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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十大罪状(二)

2014-4-8 00:3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188| 评论: 0|原作者: 戚威|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广大工人阶级心里是明亮的,不过他们已变成了弱势群体,走资派已剥夺了《宪法》给予广大人民的“六大自由”,失去了向走资派造反的自由。我们能容忍走资派给我们安排的这一苦不堪言的命运吗?决不能!必须团结起来进行坚决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九,提出初级阶段理论、补资本主义的课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政治上更是反动的 
      一个时期以来,修正主义者、党内走资派、不良学者等,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提出民主革命补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民主主义回归等谬论,基本上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主张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如果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强大,则应该补民主革命这一课。在中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三十年,用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代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成为世界排名的第六名工业强国。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之后,现在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民主革命补课等,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是反动的。
      (一),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地方,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
      1、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右派、机械唯物论者和无良学者皆说:不能!因为他们机械地理解社会发展规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所以,资本主义不发达,就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搞了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退回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
      2、马克思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可以先搞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取得成功。
      马克思说:“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的时候,才会产生。”根据马克思的教导,上个世纪初,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中,社会化大生产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发展,如纺织、瓷器、铁路、矿山、机械、航海等,无产阶级人数加上手工业工人已经发展到1200多万。已初步具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指出:由于资本主义上升到帝国主义阶段,已经侵略、奴役世界各国人民,成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敌人,因此,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也就是说:列宁把世界各地民族、民主革命统统纳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
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统治薄弱的环节首先打开缺口,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成功。俄国是封建军事帝国主义;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统治薄弱的国家,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的国家,首先打开缺口取得成功。
      3、摈弃用机械唯物论和主观唯心论来观察和认识社会发展规律:
      机械唯物论者、主观唯心论者,他们都机械地认为封建社会应当建立在奴隶社会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应当建立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而且认为这是一成不变的。须知:社会发展虽然是有章可循的,但也是曲折复杂的,任何事物的发展运动都不是循规蹈矩地和机械地的运动:众所周知:世界上奴隶社会最发达的国家是古罗马、巴比伦和埃及。但他们并没有首先进入封建社会;而中国的奴隶社会并不很发达,却首先进入了封建社会,在周朝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之时,周文王在陕西歧山就实行了井田制,让农民耕种井的中心土地,收获归贵族(相当于地主),农民耕种井中心之外田地,收获归农民。到春秋战国,中国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其次:英国封建社会远远没有中国的封建社会发达,而它却首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同样,英、美资本主义社会很发达,却没有首先进入社会主义,而比它落后的俄国和中国则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是为什么?
      其实道理很简单,比如中国封建社会很长,政治、经济、文化很发达,制度很完备。也就是说封建势力非常强大,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阻力很大,所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成功;同理,美、英帝国主义制度很完备,政治、经济、文化很发达,很强大,不利于无产阶级发动革命,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不容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成功。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又是不可违背的。如果俄国和中国,没有现代生产方式(先进的生产力)的出现,没有一定数量的社会化大生产;没有一定数量的产业工人的出现;搞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如果搞了,一是不可能成功;二是如果在外力影响下勉强成功,也不能巩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走出一个误区,就是有些无良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那么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呢?我们应当响亮地回答:是建立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相当雄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以公有观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须知:社会化大生产不仅会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同样会产生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指出:不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而是社会化大生产和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产力,产生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所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毛主席十分重视搞“一化三改”,就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在奠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的同时,扩大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其次,是改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第三: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奠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基础。
      (二),中国民主革命最彻底,今提补课是反动的
      众所周知: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成功,黎元洪执政;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南北议和,孙中山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虽然让清朝皇帝退位,但袁世凯不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而是清朝的栋梁之臣,只是换汤不换药,所以,以后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所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彻底,需要补课。那么补什么?这就首先应当知道什么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什么? 
