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有幸到兰考来，很激动，一是来实地学习纪念真正的共产党人好干部焦裕禄、张钦礼同志;二是向培育两位英雄的伟大兰考人民致敬，为什么兰考出两位人民公仆?是因为兰考穷，穷者思变，要革命，是毛泽东思想和兰考人民共同培育了两位英雄;三是顺便讲点体会，供同志们参考。

　　一、永远纪念

　　对真正的共产党人好干部焦裕禄、张钦礼同志，我相信人民不但过去纪念他们，现在纪念他们，而且会像纪念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一样永远纪念他们。

　　我想，对焦裕禄、张钦礼的先进事迹，在座的比我更熟悉，我不多讲，简单重温一下。

　　1、焦裕禄简介

　　焦裕禄，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崮山乡北崮山村人，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因生活所迫，幼年时代只读了几年书就在家参加劳动。  日伪统治时期，焦裕禄家中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他的父亲焦方田被逼上吊自杀。焦裕禄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又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焦裕禄忍受不了日寇的残害，于一九四三年秋天逃出虎口，回到家中。因无法生活下去，又逃到江苏省宿迁县，给一家姓胡的地主扛了两年长工。从焦裕禄的出身可以看出，他走上革命道路是有阶级基础的。

　　但光有阶级立场是不能成为革命者的，还必须与先进的思想和组织引导才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从宿迁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时他的家乡虽然还没有解放，但是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已经在这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焦裕禄主动要求当了民兵。当民兵后，他参加过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1946年1月焦裕禄于在本村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又正式参加了本县区武装部的工作，在当地领导民兵，坚持游击战争。以后又调到山东渤海地区参加过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曾担任组长。

　　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离开山东，到了河南，分配到尉氏县工作，一直到1951年。他先后担任过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青年团县委副书记等职。而后又先后调到青年团陈留地委工作和青年团郑州地委工作，担任过团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副书记等职。

　　1953年6月，焦裕禄响应党的号召，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参加工业建设。他在这个工厂担任过车间主任、科长。在此期间，焦裕禄还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了一年多。1962年6月，为了加强农村工作，焦裕禄又调回尉氏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兰考县地处豫东黄河故道，是个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患的老灾区。焦裕禄踏上兰考土地的那一年，正是这个地区遭受连续3年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他从第二天起，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

　　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倾盆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成为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

　　焦裕禄对同志对人民满腔热情。他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经常肝部痛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即使这样，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肝部，坚持工作、下乡，直至被强行送进医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他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同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焦裕禄同志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革命精神。1966年2月，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随后，全国各种报刊先后刊登了数十篇文章通讯，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焦裕禄的热潮。焦裕禄成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

　　焦裕禄在郑州医院病逝，埋在郑州郊区，兰考的群众想念他的时候，三五结伴来到他的坟前，哭着扑了上去，两手抓住坟上的硬土枯草，指甲抠出血来。焦裕禄对群众的饥饿苦难超出常人的同情，群众对他的怀念也如此刻骨铭心，体现了鱼水之情，焦裕禄在天有灵，应当笑慰。

　　2、张钦礼简介

　　张钦礼，张钦礼河南兰考南彰乡张庄人。

　　1945年参加革命。1954年兰封考城合为兰考县，当过县长。

　　1957年反右派时，因说真话险成右派;1959年，为民请命，打成严重右倾而免职下放到兰考农村劳动改造。1962年经平反而重回县委领导岗位。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来兰考。张钦礼时任县委副书记。县委分工，由张钦礼抓兰考除三害。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焦裕禄是个好干部，他一到兰考，就发现了张钦礼的冤屈、干劲和才华，和张钦礼结合在一起了。在张钦礼的建议下，焦裕禄大胆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2000多名干部平反，使兰考各级领导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张钦礼又受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规划。焦裕禄和张钦礼齐心协力，带领干部和群众查风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内涝，深翻土壤，治理盐碱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使兰考的自然面貌和农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1965年底，穆青、冯健、周原来采访焦裕禄的事迹，张钦礼就花了大量时间对焦裕禄的事迹做了生动详细的介绍，一介绍就感动了穆青。穆青听后，感动地说："我参加工作28年了也没有哭，这次被焦书记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咱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重新报道焦裕禄。"他们本来是想报道整个豫东灾区的面貌，经过张钦礼介绍后，决定着重报道焦裕禄的事迹。那天晚上7点开座谈会，张钦礼了解得最全面，他一介绍，穆青就开始流下眼泪，晚上谈到后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才作出报道的决定。《人民日报》宣传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发表在1966年初，通讯上把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1966年文革爆发，兰考同样爆发政局动荡。期间张钦礼一度被批斗，但是终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保护下,于九一三事件后，当选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再次带领全县人民恢复了落实蓝图的战斗。

