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利用全球化把新自由主义输入中国 1、新自由主义乘中国“改革开放”之机大举“进攻” 邓小平不懂资本市场是买方市场，盲目、大胆、味地引进外资，他在利用外资之时，反被外资利用，使中国陷入到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资本垄断网中。中一国的改革开放正值美、英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之时，于是新自由主义这条“毒蛇”，打扮成改革开放的“美女”，“救世良方”、最佳的“经济理论”，乘机混入中国大门，被一些辨不清是非的改革家、大冤头奉若神明，一是派出去大批学者、干部学习、取经，回来成为骨干，在他们掌控的部门和地区积极推广，在二是请进来讲学中央党校、主要的学府、论坛等多种场合讲学、作报告，使许多听者中毒很深，大开眼界、解放了思想、跟着大干起来。就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千方百计弄“钱”，钱就是效益，有了钱什么都好办，一时间全国工农商学兵，一齐来经商，共产党员要带头富起来，“万元户”是当然的党员，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被许多人淡忘、抛弃，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许多人的奋斗目标，极端个人主义成为不少人的世界观；“市场经济成为改革的最终目标”；私有化在不声不响中已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被它们改变，一句话：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已逐步实现。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风，这股逆流像洪水猛兽那样和个人的私利结合起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听了，成为短期内难以治癒的顽症。这股逆流，自然受到了党内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的坚决抵制和批判、斗争，但它在走资派的支持下已根深蒂固 。不过广大党员和人民是不会听任新自由主义摆布的，当他们认识到这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撒向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重新压迫、剥削人民的罗网、广大人民成为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时候，必然奋起反抗，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即将到来。 现只举一个新自由主义推销者--张五常在中国如何叫卖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真实例子。下边是吴易风教授写的《张五常热解析》摘录。 张五常，1935年生，1948年在香港上学，1957年出国，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攻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佃农理论》。张五常从美国回到香港（受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头目科斯、 弗里德曼的指派，于70年代末回到香港，任务是就近指导中国的改革，不能排除另一个经济杀手之嫌—引者注）后，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自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张五常把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制度变迁问题上，主要是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中国的制度变迁。 张五常受影响最大的是两类经济学家，一个是美国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诺贝尔奖获得者—引者注）阿尔契安等，一是美国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诺贝尔奖获得者——引者注）等。 张五常说的制度变迁有特定含议，是指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变迁。张用科斯的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在马克思与科斯的一场智力决赛中，无论是逻辑或实证，科斯均全面胜出。科斯从逻辑推理及证实两方面，都否定了以摧灭私有产权来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中国也绝不能例外。” 张五常在《马克思奄奄一息》一文中说，中国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毛泽东思想，“这是崇拜是知识落后民族的特征”。“我一向以为在对中国民生有影响的理论中，马克思的力祸最深…他的分析及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却把理论写得似懂非懂，似通非通。”张断言：“马克思由头错到尾”，“严格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 张五常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他说：“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经用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他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价值论是“基础”，其它理论是“上盖”。“这基础若是清楚地错了，整个马克思理论的‘上盖’就会塌下来”。因此，他着重攻击劳动价值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的进展一日千里”，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他宣称：“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 张五常在一些大学作报告时不止一次地说：“世界上，马克思最蠢。马克思的理论早已盖棺定论，我张五常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钉子而已。”“他不是我杀的，而是你们杀的，我只不过是打上钉子”。 张五常说：举世闻名的“科斯定理”其实就是一句话，“清楚的权利界定（即‘产权清晰’—引者注）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什么是“清楚的权利界定”即“产权清晰”呢？张五常解释说：“清楚的权利界定是私有产权”。他又说：“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权利谁属，只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便会---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正是科斯定理的私有产权清晰论“使举世开始明白私有产权的重要，间接或直接地使共产奄奄一息”。他还说：“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唯一的选择”。 