      值得指出的是,有些人连什么是民主革命,什么是民主革命的任务都不知道,却在那里奢谈什么民主革命补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岂非咄咄怪事。应当指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的;民主革命的任务:第一、政治上,一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国家独立;二是对内推翻封建皇帝及地主阶级的各级政权;第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第三、废除封建阶级的宗法制度和封建文化。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彻底主要标志是:一是政治革命不彻底,第一没有把帝国主义赶跑、没有取得国家的独立;第二、把大总统让给清朝重臣袁世凯,结果造成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及军阀混战的局面;二是经济革命不彻底: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实行土改,没有解放农民;三是文化革命不彻底:没有扫荡封建文化;从孙中山的革命方略上看是有缺陷的:一是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只是动员少数精英包打天下。二是没有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没有建立根据地,没有建立自己的骨干武装;第三、只是在海外募捐,把钱拿到国内,收买几个军阀为其卖命,等钱花完了,军阀不干了或叛变了。另外,客观原因有: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买办资产阶级,它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具有反帝不彻底的劣根性;二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本是农村地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帝国主义正在打狗咬狗的战争之机,他们进城发展工商业,他们同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具有反封建不彻底的劣根性。当时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叫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以辛亥革命不仅不彻底,而且是很不彻底!这时谁提出民主革命补课,实在是英明之举。就连孙中山自己也承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是进步的,此时,他接受了苏共和中共的建议: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与此同时,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在“二大”上,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打倒帝、官、封,建立了新中国。第一、在政治上:从中央到地方彻底摧毁了帝、官、封的统治,建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二、在经济上,一是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归国有;二是放手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了土地改革,并且镇压了恶霸地主、对不法地主给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第三、在文化上,一是彻底扫荡封建文化,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二是大力培养工农分子和工农子弟学文化;这时,提出民主革命补课,象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秩序,不管对错,也无可厚非:
      但是,在我国已经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开天辟地第一回,工农掌了印把子;开天辟地第一回改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拔了剥削阶级的根子;在短短20几年,把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世界第六工业强国,工人阶级队伍已经发展到4000多万人;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后,我国由鸦片战争以来的东亚病夫,一举成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
      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就完成民主革命,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打倒封建阶级、推翻皇帝、斗倒地主、实行土改、农民翻身而言,中国的民主革命最彻底,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搞民主革命再彻底的了,因为中国搞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民主革命,之所以中国民主革命最彻底,是因为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搞的,把帝国主义赶跑了,把官僚资产阶级打倒了,放手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中国的民主革命非常成功。那么,现在重提民主革命补课,或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是把老地主从坟墓里拉出来再斗一回?是不是把他们的子女重新斗一回,打入十八层地狱?所以,现时下再提民主革命补课,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是反动的。
      (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民主革命补课的狼子野心