　　从1973年到1977年，是兰考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四年。仅1973年，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条，配套支渠154条，拆除阻水工程164处，共完成1171万土方，基本达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共计19万亩，占沙荒面积的80%治理盐碱地22.7万亩，占盐碱地的86.3%。至此，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大灾害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1973年秋，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商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人花了5天时间考察了兰考的路、河、桥、闸、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饭的重灾区的确成了鱼米之乡、锦绣江南，感慨万千，表扬张钦礼，赞佩焦裕禄。

　　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捕，中国政局大变。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被正式判刑。

　　张钦礼同志刑满出狱后，在耄耋之年，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严肃态度，忍受着心脏病、胃病的折磨，把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坎坷多难的革命历程，如实地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记载，为共和国史特别是河南省国史研究和编纂提供了真实珍贵的资料。张钦礼同志在法庭上、监狱中，都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对妄加之罪一一据实据理驳斥，维护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他对昔日同志挚友中在压力下说假话、违心话，不敢坚持真理的失节行为，不论职务多高名声多大，一个都不宽恕地当面给以辛辣讽刺和严肃批评，充分表现出刚直不阿的共产党人的革命风骨。

　　当时已年近八旬地张钦礼同志，仍未得到平反。没有工资，全靠儿女供给 生活费。患肺癌期间，兰考人民凡是知情钦礼同志病情者，家家牵挂，户户泪啼，成群结队，不远数百里到郑州医院探病者逾两千人。纷纷捐助医 疗费，张钦礼家属一一据收。近年来新闻出版界登门采访者络绎不绝。已先后写出两本十五万字以上的《张钦礼传记》初稿。尽管都为张钦礼同志鸣冤喊屈，歌功颂德，但由于在触及一些历史的关键问题上，怕担风险， 回避事实，均被钦礼同志婉言谢绝付梓。这更显示出张钦礼同志对历史负 责对人民负责，不顾个人恩怨地十的高贵品质。我们相信被歪曲的历史终 有一天要还其本来面目，对张钦礼同志做出公正评价。

　　张钦礼在新安监狱服刑时，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去新安探望张钦礼。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几斤水果糖，去探望张钦礼。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有二十六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为生的兰考农民，相约在同一时间去探望张钦礼。他们能为他带的礼物就是各自买了两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两根油条。监管人员向他们要介绍信，他们说没有，又问他们和张犯是什么亲戚关系，他们说也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们为什么来探望他?”监管人员不准他们进来。四位农民一起跪在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他们说，张钦礼是他们的老县长，他为兰考人民坐监狱，他在兰考时，他们不会向他跪下，现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礼。这位监管人员被感动了，把张钦礼叫了出来。张钦礼看到这四位不相识的农民，每人手中捧着两个夹油条的烧饼，也立即向他们跪了下来。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这表明兰考人民始终与张钦礼心连心。

　　3、我心目中的张钦礼典型意义胜过焦裕禄

　　张钦礼的先进事迹在焦裕禄前就于兰考广为流

　　焦裕禄这一典型形象的保卫者，焦裕禄的素材大部分来自张钦礼，没有张钦礼，焦裕禄这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典型，就会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六十年代，新华社记者曾写过《县委书记的榜样—一焦裕禄》的通讯，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当时中央各部委、各大行政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党委以及无从统计的党组织，作出决定，发出号召，向焦裕禄同志学习。通讯中多处写了张钦礼的事迹，以及他与焦裕禄不寻常的关系，称他俩为“亲密战友”。实际上，通讯的作者之一周原先期去兰考采访焦裕禄的时候，就发现张钦礼的先进事迹早己在兰考广为流传。

　　差一点当右派

　　河南省反右派时，和别的省不一样，它从五七年反到五八年，五八年叫补划右派，中央不承认补划的右派。河南文件上的右派，八万也好九万也好，和实际上的右派数字或按右派待遇而“ 不在册”的右派数字相差很大。改正右派时，这部分“不在册”者的情况最复杂最难办也最惨。有一点可以肯定，河南的右派人数，居全国各省之冠。兰考县不到一千脱产干部却划了三百六十六名右派，原因是赵文甫来到兰考正碰上一张大字报的风波。起因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农村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五七年反右时，开始叫帮助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转入反右时，这些签名者该不该划成右派?赵文甫在县委会上一槌定音：全划。这并不奇怪，河南省很多单位在整风阶段，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转入反右时，凡是用大字报给领导提意见的干部，几乎都打成右派。张钦礼在整风阶段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被群众称为“新包公”。他万万没有料到一夜之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赵文甫的结论他不能接受，俩人之间又一场激烈的争辩。张钦礼说，兰考的干部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抗日时期的;二是部队转业的;三是土改时期的。他们对党并无二心，大字报揭露的都是事实，怎么突然之间都成了敌人?张钦礼痛苦万分。赵文甫批评张钦礼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是为右派鸣冤叫屈。由于赵文甫坐镇兰考，全县三分之一的干部被打成右派。 张钦礼没有戴右派帽子，只是因为当时是抓群众的右派，而他是县长，但也受到降级处分，从此“内部控制使用”。 张钦礼几乎划为右派，是他坚持真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