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已变成了雅典、迦太基和大不列颠型的海洋国家 

　　改革开放三十年带来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结果之一，是中国从一个“农民”变成了“商人”。我们民族的5000千年经济生存方式由“传统农业内向型”正在或已经很大程度上变成“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这是真正的五千年文明未有之变局。因为文明变迁和社会变迁的最根本的动力来自经济生存方式的变化。正是这种最深层的变化，带来了中国当今在政治、军事、外交、教育、法律、道德、价值观、生活时尚等等从物资内容到精神内容的社会整体转型。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不经意之间，从经济生存形态上变成古代的雅典、腓尼基、迦太基、中世纪的威尼斯、近现代的荷兰和英国。

　　作为海洋国家应该怎样获得长久的安全，两千多年的历史经验似乎明明白白放在那里了：“金钱走到哪儿，炮弹跟到哪儿”，这是符合正义的。因为自由贸易符合自由、平等、幸福的正义原则，保护自由贸易同样是正当的。炮弹打的是破坏自由贸易秩序的抢劫者，保护自由贸易的参与者。

　　当前中国已迅速蜕变成海洋国家，却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对这种蜕变基本没有准备。因此很快会发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麻烦会让我们感到措手不及、应接不暇。当前中国就像一个被迫经商的人，行走在强人出没的深山野岭中讨生活。

　　二、成为海洋国家必须支付的“代价”

　　中国作为海洋国家若以当代最强国为对手，我们传统的防止海上入侵的任务，在常规战争水准上尚难以承担，再新添了更为沉重的新任务，即在战时维护“国家海上生命线”以及海外维系本土生存的“重大利益地区”的安全。所谓旧问题没解决，新麻烦又至。

　　事实上，本土的安全并非建立在常规力量之上，根本上依赖核威慑的存在。而“国家海上生命线”和“海外重大利益地区”的安全，我们在常规战争水准上，目前几乎毫无还手之力。这样，在许多国际事务方面和利益冲突方面，还必须看那些能够威胁我海洋“穴位”国家的脸色。最近一例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1月29日在法国扬言：中国若在制裁伊朗问题上不与美国合作，就要考虑切断中国能源生命线。这是明火执仗的政治讹诈!

　　南海主权问题包含新旧两大任务的内容，作为传统主权范围的领疆应该予以捍卫，作为“国家海上生命线”的可控部分，也应得到​​捍卫。南海主权对未来中国有三大意义，一是海底资源和渔业资源的经济利益;二是“国家海上生命线”的可控部分，三是国防上广阔的战略纵深价值。如果南海主权丧失，那么经济、交通、军事三大利益方面的巨大损失是不言而喻的。

　　前所未有的“国家海上生命线”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中国的“死穴”，如无有效的军事保护能力，那么中国在国际上同海权强国发生重大利益冲突时，将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甚至接受屈辱，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如何摆脱困境的根本思路

　　上述这些棘手的问题和任务要解决到让国人满意的程度，一支强大的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崛起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强大的海军建设还没有任何实质性动静，周边国家和老牌海权大国就已经惶惶不可终日了。一场新的亚洲军备竞赛实际上早已开始，各国只是只做不说而已。军备竞赛最终能够解决问题吗?也不见得。基本的情况判断是：建成强大海军不一定解决所有问题，但没有强大海军，问题就变得更麻烦、更糟糕。

　　和平解决的前景也是有的，那就是等待亚洲的政治生态发展到欧盟的状态，统一市场、统一货币、边界开放、统一的军事外交政策等等出现。那是国家间的领土、领海之争转换为更大的统一的“亚盟”国家内部的“州”与“州”的地盘之争。虽然这种依赖“国际协作”解决问题的前景十分动人，但毕竟亚洲的政治整合程度离欧洲还有漫长的距离，人们有耐心吗?

　　还有就是效仿二战从海上霸权宝座铁落下来的英国人，把“国家海上生命线”紧紧系于同美国的“铁哥们”关系上。不过这种关系一般是“老板与伙计”，不要期望老板能够平等对你，当美国总统小布什过生日时，还要学学英国布莱尔首相，别忘了给美国总统买件名牌羊毛衫。这种海权上“搭便车”固然省力又省财，但却以放弃国家尊严为代价的。以我民族自命不凡的个性和汉唐强盛的历史鞭策，我们会做出英国人的选择?