      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30年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重大成功之后,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说民主革命补课,其实质和要害,就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党内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叛徒。在毛主席逝世之后,他们搞了宫廷政变,阴谋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提出特色社会主义欺骗人民,违背宪法,砍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拥护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干部赶尽杀绝,把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等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统统解放出来,作为反革命骨干队伍,由那个死不改悔走资派带着还乡团杀回来,一夜回到解放前。正在他们一门心思复辟资本主义之时,不独有偶,此时苏联出了一个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戈尔巴乔夫。此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头脑比较清醒,他不同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所认为的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提法,他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而叛徒戈尔巴乔夫针对安德罗波夫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论一出,顿时东德不如西德、朝鲜不如韩国、中国大陆不如台湾的言论甚嚣尘上。叛徒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具体内容是:
      一、政治上有四条:
      1、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提出指导思想多元化;
      2、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舆论无禁区;  
      3、异化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                     
      4、告别革命,躲避崇高;
      二、经济上四条:
      1、针对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告别计划经济,提倡市场经济;                 
      3、废除企业党委负责制,推行厂长负责制;             
      4、废除社会主义公有制,推行股份制,加速私有化进程;
      这一下子,中国的死不改悔走资派之流如获至宝。他们在中国基本上照搬了这八条。这就不难看出他们从苏联照搬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旧调重弹民主革命补课、新民主主义革命回归等谬论的狼子野心。 第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敢问中国死不改悔走资派之流的改革与苏联叛徒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何异同?苏联已经亡党亡国,我们为什么还大胆地往前走?第二:《他改变了中国》,孙中山推翻清朝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他改变了中国;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拯救了中国、改造了中国、建设了中国、发展了中国、强大了中国,毛泽东改变了中国;敢问死不改悔走资派之流,是不是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改到(复辟)旧中国,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把独立自主的经济改变成美国的殖民地经济,把苏美中三足鼎立的强国,改变成南海诸岛被以美国搅局、多国侵占的弱国;变成所谓的“新新中国”、“中美国”,他们也改变了中国。到此为止,苏联戈尔巴乔夫以“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骗人开始,以亡党亡国而告终,以彻底暴露其叛徒面目大白于天下;中国的死不改悔走资派之流、以“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革命补课”骗人开始,以“他改变了中国”“一夜退到解放前”而告终,以彻底暴露其死不改悔走资派、汉奸、卖国贼的嘴脸,戳穿其西洋景。                                           
      目前,美帝国主义把三分之一的军舰、二分之一的军队开到我们家门口,纠集多国、频繁军演,想干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和真正的共产党人要特别警惕叶利钦式人物的出现,此类人物一出,内外结合,搞“颜色革命”很容易。也要特别警惕军队里出野心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可要警惕啊!
      
      十,他是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总头目、刽子手
      他与蒋介石一样,是镇压革命共产党的刽子手,其罪恶事实如下:
      (一),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
      首先抓捕七人帮,在邓小平、叶剑英幕后策划下,利用华国锋这个叛徒之手,先把“四人帮”抓起来,但是在抓“四人帮”时,竟把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和清华、北大的迟群、谢静宜也抓了起来,实际成了“七人帮”。
       在邓小平篡权复辟成功后,成立特别法庭,把七人帮当作敌人进行审判,审了一段后,由于江青的有力反抗,审判进行不下去,邓小平指示“四人帮”要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合并一起审判。他对江青等人恨得要死,在监听审判后,“邓小平在实况(审判)转播时对众人说:‘你们看到了吧,这个坏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坏、最无耻的家伙,杀一千遍都不解恨。她不甘心失败啊,她还想复辟。不过她的表演倒从反面提醒了我们,一定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不能让这样的坏人再钻进来。’
      ‘江青要判死刑,一定要杀掉!’,‘国人皆曰可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江青不杀,世界上就再没有可杀的人了。’,‘江青的这套表演,会在全国引起共鸣的。’,‘没关系,我们专政的手腕不会成了豆腐。对敌人,再不能心慈手软了。’
      政治局委员们七嘴八舌议论着,他们显然被江青的傲漫和反抗激怒了。”
      “邓小平看了审判江青的电视录像以后,气愤地对彭真说:‘你看这个白骨精多么的刁滑,到了这个地步还是如此顽固,可见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民愤!要不是考虑其它因素,非要她的脑袋不可。这家伙太坏了,比武则天、西太后还要坏。毛泽东就坏在了她的手里。”
