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人民日报》等三则新闻报道

评三则赞颂反共反社的新闻报道

李甲才

2012年2月11日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毛主席逝世后，被上下内外的大小走资派、反动派和汉奸卖国贼持续破坏、贬损、诋毁得声名狼藉，已几乎成为贬义词，失去了往昔的庄严性和不可触犯性。或明或暗的反共反社成为随意性的家常便饭，以至于反共反社已不感觉是反共反社，同前苏联即将被彻底埋葬前后的1990年差不多。

如果说当年的“反共反社”举措，因为是初始，打“探索完善社会主义”的“理由”能使人相信。几十年过去了，“共社”的内容基本丧失殆尽。再颂扬原来那些反共反社的恶作剧，就是货真价实的反动派了。

（一）

《人民日报》2012年1月20日头版再现吹捧臭名远扬的小岗村的新闻报道，以“小岗摁在大地的红手印”为题，称“小岗村一年更胜一年，去年还没见这么多的小楼房”，言下之意是今年见了。钱是小岗村人劳动得来的吗？文未写。按沈浩在小岗村的状况，输了那么多的“血”，那样的努力都不行，突然拔地而起的小楼群，又不知是哪里的国家资金空投到此？

“近几年，小岗村彻底变了。以前的小道、荒地、茅草屋变成了四车道水泥路，按二连三的店铺和鳞次栉比的两层农家新居……”。以小岗人的刁钻、难缠，毛主席教育了几十年都合不到一起，现在能合到一起修路吗？谁能相信！无偿的钱投到哪里当然好。

手掌大点的文章，“人民日报”5个记者署名，是顾虑人不相信吧！用“以前的小道、荒地、茅草屋”这类带或然性的话来衬托现在。不知是指“红手印”以前还是以后？18个人如在天上看到地下变化的妖怪一样乘势攀上风，抢占主席逝世后的政局变化先机，“分田单干”，捷足先登抢“头功”，自然能看清解散农业社后的“等靠要”良机，躺在反共反社的“功劳簿”上，自有人把钱送来“涂脂抹粉”，遮盖一切丑恶。

“小岗之变从何而来？”“是观念”。是反共反社的观念。“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说”，“小岗的农村改革在叫醒别人后，自己却睡着了，这一睡就是20年”。不是“一睡20年”，是走私有化道路磨蹭了20年，也是倒退无出路的20年。沈浩日记把那里人的劣根性揭示的很清楚。记者灵，只写大包干不说“分田到户”。

我从未反对刁民的说法，确实有刁民。只反感学者、官员把正宗的刁民帽子戴在不该戴的人头上，却给典型的刁民戴上了可以能赖到钱的“桂冠”。屡屡“按红手印”的一些小岗村人不是刁民谁是刁民？

“醒来后的小岗瞪大了眼睛，就要从‘一村’变为‘四村’”。“就是要把小岗建设成为“现代化农业示范村、城乡统筹先行村、制度创新实验村、文明和谐新农村”。这类语句多是骗取国家资金扶持的漂亮说法，凭自己勤劳的双手挣钱办，小岗人干这事？这回又抢到了白拿钱的依据。带头反社得到无本之利，精明超群的小岗人自然会在继续深化上下功夫，不劳而获“赞助”。小岗几十年白拿了多少钱，敢说出来不？全国有几个农村能享受这等待遇？

（二）

同日的该报22版“国际”栏，“中国社科院居亚洲智库排名第一”，篇幅不到烟盒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18日在联合国公布了2011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中国社科院在报告所列的前30所亚洲智库排名第一”，在全球排名二十八。

干了些什么能让美国的智库认可？从理论上支持社会主义能有好评价！1976年后社科院都干了些什么，走资派系列的人、美国人都清楚。多少反毛反共反社的理论根据由此而出，世界上还有那个国家有中国如此之变。全球排名靠后，因为还未在中国干成近似苏联变成俄罗斯、独联体的“政绩”。