我国出现“张五常热”，实际上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热”，“新自由主义热”。张五常反复宣传的科斯定理、产权清晰、交易成本、产权私有、制度变迁等等，都不是张五常的创造，而是源于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如果张五常的说法有新意的话，那就在于他把美国新制度经济学通俗化、本土化了。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我们这些积极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指少数成为中央改革智囊团的经济学家——引者注）......后来找到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掌握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这才“推动了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制度层面的进展。从那以后，各方面经济制度创新，就成为改革设计和改革实践的中心课题”。他说，是“现代经济学”推进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 正在这个时候，张五常从香港来到内地（有时是陪同弗里德曼来的），主动“送来”了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主动“送来”了经过他通俗化、本土化了的新制度经济学。他的经济散文集一版再版。例如，那本献给他们的老师科斯的《卖橘者言》（香港版），在1984年11月至1994年3月间，就发行了20版，内地的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些书的大部分读者并不在香港，而在内地。只是后来，翻译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多了，人们才越来越多地从新制度经济学原著的中译本中了解新制度经济学。 推动并掀起“张五常热”的少数经济学家，他们很了解张五常，他们赞同张五常的基本观点和基本主张，张五常宣传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他们的智慧之源。他们需要张五常，需要他来完成他们自己不能完成或较难完成的任务。 这些经济学家对张五常的什么理论和主张感兴趣？据研究，他们对张五常说的劳动价值论“一无是处”、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剩余价值论已被打得“片甲不留”、“马克思由头错到尾”、“马克思的理论......从未对过”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人性是生而自私”、“每个人的行为以自私为出发点”、“共产主义错估了人类本性”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一日不实行私有财产制度，就没有可能用市场价值作为衡量标准”、“市场经济是基于私有产权的…这是科斯定律”、“唯有私有产权制度才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私有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唯一的选择”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不管社会主义为何物，以大手笔出售‘国产’的办法来推行私产制”、“取之民为国有，还之民为私有”、“将某些资产干脆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以共产党推行私有制，听来有点矛盾，但权力所在…是可行之道”感兴趣。 明白了这些，自然就明白“张五常热”，从而就明白了“新制度经济学热”和“新自由主义热”的深层原因。（《当代思潮》2003年第5期）。 从上述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张五常和新自由主义的首领弗里德曼多次来华，先后到北大、中央党校及有关部门作报告、讲学，培植了中国一批崇拜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精英，他们中的重要骨干分子成为中国改革政策的制定者或实践者，一些重要政策、主张已体现在90年代党的重要决策中，成为推动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者。如《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其基本特征是“产权关系明晰”，规定“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等。”在短短的十多年中，私有经济已超过公有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由市场决定企业的生产、销售、科研和价格，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溶入了世界垄断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大循环；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都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培植了一个庞大的新资产阶级阵容，广大工人、农民工以及农民又成为被压迫、被剥削者。这便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泛滥所造成的深重灾难。还推动产生了崇美、媚美、恐美的意识形态，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邪恶意念，一媚、二怕。 美国情报局“十条戒令”的重点： 一是“要不断制造丑闻，丑化他们的领导人。”美帝国主义采取从内部挖出去从外面打进来的老办法，在修正主义集团支持下，把毛主席的医生李志绥拉去美国，在美国中情局的豢养下，背叛自己的政治灵魂，写出了毫无根据的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私生活的丑闻，企图在全世界搞臭无产阶级的领袖毛泽东的形象，遭到了许多革命者的无情批驳；“四千人大会”拉开否定污蔑毛主席序幕。这次会议其实是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紧密相联的，是长达一个月的针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大讨论。1980年3月开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有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位同志参与起草，写出“草案”，于1980年10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又经40多位同志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此决议。近一个月的讨论，一股恶意发泄、全盘否定、抹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暗流在汹涌。 还有像茅于轼、袁腾飞、李瑞等，都极力攻击、丑化毛泽东；另一篇攻击毛泽东的文章，是由浙江大学教授叶航从境外传进中国的，这篇泊来品的所谓“真相”说： “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该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 南京大学教授奚兆永同志在《毛泽东旗帜网》发表长文“《〈毛选〉真相》乃泊来品， 叶航传谣立‘头功’”加以彻底批驳。 