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基因的争论近期以来争论愈演愈烈，由于崔永元在两会期间的提交了转基因问题，转基因话题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方舟子坚定“挺转”，多数国人已基本习惯，而曾被视为知名“左派”人物的司马南明确站在方舟子一边，认为转基因问题只是一个学术领域的科学问题，却激起千层浪，让很多网友特别是左翼群体无法理解与接受。3月28日，《环球时报》在“国际论坛”版面同时发表刘仰与司马南的文章，激辩转基因问题，二者针锋相对。转基因是否只是一个科学问题？是否要听科学家的？我们来看看。

　　司马南：转基因安全与否要听科学家的

　　转基因产品究竟安全与否?能回答这一问题的是科学家而非他人。转基因安全性评估涉高科技，具专业性，赖制度机制。没有必要的知识储备和专门精深的研究，怕说不到点儿上。虽有发言权，但不能作为决策依据。

　　在需要科学家对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给予有说服力的明确解释时，中国科学家却近似集体失声。此前就转基因科普讲过话的一些科学家被骂得狗血喷头，上书要求加强转基因研究和推广的61名院士被迫匿名。科学家缄默不语，导致公共舆论生态失衡，各种谣言犹如田野杂草疯狂生长：转基因导致不孕不育、白血病、肥胖症、高血压、癌症……社会恐惧心理由此蔓延。

　　强调转基因安全性只能由科学家研判并下结论，是因为安全与否首先是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科学事实判定只能依据客观事实本身，而非民意、道德或天皇老子。

　　科学要发现隐藏在自然中的规律，科学结论应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不能是地域性的，不能带有文化色彩，更不能与某道德或主义媾和调兑。科学惟在求真，求真须握证据，证据须符合可重复可检验的法则，故而某科学家的“独特发现”，在给足相应前提下，必须有其他科学家“共同发现”的印证支持。

　　判定科学证据的法则有某种独特性。人类政治生活中的票决法则、金主法则、丛林法则等，均不适用于判定科学研究中的事实。冷峻的科学只讲证据不讲其他，近代被认为较为合乎情理的“数人头的多数人标准”、“大人物的权威标准”、“诉诸情感的道德标准”等，在科学证据面前同样一文不值。

　　没有比用文化标准、政治标准替代科学标准更愚蠢的了。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布鲁诺被烧死。苏联摩尔根学派和李森科学派之争，有人错以政治标准替代科学标准，用政治家偏好取代科学讨论，给苏联生物科学发展带来灾难性影响。有人以爱国的借口盲目反转，以为道德动机有资格决定科学发现，这是典型混淆不同性质的问题。

　　转基因安全性评估听科学家的，与转基因科研成果如何推向社会不是同一问题。从863立项发展转基因，到每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转基因农业，再到推出转基因重大技术专项，研究上大胆创新与推广上积极慎重并为纲策，虽有质疑但并无不妥。

　　无疑，公众知情权应得到满足，对主管部门的批评监督也是正当的，但建立在谣言之上的恐慌激愤之词远离知情权的本质诉求，将科学家、政府主管部门、监管机构概斥为国外资本帮凶，没有证据支持，也只能姑妄听之。

　　不容忽视的是，公众中基本具备科学素养者比重较低，而科教兴国系既定国策，绝不可改弦更张，向公众讲清楚转基因科学的道理，清理妖魔化转基因的“反智反秩”行为，是一项迫在眉睫的政府责任。▲(作者是北京知名学者)

　　刘仰：科学崇拜也是一种迷信　　.

　　民主与科学是近代中国两个重要概念。一百多年来，伴随实践和了解，人们开始意识到民主的两面性、局限性，对民主的盲目崇拜和迷信已受到反思。但对科学，这种反思是不够的。

　　很多人把科学笼统地当成绝对真理，崇拜科学导致对科学的迷信屡屡出现负面效应，但我们对科学崇拜的负面影响还没有足够意识。讨论科学崇拜产生的迷信，部分是出于当今中国争论不断的转基因问题。有些人拿着科学大棒，将所有质疑转基因技术的言论定为“科盲”、“脑残”。

　　科学是探求真相的活动，人们因此将其置于崇高地位，科学家因而也受到尊重。但追求真相的只是少数科学家，大多数公众只是被动接受科学教育或使用科技成果，科学家与公众的这种分离使科学崇拜有了产生土壤。科学崇拜，就是把一切科学成果或打着科学旗号的事物当成绝对真理而深信不疑，从而心甘情愿将决定权完全交给科学专家。这种状态会造成危害，有几方面原因。

　　首先，发现科学真相与使用科学技术不能完全等同。科学真相有很大一类产生于实验室，那是个相对简单的环境，往往需排除很多干扰才能发现不同现象间的紧密关系。当基于科学真相的科技运用到现实中，环境条件不同，会对后果产生不同于实验室的影响。

　　其次，科学对真相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阶段性的。后阶段的科学认识否定前阶段的结论，在科学史上也并不罕见。例如输血可挽救生命，这是正确的。但早期采用动物血，显然是错误的。后来发展到只用人的血液，现在则还要区分血型。

　　第三，科学在现代受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带来财富，科学家也因此能名利双收。当科学真相的阶段性认识只在实验室里，其危害性较小。但在商业化驱动下，往往会为某种目的竭力推广，从而使其危害性被放大。利用大众对科学盲目崇拜而大肆商业推广，造成各种预料之外伤害的现象，在科技史上不胜枚举。如果仅仅是认识不足还可原谅，但从目前来看，不能排除有意识制造科学假象、欺骗公众的情况。

　　第四，由于公众缺乏验证科学技术的手段和条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科学崇拜心理欺骗公众，以科学的名义践踏民主，其典型就是纳粹的种族主义。它不是真正的科学真相，却打着科学旗号涂炭生灵。它能肆虐社会，原因在于公众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迷信，包括科学家对自己成果的迷信，和将并不确定的科学成果大肆推广的社会活动家对此的迷信。

　　盲目相信科学，本身就不科学。真正的科学态度，不论对于民众还是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宣传者都应是随时保持质疑。以科学的大棒压制一切反对、质疑的声音，绝不是科学态度，很可能会造成危害他人和社会的悲剧。

　　【刘仰注：本文刊于《环球时报》，与司马南的文章针锋相对。除《环球时报》外，环球网、人民网、新浪网、共产党员网、海疆在线网、中国日报网等多家媒体转载此文。】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