下主张。而以张国焘的主张被中央接受为标志，张国焘也就打开了夺取中央决策权的突破口，在事实上开始控制中央决策权。同时，他也想以南下的胜利来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为他夺取领导权奠定道义基础。这样张国焘就通过南下，逐渐实现掌握最高决策权的目的。因而张国焘采取了第三种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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