中国人民的敌人，首先要搞臭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使广大人民失去心中的“脊梁骨”、“精神的依托”，重新成为一片散沙，它们好各个击破。 另一手是运用电影、电视、广播电台、书刊、汉奸媒体，宣传淫秽、低级的滥交、色情、污秽的音、像制品，企图把青年和人们的思想搞乱，使他们忘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艰苦奋斗的优良思想作风，“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就是要把美国资产阶级一切为了金钱，一味追求享受、娱乐的思想品质传给中国人民。这就是思想意识的侵略，是和平演变。 其它还支持少数民族分裂势力和“民主人士”，时不时大造反革命舆论，企图搅乱我国的社会秩序，以称机挑起非常事端，制造“颜色革命” 目前，美国中情局的“十条诫令”，基本上已在中国全部实现，这都是在内奸配合下才能完成的。 这就是活生生的新美帝国主义的狰狞面貌，并不是像修正主义者说的那样，“美国没有领土野心”，“不能和美国对抗，这是国家战略格局”，“要依靠美国才能富强起来”等等，修正主义者要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敌人、豺狼、杀人犯、披着人皮的禽兽当作“战略伙伴”、富起来的“财神”敬起来，视敌为友，畏敌如虎。 二是，打进来、拉出去，支持国内分裂势力如挑起“六四”事件，藏独、疆独、台独等反革命分裂叛乱活动。 2、中国许多经济学家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俘虏、汉奸、卖国贼 下面是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同志对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颠覆活动所进行的揭露和批判： “自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撒切尔夫人、里根陆续上台，开辟了长达近3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再次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得不更多地乞灵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之类手段，不得不借助于类似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手段。虽然，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终结，但一旦经济形势变暖，它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存在，特别是大金融资本存在，他们还会大肆鼓吹和利用新自由主义蛊惑人心。 美帝对中国制定了长期战略，通过培养一批掌握实权的内奸、汉奸，准备在发动颜色革命时作内应，在发动战争时当带路党、黄协军狗腿子。人们只知鲁迅先生痛狠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却不料当今会有那么多的耳熟能详的＂著名经济学家＂喜欢当汉奸卖国贼。 下面引用两则资料以资说明。《环球时报》2011年11月19日发表了一篇社评“扳倒中国，来自美国的危险鼓吹”。文章揭露了前驻中国的美国大使洪博培，他在参选总统的辩论电视节目中竟然这样狂言：“我们应该联合我们的盟友和中国国内的支持者，他们将带来变化，类似的变化将扳倒中国。”并声称这就是他洪博培竞选总统的目的。他忠诚地代表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战略，其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使中国成为美帝的殖民地、附庸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据英国学者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在其《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出版）中披露：美国国务院通过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收买了一大批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让他们成为美国的支持者，成为美国在中国搞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别动队。仅福特基金会在1998一2008年10年内，就花费了4亿美元在中央情报局物色到的中国精英人物身上。目的是通过他们去影响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公共舆论。福特基金会其实就是美国企图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主体角色。该书披露了一大批受到福特基金会资助、利用的高级知识分子人员的名单。 拿了美国中情局的美元，能不为它办事吗？ 美国中情局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影响和控制，也是往领导人的班子里打入谍报人员。美国中情局通过各种基金会资助、中美合作研究课题等形式在中国培植了大批新自由主义者，其中不少人把持着研究机构和国家经济部门的权力。中情局趁中国改革开放之机，没有停止过加紧渗透中国政府机构、高校和学术机构，如中情局通过福特基金会等培植了一个叫作“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副主任负责组织，这个论坛企图控制公共舆论 ，主导着中国经济改革的私有化方向。 当今的中国又一次遇到了新的鸦片——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一种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大批输入中国，让大量师生、官员、知识精英很快高效地洗脑。一时间，私有化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改革就是搞私有化”、“公有制是万恶之源”成为从上到下的新教条，社会主义好像不行了，要垮台了。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输入的效果。它的毒害作用难道还比不上鸦片？看来，需要来一场新的禁烟运动，要出新的林则徐。要把新自由主义的书籍、杂志、会议文集、报纸等统统烧掉，要在一些重灾区如教育部、社科院、发改委、人民银行、中央党校、中央电视台等单位举办马克思主义学习班，让那些中毒者洗洗脑。 .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仍然在大行其道。在一些高校，有人正在变本加厉地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全面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全盘西化的现象愈来愈严重。他们大搞挂羊头、卖狗肉，偷梁换柱、红皮白心的鬼把戏。一是歪曲党的经济学教学方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不搞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单轨制”，长期以来坚持搞中西并重的“双轨制”。近来又进一步肆无忌惮地将“双轨制”改为全部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单轨制”，迫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边缘化。