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电影前世今生

朝鲜电影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朝鲜电影已经成一代中国人的情感记忆

　　2009年9月4日和5日，朝鲜电影乐团在北京世纪剧场演出，几千人的剧场内座无虚席，很多人慕名从远道而来。剧场走廊展出的电影海报，揭开了众多观众情感世界的序幕。

　　在这次演出中，朝鲜电影乐团共演奏和演唱29首歌曲，除了礼仪性的鼓掌以外，观众随着熟悉的电影和歌曲节拍发出阵阵掌声，像《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南江村的妇女》、《一个护士的故事》、《卖花姑娘》等，每首歌每唱一句就引发热烈掌声，对每首歌曲都报以几十次的掌声，尤其是《卖花姑娘》的开头曲和结尾曲，全场下来，这次演出博得观众几百次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很多观众眼含热泪。可以说，没有任何国家的电影能够在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换起如此深沉的情感记忆。在70年代初期，朝鲜电影文化的确充实了成千上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们的青春年华和情感世界。当时，很多知青、青年农民是乘坐农用拖拉机，集体到县城或临近城市影院看这些电影的，这些电影记录了他们青春和泪水的痕迹。艺术中的主人公及其遭遇和时代背景深深唤起了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对现实和未来的美好向往和追求。

　　朝鲜电影在中国唤起广泛共鸣源自两国人民共同的历史经历

　　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关系。近代以来，两国都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们帝国主义的侵略。比如朝鲜电影《永生的战士》、《卖花姑娘》中的故事情节，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跨越国界，激发了两国劳苦大众的共同的悲哀和愤怒;《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中的故事情节，激发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冲动和美好向往;《南江村的妇女》、《一个护士的故事》和中国的《上甘岭》、《英雄儿女》反映出共同的历史情结。正如《卖花姑娘》中花妮的扮演者洪英姬所说:“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的遭遇历史和情感世界。”

　　两国人民共同的遭遇和历史，激发出共同的悲情、愤恨、同情、纯洁、善良、向往、崇尚和认同。

　　朝鲜电影具有特殊的纯洁性

　　朝鲜电影在中国受到欢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朝鲜电影具有特殊的纯洁性。

　　2008年，我在观看血海歌剧团演出的《卖花姑娘》时就在想，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她们的声音特质，我能想到就是“干净”。实在是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听到过这样干净的声音了——宛如天籁，清澈、纯真、通透、自如，它让你想到早春、初夏、清晨和风，想到在阳光下晾晒的白床单，想到在蔚蓝色的天空中漂浮着的朵朵白云。

　　再比如，2012年中朝合拍的电影《平壤之约》中对朝鲜年青一代爱情的展示，也一定会让中国的80后、90后感到陌生。金成民爱上了金银顺，可他表达爱情的方式竟只是远远地注视银顺在群舞中的身影，银顺的回应也只是羞涩的微笑。至始至终，他们没有拉过手、没说过“我爱你”，更谈不上拥抱、接吻和上床了。他们的爱情有一个小小的曲折，那就是银顺担心接受了成民的爱情会妨碍她对养子中原的爱，极力要促成他们之间的美事的王晓楠则用图解的方式向她证明，这只会使中原得到双倍的爱，银顺也就欣然接受了。

　　对中国80后、90后来说，爱情也许意味着幸福、快乐、乃至刺激，但对朝鲜的同龄人来说，爱情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在不能安顿好责任之前，是不能妄谈爱情的。扮演金成民的朝鲜青年男演员朴正泽非常出色，虽然他在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如山的沉默，但在沉默当中确实又流露出了一种如山的厚重。

　　纯洁源于朝鲜电影还没有被商业污染。相对来说，中国电影往往有过多的色情、暴力和低俗的桥段。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保持电影纯洁性是不容易的，希望朝鲜电影且行且珍惜。

　　中国电影需要向朝鲜电影学习

　　2012年，中朝合拍的电影《平壤之约》上映。《平壤之约》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跳朝鲜舞的青年舞蹈演员王晓楠(刘冬 饰)因为在“民族舞蹈大赛”中落败而到平壤寻找灵感。另一条线索是王晓楠的“奶奶”陈秀珍(陶玉玲 饰)托付晓楠在朝鲜寻找“姐姐”秀美——抗美援朝时的人民军战友。这两条线索通过帮曾经在朝鲜战场当摄影记者的爷爷完成遗愿的中国青年摄影师高飞(高鑫 饰)联系到了一起。最后的结局是大团圆式的——王晓楠找到了灵感，“奶奶”找到了“姐姐”，高飞完成了爷爷的夙愿，而负责帮助、启迪王晓楠的朝鲜青年舞蹈家金银顺(金玉林 饰)则和王晓楠的翻译兼导游金成民(朴正泽 饰)一起找到了爱情。

　　透过影片我们看到，由于中朝两国社会已经存在巨大差异，舞蹈，这一以身体为语言的艺术表达形式，在中国，它是通向个人自由的桥梁，在朝鲜，则是通向社会团结的桥梁——《平壤之约》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观众这一点。