美国对中国一贯是只要有真正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时，不遗余力的打击。“中共社”名存实亡之后，便是包围、威胁、攻击、遏制，既要把“共社”的“名存”灭掉，又要取得巨大利益，还要防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采取多种方式，瞄准可以利用的任何对象和机会，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

类似小岗村这样的拙劣典型，社科院就应从初级（一级）和次级（二级）分配关系入手调研，建议党和政府，鼓励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自己创造幸福美好。不宜在政府主导的次级（二级）分配中不断得到无劳动性的补偿，给懒惰狡诈者制造不劳而获的机遇，养成“等靠要”的消极习惯，扭曲、破损全社会的价值观念。

辛勤劳动者在一级分配中难以得到应得的，政府在二级分配中白给式的“惠民”，当然不会惠及到全部。引发全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下降，滋长消极思想。扭转“饮鸩止渴”的不良循环，社科院应发挥理论引导作用。无节制的扩大无劳动性的所得后患无穷。

在全国推行“分田单干”，社科院缺社会发展史方面的理论纠正。历史上什么时候不是分田单干，农民解决了“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悲惨生计？“真理标准讨论”未指明反毛反社实质，现在如用过的废旧包装物扔在破烂堆里一样再不提及。几十年的“改开搞”也不以苏联的结局作经教训借鉴，避免中国重蹈覆辙。陈奎元院长前几年写篇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还有些社科院的科学性。但不提列宁主义，是否因为列宁主义里有“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

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不同的运行规律。英国皇家科学院和社会学机构，美国的各类学术团体，从未见反资本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和学术文章，而“改革”中的苏中都相反，“自家人”反自己。

中央党校也成为反毛反共反社的理论基地，断章取义，屡屡发表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奇谈怪论，常态、习惯性的为反毛反共反社提供理论依据，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不同形式的剥削制度的替代循环。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达到马克思讲的“四个一切”，比以往任何社会变化都要复杂、漫长，各个领域都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搞社会主义与以往任何社会另一个不同的特点是：最可怕的敌人来自共产党内。“搞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最危险的是中央出修正主义”，因而坚持社会主义在特殊时期就十分艰辛、危险。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一样。

在摧毁社会主义的“还乡团”回来了的大局下，多少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送入牢狱，社科院、中央党校“拉马转店”，“人云亦云”随大流也不是奇怪事。人们虽不再半信半疑毛主席反复指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虽不再认为主席把没有的问题凭空放大，但要“翻盘”还一时无能为力。

（三）

本年2月5日华商报B5版转载《同舟共进》中周瑞金文章，“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重弹“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老调，鼓吹“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大胆地试，大胆地创”。

2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不是“吸收和借鉴”发明于西方的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果，而是与此相反，按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方式推进市场经济。终于从政治和经济上“挖空”了毛式社会主义。

回忆“89”之后，新领导人不知底里，发文件“学毛选、搞社教”，大讲反“和平演变”。岂能容下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东山再起”？非常策略又急不可待地到南方的大本营发表谈话。终于将有点偏离“改开搞”航向的大船再次驶入推进资本主义的快速航道。

是的，私有化搞了这么多年，还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毛泽东热”如无声处的惊雷，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是巨大的掣肘，万一翻上来怎么办？似乎与名实相符的资本主义“彼岸”又远了起来。虽然人们当时对毛主席的忠告不以为然，现在有事实证明是走资派、卖国贼了。觉悟、觉醒如燎原之势，搞“顶层设计”又不敢抛弃党票，必然是做贼心虚，只能用权压，压不住怎么办？谁有当年“南方谈话”的实力挽回颓势，怎能不急切企盼？不造舆论、不用别的声音压住怎么能行。

周还是聪明人，深知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自发行动一浪高过一浪，“邓三科”有多大的群众基础内心明白。新资本势力和当年孙中山时代的民族资产阶级差不多，一有风吹草动就纷纷或准备出国外逃，不战而退而溜，靠谁压住阵脚？

谁愿去充当独夫民贼？再来一次新“南方谈话”。“现在的中央灵的很着哩”，不愿意如戈叶一样承担埋葬“共社”的罪责，急盼再一次是痴心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