二是教学内容彻底西化。胆敢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偷换成西方经济学，不开《资本论》课，不讲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来分析金融危机原因，大肆吹捧反马克思主义的“诺奖得主”。三是教材全部西化。责令研究生全部采用美国的英文原版教材，并作为考试依据。四是教师队伍西化。大批引进经济学“海归派”，充当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教士”，占领大学讲台和经济研究机构。五是研究生考试方式西化。有的高校在研究生考生考试中，所出试题在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招魂，用西方高级宏观、微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西方计量经济学取代马克思《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经济类学科考试的基础课和专业课。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学的西化倾向愈来愈严重，西化愈来愈彻底。从经济学教学方针、教师队伍、教学内容、教材到考试方式等，正在加紧推行全盘西化、整体上西化。妄图使中国经济学“跟着美国走”，贩卖美国货，照搬美国主流经济学模式，推销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误引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一些主流经济学精英们，不仅充当“美国鹦鹉”学舌，而且充当旨在使中国经济私有化的科斯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掮客，大肆贩卖、强行推销。他们充当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买办，正在步步紧迫地加速推进打着所谓“经济学现代化”招牌的中国经济学的殖民化妄图使中国经济学领域成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殖民地。可笑的是，他们也不睁开眼睛看看，他们视为命根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危机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告失败，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随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在复兴，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它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仍然属于生产过剩危机。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根绝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张“皮”上长的“毛”而已。试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可以把目前中国经济学西化加速的现象，看作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学走向崩溃的一种“回光返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终结，已是必然趋势，命中注定的事情，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像兔子尾巴，长不了。对于这种终结的定论，中国新自由主义者们心中明白，却仍然嘴硬，不认输。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经济理论研讨会上，有人公然大肆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更有人在大会发言中高呼：“我的结论就是一句话：资本主义好！”他们在公众场合放肆地发泄对马克思主义的仇恨情绪，气焰十分嚣张，为资本主义、为行将毁灭的新自由主义招魂。 中国经济学的殖民化，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任务，和重建高校经济学教学体制的马克思主义主导范式的任务，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肩上！在当前，我们要注意把反对经济学殖民化与防止发生和平演变联系起来。不能就经济学谈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在这方面，苏联是一面镜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美国国务院福特基金会（中情局）资助了中国许多行政机关、研究机构、大学等单位一大批高级研究人员和高级干部，成为在中国内部为美国服务的别动队。 3、请看美国中情局诸多基金会在中国培植的汉奸窝点 下边是黎阳同志2012-3-3在毛泽东旗帜网上发表的“国务院内外的‘带路党’的文章： “佐利克实在坦白得可爱。他不仅老老实实承认：‘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报告’能出笼全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里的‘带路党’，而且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带路党’的大名和盘托了出来。佐利克的原话如下：（见佐利克2012年2月2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创建一个现代化、和谐和富于创新的社会：国际经验和中国的战略选择”的高级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 ——‘肯定张玉台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玉台）对这一研究的发起和指导作用’ ——‘感激在联合研究项目中领导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小组的刘世锦副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对这一项目的领导贯穿始终，堪称模范 ’ ——‘李伟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如何使本报告对中国领导层更有利用价值提供了特殊的重要引导作用 ’ 注意：佐利克一再使用了一词。‘指导、引导、导引、向导、带领’——说白了不就是‘带路’吗？这才能让美国人知道“如何使本报告对中国领导层更有利用价值” 必须“打左灯向右转”、“能做不能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能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借力打力、克服阻力、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终得以左右中国领导层——如今有了GPS，明面上、地理上的“带路”已经过时了，但深入内部的政治决策上的“带路”可没过时，而且更时髦：带领对方深入中国政权内部、手把手地教会人家如何把握中国政府内部的运作规律、如何利用中国官场种种“潜规则”压制百姓、陷害忠良、更有效地干涉中国内政等如此深入细致的“政治带路”难道不比“地理带路”更要害？——所以佐利克才会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带路党’们大加赞扬，一口一个感激。 