      “紧接着特别法庭召开会议讨论量刑的问题。当江华把邓小平的看法和中央的精神传达后,几乎大多数人都说:‘如果不判江青和张春桥死刑,难服众人之心。这两个人都死有余辜,必须判死刑。’”(《邓小平晚年之路》上篇第126、137页)
       邓在接见某外国记者谈话时,外国记者问邓,你一生最难过的是什么时候,邓答:我一身最难过的是文化大革命时侯。邓在和意大利记者谈话时说:“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1页),可见他对文化大革命、对江青等革命派是恨透了,一定会寻机报复的。充分说明“永不翻案”是靠不住的,是骗人的。 
       第二,借批“四人帮”对各省、市、县、公社进行了揭批查运动,从上到下,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摧毁其帮派体系。实际是以批“四人帮”为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摧毁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革命取得的伟大成果——已建立起的红色新政权。全部解散由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亲自组建起来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大批抓捕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被逮捕判刑的何止千万人,在全国掀起了类似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白色恐怖。据说运南省抓捕了数十万人,因没有全国的材料,仅以河南省为例。这里列举的材料是原河南省委张树芝(中央委员、省委书记、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河南省军区司令员)、王维群(副书记、副省长)、张耀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大海(省委常委、秘书长)、赵俊峰(省委常委)五个常委给党中央写的汇报中的一部分。
      “1983年11月,省委副书记赵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中说:‘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整顿和清理,对全省5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清理’,所谓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清理的这5万多人,全是‘二七公社’派和根据‘中央7·25表态’与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派和解放出来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予承认。而且‘突击提拔’的界限和标准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的干部。赵说:‘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人,截止9月统计,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而实际处理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报告》第1-2页)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班子135个(受处分的干部平均每个单位达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党察看的1人,严重警告2人,审查批判‘监护’期死亡的2人,强令离休的1人,
      原省委、省革委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清查、批判、处理22人,占72%,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籍3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6人,严重警告1人,批判后离休4人,降职安排2人。
      全省18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分,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缺焦作)。批判处理97人,占82.3%,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7人,判刑17人,开除党籍4人,留党察看9人,撤职18人,严重警告4人,批判后令其休息28人,降职下放10人。
      省直各厅局、委一把手,除5人外,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副职中被批判处理的也占多数,
      原县委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寥寥无几。县级副职被审查处理的也占大多数。
      需要说明,各级领导班子中的负责人,大都是参加革命几十年为党和人民作过贡献的老同志。
      在揭批查中,原省委领导沿用‘文化革命’那一套,许多地市也采取这种搞法,‘上挂下联’,上面倒一个,下面倒一片。因上下级工作关系受株连、被处理的基层干部数量更多,群众反映,河南搞揭批查,是‘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班组长,机关搞到公务员、炊事员’,加上干部的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不计其数。
      赵地说:‘突击发展的党员,有10.6万多人被取消了党员资格。’据了解,从1967年到1976年发展党员数量,河南居全国第10位,全国取消党员资格和清除出党共13万人,河南竟占了全国总数80%。”(《报告》第13-15页)
      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犯所谓‘文革罪’的,近半数之多。
      “原省委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元月1日生效以后,束手束脚,就紧急布置,在全省大搞突击判刑。把揭批查中关起来的 ,不论有没有罪行,不遵循判刑程序,一律抓紧严判,共判处2400人左右。量刑不凭事实,不少人是按‘文革’中担任职务大小定罪,视法律如儿戏”。(同上第2页),这次‘突击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准开庭。审判时,既不出示物证,又不准本人申诉,有的没有起诉书,有的根本没有材料,有的法院已向本人宣布没有问题可以释放了,又判了重刑。平顶山市委副书记钮宝华判刑八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该市某主管领导竟大笔一挥,顺手在八年前加个1字,改为判刑18年。事后,审判人员说:‘根据我们掌握的事实,他没有问题,不应该办罪’。但这是省委指示,我们不过奉命办手续。此事,是赵文甫个人直接向各地市政法部门负责人分别秘密交待的。”
