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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七卷九天揽月）第270章

2014-4-22 21:3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664| 评论: 0|原作者: 东方直心|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

9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各省的地委书记和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也列席了会议。与会人数共计416人。

会议听取了3个报告：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9月下旬，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给老朋友周谷城寄去了《教学与研究》等几本刊物。周谷城翻开一看，凡是引用了他的意见的文章，毛泽东不但都替他折了角，还做上了记号。周谷城捧着杂志，自言自语地说：“有毛主席支持我，我不怕。”

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谷城的文章，题目是《论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毛泽东看到文章后，用长途电话急召周谷城从上海来到北京中南海。他对周谷城说：

“问题移到《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

周谷城说：

“我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联在一块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毛泽东用夹杂着英语的话风趣地说：

“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大家都要学一学。”

周谷城见毛泽东如此说，便倡议道：

“中学高年班、大学初年班学一点是很好的。只怕教不好，学不到手。”

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他说：

“懂不懂，当然也有感觉的问题。但入了门，学了点，自己在生活中要用，总会搞通的。”

1957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

林克：

多日不见，有些寂寞吧？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纂》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毛泽东

10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

“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

最后，毛泽东又谈到了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他说：

“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是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国外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做适当的解释。”

10月9日，是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一天。会议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纳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

毛泽东在下午的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所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毛泽东还首次公开对“反冒进”提出了批评，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就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改贯彻问题说：

“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3年一小改，5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2000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800斤，淮河以北亩产1000斤，淮河以南亩产2000斤？到21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

正是，一家之主当自强，精打细算费思量。毛公斯言已有证，青史岂能容人谤？

再说毛泽东在讲话中又强调了培养科技人才问题，他说：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10年里，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

最后，毛泽东再一次谈到了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他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成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们要求先进，同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原因。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为什么没有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也可以提了，没有提。我们干了革命，没有提，也没有害事。”

八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主要矛盾的观点和加快建设速度的主张，开始为全党所接受，并有所发展。

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协定规定：由苏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10月29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参加了会见。

原来，苏联在前些时提出要利用各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机会，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他们并预先起草了一份会议宣言草案，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在遭到南斯拉夫的反对后，又于10月28日向中共中央征求意见。

毛泽东就这份宣言草案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他告诉尤金说：

“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就宣言本身来讲，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意见我们是同意的，文件本身应当缩短。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说：

“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

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问题，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要讲得恰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它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有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还有，是否可以笼统地提出和资产阶级各种还有民主性的党派进行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关于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及苏共宣布为反党集团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名字，毛泽东说：

“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就我们党内来说，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样一个老党员，几十年一直为革命斗争，怎么会反党？”

毛泽东最后说：

“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指宣言草案——笔者注），值得考虑。

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会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提出一些想法，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考虑。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铁托在内，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1、要团结；2、要和平，反对战争；3、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4、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其它的大家意见一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即宣言草案）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一两个国家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

他又强调说：

“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

1957年11月2日清晨，毛泽东和宋庆龄分任正、副团长，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及工人党代表大会和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是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

此前，毛泽东还点名要山东的老中医刘惠民随行，刘惠民带了一大堆中药来到了北京。

莫斯科派了两架图-104飞机来接中国代表团。毛泽东、宋庆龄以及毛泽东的医生同乘一架飞机，邓小平、杨尚昆等人乘另一架飞机。

毛泽东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克机场，赫鲁晓夫快步上前，与毛泽东热烈握手，又是拥抱，又是吻面颊，似乎没有什么隔阂，场面依旧感人。

迎接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以及胡志明等其它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把宋庆龄、郭沫若、沈雁冰介绍给他们，说道：

“他们现在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是把他们当成我们党的同志一样看待的。”

初冬的莫斯科已是寒气逼人。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说，苏联方面组织了200万人上街欢迎他。毛泽东谢绝了，他说：

“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让300人欢迎我，再加上仪仗队。”

赫鲁晓夫表示尊重毛泽东的意愿。苏联方面在机场举行了简朴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对苏联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还说：

“40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40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为什么连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

毛泽东所说的人造地球卫星是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的。他说着伸手指指头顶，在场的赫鲁晓夫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听到翻译的话，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就在毛泽东说过此话不久，美国人在1957年12月6日发射“先锋号”卫星，果然就地爆炸。1958年1月，苏联又把重达1120磅的第2颗卫星送上了轨道。美国在这一年的2月1日成功发射的“探险者一号”卫星，也仅仅只有8.2公斤。闲话打住。

再说毛泽东在演讲中又说：

“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

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在机场检阅了苏联三军仪仗队，尔后，二人同乘一辆小轿车，驶向克里姆林宫。

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被安排在捷列姆诺伊宫，这原是过去沙皇的住处。宋庆龄被安排在过去公主住的房间里。毛泽东则被特意安排在沙皇的寝宫下榻。他拒绝使用盥洗室，坚持用自己从北京携带来的马桶。

苏联人因为有了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不吃死鱼的教训，这一次早早地准备好了活鲤鱼。就这样，毛泽东看了为他的下属安排的房间后，还是以不喜欢豪华为由发了火。他叫来翻译李越然，说：

“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

李越然没有办法，只得去找杨尚昆，让杨尚昆好好去劝劝毛泽东。

晚上，毛泽东与郭沫若、胡乔木及十来个工作人员一道吃饭，大家议论到了三国时打仗死了多少人的问题，郭沫若说：

“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有六七百万。”

毛泽东说：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回到原籍，他所见到的情景是：‘旧土人民，死丧殆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第1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2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也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此后，毛泽东便全力投入到了外事工作，尽管工作很紧张，但他仍然坚持学习英语，往往在天色未明时，邀秘书林克到他的寝室帮他学英文。有时在休息时间，也把林克叫来，帮助他学习。他对林克说：

“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11月3日晚，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赫鲁晓夫说：

“尤金同志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我们，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

毛泽东说：

“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90%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我建议，由我们的小平同志，还有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12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说，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地让他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

毛泽东还建议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修改宣言的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赫鲁晓夫又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说：

“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它国家的情况很难，评论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而是指亚非国家。”

他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为会议召集者。

赫鲁晓夫考虑到波兰同苏联的关系比较紧张，他说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同他们谈谈；他还说：

“你们的处境好，你们的意见波兰同志能听得进去。”

赫鲁晓夫又说意大利、法国、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提出想见见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同意了。

毛泽东初到莫斯科，赫鲁晓夫殷勤招待他，与他交谈，并多次陪同他进餐，联络感情。据毛泽东的俄语翻译李越然后来回忆说：

“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杆，吃败仗就是由于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正确的作战方案，遭到了拒绝。每当他津津乐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饭不做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名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指挥过千百次战役的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谈话时，不断劝说赫鲁晓夫，敦促他不要与西方进行裁军谈判。他还说：

“如果苏联遭到西方的袭击，你们不应当抵抗，而应该后撤。”

毛泽东的观点使赫鲁晓夫大为惊讶，他问道：

“你说的‘后撤’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平静地解释说：

“就是有目的地撤退，准备打1年、2年甚至3年的持久战。如果你们后退到乌拉尔，到那时，我们中国就可以参战。”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国内事务时，说道：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问道：

“有人接替吗？”

“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1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毛泽东搬动第2个手指头，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继续说：