把‘中国2030’表面是‘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家子搞的，实际并非如此——主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组的刘世锦既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时又是从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拿钱的特约研究员，而‘天则经济研究所’是美国福特基金会包养的（同时又是世界银行的合作伙伴）。这就是说，‘天则经济研究所’跟美国人是一家子，从‘天则经济研究所’拿钱的刘世锦跟‘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一家子。实际是‘世界银行’与‘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联合研究’。‘世界银行’与美国人是一家子，‘天则经济研究所’跟美国人也是一家子，那说来说去其实全是美国人一家在拿主意，这怎么能算‘联合研究’？外国人看见‘世界银行做说了算’，中国看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说了算’，表面上‘双赢’，骨子里当然还是洋人说了算。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决策一旦付诸实施了，就再难以推倒重来。 特别说一句：‘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好些东西只肯让外国人知道，不肯让中国人知道，在其中文网页上只字不提。只有看它的英文网页才能发现好些它不肯告诉中国人的东西。比如它和外国基金会的关系。 此外，天则经济研究所在最近的几年中已经与许多国际私人机构建立起了各种合作关系，如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6?1琼斯基金会、美中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等组织等；与此同时还与许多国际组织建立了各种合作关系，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天则所同时与许多在北京的外国大使馆保持着关系，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兰、俄国和新加坡。 又比如‘天则经济研究所’跟许多官方媒体和国外媒体已经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如新华通讯社、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证券报、时代周刊、经济人杂志、路透社、财经时报等。仅仅在几年的时间里，天则所就与这些媒体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百度百科’关于‘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如下介绍：‘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桑德斯 ，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天则经济研究所’跟国内许多要害部门、要害人物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天则经济研究所荟萃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学者。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以及欧美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等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保持与这些学者交流的同时，与上述单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仔细看看这些部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 ——海关总署 ——北京大学 ——中国证券监督管委会 ——北京大学 ——欧美著名院校、研究等单位 ——国内著名院校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再看看‘天则经济研究所’自己公布的拿钱的‘特约研究员’（见附录） 真正的解释只有一个：这个‘天则经济研究所’实际已经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它一头通向外国基金会、外国组织、外国大使馆，一头分别通向中国上层建筑一切要害部门，天罗地网密密麻麻，上通下达，四通八达，来自外国的指令通过它这个‘中转站’和‘放大器’变成‘中国包装’的‘政策决策’、‘学术研究’和‘舆论呼声’，最终变成‘中国内政’。换句话说，它是今日中国‘带路党’总司令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过是它的分支，或者说，是‘美国福特基金会驻中国国务院代理处’。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任何对‘天则经济研究所’及其一伙的质疑总会遭到大肆围攻，遭到无比强大的反对舆论——人家是一个大团伙，分工明确，上来就打群架，还处于单打独斗势单力薄的左派当然不免占下风。比如这次围剿杜建国。但大骂杜建国的人忘了一条：杜建国的一切都来自他的研究，而许多大骂杜建国的人的“研究”却是来自外国基金会的指令。杜建国的脑袋长在他自己的脖子上，而大骂杜建国的“精英”的脑袋却长在外国屁股上。长在外国屁股上的脑袋没资格指责嘲笑长在中国人脖子上的脑袋。 如今不少中国人大骂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他的一伙都是外国代理人，因为他们的一切结论都是把中国的利益往外国送，从来没见有反过来的： ——茅于轼公开主张放弃钓鱼岛、放弃东海利益、放弃保卫领土完整； ——2008年天则经济研究所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搞了一个中国‘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报告，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 ——2011年‘天则经济研究所’建议分拆铁道部，铁路私有化； ——2012年‘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主持的与世界银行的‘联合研究报告’建议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 如今‘天则经济研究所’统帅的‘带路党’能在中国呼风唤雨兴风作浪，能左右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能动员官方媒体大肆制造舆论，能肆无忌惮围剿一切敢于抵抗外国干涉的力量,所以它们敢得意忘形叫嚣‘宁要……不要’、‘敢冒风险’、‘倒逼改革’、‘血路一条’、‘死路一条’……华尔街也大声喝彩：‘改革闪电战’。‘树欲静而风不止’，‘山雨欲来风满楼’。‘图穷匕首现’，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不拼个你死我活决不善罢甘休。” 附录;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名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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