      “对许多同志的审查,并不是实事求是批评教育,而是制造一些骇人听闻的罪名,给他们作的结论与事实不符,有许多是假案、冤案。例如:原许昌地委书记纪忠良,文革中,本来是随‘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叶县制止武斗,搞大联合的,揭批查时却说成是‘调动军队镇压群众’的‘叶县剿段匪案’,硬是把造反夺权搞打砸抢的派性头头说成好人,将纪忠良同志逮捕法办。完全把事情颠倒了。审查时,在法庭辩论中,纪和律师已将其‘罪行’全部驳倒,却硬是给纪忠良同志判了10年徒刑。
      平顶山市委书记许振忠,以‘伤害罪’被逮捕法办,登了河南日报,上了电视,但所谓‘打人致残’的事,根本与他无关,所称被打的同志,也矢口否认许打过他。经过调查,省委承认搞错了,并对他说:‘你没有问题,很快就可以回去工作了。’但后来却又判了六年刑。
       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委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组织反革命政变,上山打游击’的罪名判十年徒刑,罪状骇人听闻到离奇的程度,因此案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6人,还有一大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其实根本是莫须有的事。
      河南揭批查严重扩大化,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就是错误地实行派性清查,依靠一派,整另一派。结果正如群众所说的:“一派升天,一派坐监”。
      在全党全国大清查、大逮捕忠于领袖革命路线的干部群众,迫害范围之广、迫害人数之多,堪称历史之最。
      毛主席昨天还十分关爱、信任的妻子和忠诚战士们,一夜之间被邓小平诬蔑为反毛派,邓小平颠倒黑白、胆大妄为、厚颜无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第三,邓小平不敢明目仗胆底批判毛泽东,但他以批判“四人帮”为名,实际是批判毛泽东,三十多年来,反毛、批毛、非毛不断,他在地、富、资、反、坏、右中,批臭了毛泽东,批香了邓小平,在一部分人中,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比毛泽东走社会主义道路还香,这真是翻了天。
      (二)武装镇压“六四”事件的学生和工农群众
      毛主席说“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
      邓小平利用窃夺的军委主席职权,不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甚至对“反腐败、反官倒、打倒邓小平”革命行为也当成反革命行为,一律调动军队加以镇压,并在全国开展清查运动,在社会上形成了白色恐怖,造成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颠倒是非的“六四”冤假错案。实际上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处理:属革命的予以支持,更不能用军队进行镇压,镇压错了,应予以平反昭雪;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方励之等人应予以批判并根据态度好坏分别给以行政、刑事处分。但是,他们镇压的是革命群衆,吓跑青年学生,最后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压力,把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方励之等大批“六四”事件的凶首放送到美国这个反革命堡垒之中,为继续反对中国储备反革命力量;而对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散播的大量反革命谣言不予揭露和批驳,使广大群众仍蒙在鼓里,不知真情。
      从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实际上对方(指参加运动的群众——摘者注)不止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邓把群众视为是非不分的群氓),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文选》三卷302页)邓讲既然接受人民反腐败的意见,为什么又污蔑人民“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和“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这就暴露出他是个典型的反动派。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邓对“六四”动乱事件的处理,他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压力,放走了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避难的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又通过各种渠道放走了严家其、王丹、吾尔开希等数十名“六四”动乱事件的骨干分子,对他们不判刑、不枪毙、反而放走,看来邓小平真正痛恨的、镇压的不是这些真凶,而是许多“是非不分的群众”、“造反派”和所谓“大量的社会渣滓”,他总是把反对他,敢于“打倒邓小平”的人污蔑为“造反派”、“社会渣滓”等,并给戴上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帽子,而出兵加以镇压;而对1976年“4.5”天安门事件,同样有喊“打倒共产党”口号、烧公安执勤的小楼,烧毁数辆警车、打伤公安干警的事件,经毛泽东和党中央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上台后却要平反,把它定为革命事件。邓小平完全围着他个人的利益定是非标准,反对他的,是革命的也说成反革命;拥护他的,是反革命的也说成革命的,他和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这些大军阀没有本质区别。实际上“六四”事件,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是革命的、正义的,打倒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何罪?
      (三)杀人灭口,手段毒辣。北京市有24名公安干警,曾掌握有他的反革命事实。他为了灭口,点名调这24名公安干警,借去西双板纳执行任务之名。到大山后,把这24名干警枪杀,带回骨灰,还追认为烈士。(旗帜网资料)
      大量事实证明,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总头目,是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运动的刽子手。
(2014年3月26日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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