　　关于自由的概念，哲学家们给出了很多。法国的贡斯当最早区分了两种自由概念：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伯林进一步阐述这两种自由的实质，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前者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后者是“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免于强制的自由。一般来说，欧陆理性主义的哲学家更倾向于积极自由，而英美经验主义的哲学家偏爱消极自由。

　　但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个人对积极自由的追求会不会损害自己的消极自由?这个问题，哲学家们很少言及，但事实证明，两者的关系并非那么和谐，前者往往会损害后者。

　　影片一开始，就是王晓楠在参加“民族舞蹈大赛”，无疑，这是她享有积极自由的一种表现，她渴望拿到大奖，在今天的中国，这意味着名利双收，获得更多的积极自由。然而这份对名利的执著，却损害了她的消极自由，她的心灵因此受到强制，舞蹈动作也失去了朝鲜舞的神韵，这立刻被心细如发，见微知著，担任主评委的“奶奶”觉察，并且毫不客气地给出了低分，王晓楠因此心灰意冷，甚至产生了中断舞蹈生涯的念头。

　　为了挽救晓楠的舞蹈生涯，“奶奶”让她随中朝艺术交流团去平壤向朝鲜艺术家学习，其实也就是要她到朝鲜去寻找心灵的自由。王晓楠到了平壤后，一开始和担任大型团体操“阿里郎”艺术指导的朝鲜青年舞蹈家金银顺的交流并不顺畅，甚至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来在金银顺的安排下，她来到了金银顺的家乡，一个朝鲜村庄，换上金银顺送给她的朝鲜民族服装，加入到了村民们欢快的舞蹈行列中，就在这一刻，王晓楠忽然顿悟了：“在她们中间，我体会到了舞蹈最原始，最纯粹的东西，那就是朴实快乐又发自内心。”她终于挣脱了名次、大奖对自己的束缚，不再有任何纠结，感受到了心灵自由放飞的快乐!导演紧接着安排了一组王晓楠在夜幕下的大同江岸，独自一人面对江流翩翩起舞的镜头，应该说，这和王晓楠此时的心境是吻合的——从未有过的自由，从未有过的喜悦，只有通过舞蹈才能表达。

　　经常有人告诉我们，最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一个人们的自由不断增加的历史进程，但王晓楠的经历，似乎告诉了我们一个相反结论，在一个日趋浮躁的商业社会，人们是更加自由还更加不自由?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然，如果说王晓楠是自由的，那么全身心地投入到大型团体操“阿里郎”的排练、表演中的金银顺，和她收养的烈士遗孤中原——一个七岁的男孩——也是自由的。在中原稚嫩的心灵里，能够参加“阿里郎”的排练和演出才是自由的，否则他就会感到自己的自由受到了损害。当他因为生病而被养母拒绝参加彩排时，他站在著名的平壤五一体育场外的草坪上，留下了伤心的泪水。此时，已经能够理解他的想法王晓楠拉着他的手说：中原，这就是你的舞台!于是，合着场内传出的音乐，他在场外的草坪上翻滚、跳跃，想象着仍然和场内成千上万的小朋友们一起跳舞，只有在这一刻，他才感受到自己是自由的、快乐的。

　　不过，朝鲜举办大型团体操的主要目的，应该还是为了增进人民的团结，这也是团体操的形式所决定的：每一个参加演出的演员，无论是动作的幅度还是动作的节奏，都必须与其他人分毫不差，如此才能获得整个团队的认同，每个人都必须完全融入到团队中，才能真正获得存在的意义，个性通过共性而存在，个人通过集体才能获得力量，这就是团体操。

　　显然，朝鲜对这种境界的追求，让刚到平壤的王晓楠感到困惑，当她看到金银顺全身心地投入到团体操的表演中去的时候，她问金成民：“在我这里看，连个清晰的面孔都看不清，她和她的舞姿早就被淹没了，也不知道她在这里跳，有什么意思?”金成民回答说：“她和她的舞姿不属于她个人”，“我们几万个人像一个人”。王晓楠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她能够理解通过追求个性去获得自由，却很难理解通过追求团结来获得自由。

　　让我们稍稍离开影片给定的情景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作为美国总统钦定的“三大邪恶轴心国”之一，面对巨大的军事、经济力量的不对称，以及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仍然未能和美国结束战争状态，国内团结对朝鲜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中国作为一个核大国，作为一个在尼克松访华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事实上的战略盟国，国民无法理解朝鲜对国内团结的渴求，其实很正常，因为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允许国民自由地追求个性。不过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之处就是它是可以被理解的，正因为有了多样性，世界才值得被理解。对于朝鲜，我们还是应该多一份同情性理解吧，何况，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步伐的加快，中国的国民也会很快再次体会到国内团结的重要性。

　　保持电影的人民性、纯洁性，通过电影这一艺术形式，唤起人们的社会责任感，重建社会团结，所有这一切，正是中国电影需要向朝鲜电影学习的。

　　最后，祝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万古长青!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