　　要妥善中国海权战略问题，首先必须寻找到中国海权战略现实的逻辑出发点，这就是未来世界前景的不确定性，即我们无法确认、保证经过人们的努力，世界将永远摆脱了千年的战争与和平的周期循环。所以中国的海权战略必须应付世界重回弱肉强食的“霍布斯时代”的可能性，这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事实上当今国家只要有能力的都这么行事。

　　如果外部势力认为中国这种防御性的措施是对国际安全的威胁，那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我们决不可因为“中国威胁论”，而不去弥补自己致命的“死穴”，我们不能冒子孙后代在强加给他们(也可能提前给我们)的战争面前束手就擒的灾难去实践永久和平。

　　21世纪是太平洋地区崛起的世纪，换个角度看问题，也是世界冲突中心由欧洲向亚太转移的世纪，这恐怕对中国未必是好兆头，在地缘政治上，中国已经“历史地”进入世界的中心地带，不像加拿大地处世界边缘地带，相对与世无争。即使我们抱有最大的和平诚意，但周边却“树欲静而风不止”。诚然，不止一次地有人提出：只要中国自行毁掉核武器，就能赢得潜在对手和周边国家的安全信任。但如果不能保证世界已经彻底告别弱肉强食的“霍布斯时代”，这就是最愚蠢的想法。没有武力威慑为背景的和平至今没有存在过，只存在于理想的境界，而这个时代还远未到来。

　　同样，从根本上理清国防思路后，中国海权战略的制定也就有章可循了。中国和未来主要的“国家海上生命线”为南海——马六甲海峡——亚丁湾之线，据几年前的统计，已有1亿8千万人的职业生计直接和间接依赖这条海上生命线。确保这条生命线的畅通无疑上升为国家核心利益，此线不保，国内将陷于社会激烈动荡。中国陷于动荡这世界也将陷于动荡。但要做到军事上的绝对控制，目前尚无力做到，即使能够做到也会带来很大副作用。因为像日本、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的海上生命线与我们重合与印度洋，谁控制了自己的生命线同时意味着对它国的控制，而每个国家都不愿被它国控制。所以，比较妥善的对策，目前中国海权战略目标以不追求绝对控制为宜，而以追求“确保相互切断”的威慑能力为宜，这样我们在保障自己生命线的同时有不过多地刺激他人，在追求远洋防御的同时表明自我约束的诚意，从而让世界明白，中国的海权战略仅仅为了防止他人对我“国家海上生命线”的图谋不轨，而非以此为借口进行传统西方式的海上扩张。

　　四、具体应付手段

　　中国的诚意能否换回他国的诚意不是我们的愿望所决定的，像印度、日本、越南等国企图利用海上生命线反制中国也是情理中的事情，毕竟人类还没有超越“安全困境”时代，国际关系本质上是军事关系，霍布斯有言：自然状态的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关系，那么无政府状态下的国与国关系本质上也就是军事关系，尽管人们厌恶并正在绞尽脑汁改变这种关系，但前景难测。因此，相互制衡仍然是求得海上生命线安全的必要途径。比如，印度陆军不强，但海军似有挑战中国海上生命线的能力，他对中国取“以海制陆”的策略，但印度能源有依赖核能为主的趋势，中国只需具备中、短程导弹覆盖印度全境的能力，就可“以陆制海”。这也符合“相互确保能源切断”的威慑原则，没有追求绝对优势。

　　日本与我海上生命线重叠，和则相互提携，皆大欢喜。不和则势同水火，有你没我。我们过去长期放弃远洋海军建设并没有什么效果，日本的航母建设步伐加快、始终追求对中国海军的优势，历史上甲午战争前夕的景象绰约隐现，令人忧虑。中国何以处之，自当明了。

　　更为严峻的是2010年1月25日，为胁迫中国加入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法国巴黎一次讲话中，第一次公开把中国海上生命线当作施压筹码来使用，我们能长期容忍这样经常被外交讹诈吗?中国似乎也应该向外界表明，一旦有人在玩弄海上生命线方面超出中国的最后底线，危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当常规力量不足以捍卫海洋生命线的话，要考虑核威慑的跟进。

　　总而言之，中国海权战略的发展和建设既是国内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国际和谐社会的需要。对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中国而言，未来百年在国防上的致命软肋，并非是本土防御问题，而是国家海上生命线如何能够在战时有效维护问题。

　　倪乐雄，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