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闻所思录（连载十四）-红色中国网

78、邓小平想为儿子买房透出的政治信号
2010年7月19日《书刊报》转载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1978年10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视察新建的几十栋公寓住宅楼。据随行的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回忆，邓小平先是问“居民住宅可否变为商品？”当时现场的人沒有人敢回答，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房子算商品，我这几年还有点积蓄，想买套房子给朴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顾，只有这个朴方是因为我致残的，我需要照顾他。”当时不像现在，房子尚未成为商品，中国大多数父亲也没有替儿子买房的打算，中国老百姓更沒有听说过“房地产”这个词语。
笔者附言：读了这个短文，你立马会想到邓的改革开放要否定毛泽东的为干部职工提供公房宿舎的社会主义福利政策了。正是邓小平已经成竹在胸，他指示赵紫阳、朱熔基在全国各行各业推行了房地产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弄得人们买不起房，制造了新的“三座大山”之一。

官官相护

79、《检察日报》曝出司法腐败的一个黒色内幕
毛泽东旗帜网2010年5月14日转载中国最高检察院机关报《检察日报》的权威消息说：66%的贪腐官员和80%的滥用职权的官员，仅仅受到内部行政处分，逃脱了刑亊制裁。而从2003年到2005年，共有33000多名服刑腐败官员被保释。
笔者附言：瞧瞧修正主义集团“官官相护”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开始邓江胡的“官官相护”是用下指示下命令的办法，比如邓小平指示保护他的牌友、铁道部长丁关根和民航局长沈图不受追究；江泽民命令保护大贪污犯公安部长陶驷驹和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只做违纪处分，不准刑亊处理，等等。今天胡锦涛则更上升到用法律来保护自已修正主义的“裙带圈”了。比如，他已经由人大通过法律，罪犯超过七十岁当处死刑者即不判死刑；经济犯罪当处死刑者即不判死刑；受贿可判罪，行贿者只要交待了就不再追究；还单设立了一个“‘嫖宿’幼女罪”，用“嫖宿”这种道徳层面的摸糊字眼避开官员“强奸幼女罪”要受的重判，等等。

80.刘日新教授揭秘：
“新的三座大山”的由来
原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著名的马列毛主义学者刘日新教授，2010年6月4日在毛泽东旗帜网发表文章：《新的三座大山的由来》，把形成“新三座大山”的真相告诉了人民。现摘录如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关行业的工资都涨过了，唯独公职、教育、卫生三个部门的工资沒涨。机关干部的工资不涨不行，否则公家怎么叫他们于活？教育和卫生部门要求赵紫阳长工资，赵知道财政困难，沒钱给他们涨工资，就对这两个部门的负责人说，你们不会“创收”吗？于是教职工和医务人员的工资实行市场化改革。这样，教育系统从幼儿园到中小学乃至大学，都要“创收”，实际上是把公益亊业机构変成了赚钱的机噐。这就是上学难的根源。医院为了保证医护人员工资水平的提高，就“以药养医”来增加收入，这是广大群众看病难的根源。这样，城镇职工患一个感冒的小病，要花半个月的工资，只好小病拖着，大病等死。农村随着人民公杜被解散，赤脚医生制度也随之消亡。几亿农民有病没处看，相当多的农民处于贫困交加的困境。到城镇医院看一次稍大一点的病，就得倾家荡产。过去世界卫生组织夸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有良好的医疔卫生保障体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八十年代初，国家计委研究的住房课题还是由国家投资给老百姓盖房，出租给职工。但总理赵紫阳不同意，公开提出住房要市场化，要老百姓花钱买房。到目前为止，中国由于实行住宅商品化，把老百姓的余钱剩米都收走了，至使中国的住宅私有率高达90%以上，处于世界最高水平，高于发达国家美国的60%、法国的40%；而我国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只有3000美元，美、法则高达30000多美元。这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奇怪特色，但老百姓却为此吃了大苦头。
现在中国的经济，由于多年种种矛盾的积累，已经病入膏肓，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成为世界之最。美国的大报《纽约时报》评论说：“中国虽然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需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
“新的三座大山”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成的！当前在这场世界经济危机面前，政府在拼命増加投资，以挽救危机。向流通领域注入大量货币后，一场空前的通货膨胀的灾难不可避免的将要来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化，群体亊件层出不穷，有的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挺而走险，用刀子杀人，这是不是预示着可能会爆发一场社会大风暴？
笔者附言：邓小平支持赵紫阳制造“新的三座大山”、公开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决策口号，这些都是公然违反宪法和党章的。当时都遇到不小的反对意见。可是这些反对意见都被扔到了一边，硬是置之不理。再进一步就是邓小平那个“不换思想就换人的”霸王纪律了！由此，我就想到：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监察制度在制止中央领导人的错误路线上，我们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监察和处理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和王明的路线错误。解放后，我们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文化大革命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监察处理了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政治历史问题。但是，到华国锋军亊政变成功和邓小平复辟上台，随着共产党被修正主义所控制，三十几年过去了，党内和国家在对中央领导人的监察上就没有任何办法和章法了，群众的批判声音再大，比如有那么多同志上书中央，要求审察和处理江泽民，胡锦涛硬是连理都不理。为此，我又想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个“宪法法院”，是专门处理总统、总理和执政党负责人的违宪案件的，人家从制度上有个铁规定，就是“有告必究”，绝对不允许置之不理。中国虽然有个中纪委，也有个最高法院，宪法和党章也早有规定：公民和党员有告发领导人的权利，但这些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我们沒有“有告必究”的铁律和法条呀！更沒有具有刚性实施的硬件规定和细则程序。结果，人家只要不理你就完亊大吉啦！所以我要说，现在仍然写在宪法和党章上的那些公民和党员可以监察中央领导人的权利，只不过是忽悠人的“条条”而已。也正是这个不具任何刚性、形同虚设的“条条”，让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朱熔基、胡锦涛、温家宝祸害了这么几十年还在继续祸害着。这又是一个我们用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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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闻所思录（连载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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